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形成和演进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要在短短的一小节中把中国文化的发展说清楚是不可能的，对于笔者来说尤为困难。但为了说明中国教育传统的形成，这个问题无法避开，权且在这里谈一点读书的体会。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包含了多民族文化的大系统。它的形成是几千年来各民族之间互相冲突、交流、融合的结果。在这个大系统中，汉民族文化系统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近代许多学者研究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梁启超在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分为：胚胎时代（指黄帝时代至春秋时代）、全盛时代（从春秋至先秦）、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近世之学术（从明亡以迄今时）。这里既有纵向的划分，又有横向的交叉。近年出版的两本书对该问题的划分也不相同。如吴小如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采用传统的上古、中古、近古三分法。他认为，上古涵盖秦汉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奠基时期；中古时期有两个主要文化现象，其一是士族文化得到深入发展，其二是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近古指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转型的时期。[1]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则没有做一般的分期，而是根据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变化，分别论述了九个历程：一、上古：中国文化的发生；二、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三、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四、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五、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六、隋唐：隆盛时代；七、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八、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九、明清：沉暮与开新。[2]两书都讲到西学东渐为止，没有涉及我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也就是只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讲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发展。中国近现代文化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异，但它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对教育的影响十分巨大。谈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不能不涉及中国近现代文化。因此，我根据个人的学习理解，把中国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做如下简要的概述。

华夏文化的诞生和初始阶段 考古学的资料表明，我国早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就产生了华夏、东夷、南蛮等文化派别。在今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黄河中上游的广阔地域内出现了仰韶文化；在今山东、河南、江苏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出现了龙山文化；以后相继出土的还有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等；前几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三星堆文物，说明3 000多年以前的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都有许多新的考古发现，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千年。早在7 000多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其他文物表明，殷商时期我国已经创造出具有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文化思想。华夏初期文化属于氏族制度的文化。据考证，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制时期，龙山文化属于父系氏族公社制时期。原始文化在物质方面主要是火的使用和石器、木器、骨器、陶器的工具制作与使用；观念文化方面主要表现在原始宗教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中国先民中已经出现了以龙、凤等为徽记的图腾画。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他设学舍，开私人讲学之先，晚年潜心“六经”的考订，把整理“六经”的工作与教学结合起来，由此产生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修订“六经”是孔子一生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周朝宗法制度的确立 殷周之际的文化变迁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中国文化概论》和《中国文化史纲要》都把这个时代称为“从神本走向人本”的时代。这个时代从社会制度来讲，是由原始的氏族公社制社会逐步转变为贵族奴隶制的宗法制度社会的时代。到周朝，宗法制度的国家已初步形成。正如《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朝的维新，主要表现在宗法制度的建立上。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继承、余子分封的继承制度。维护这种制度需要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礼节和祭祀的制度，所以就产生了一套礼乐制度（或称“礼教”）。这种礼乐制度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并发展，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这是中国从耒耜农业向犁耕农业转化的时期。在政治制度方面，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国家崩溃，郡县制、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逐步确立，诸侯割据，国家未能统一。在经济上，由井田制过渡到名田制。在学术上，诸子蜂起，学派林立。西汉初期史家司马谈把“诸子百家”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西汉末期刘歆则归纳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实际上，儒、道、墨、法、阴阳是当时最主要的学术流派。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的变迁，也取决于学术界内部力量的聚积。史家对此有很多论述。梁启超在分析百家争鸣的原因时举出七端：一是由于蕴蓄之宏富；二是由于社会的变迁，宗法制度的崩塌，“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3]；三是由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周既不纲，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4]；四是由于交通之频繁；五是由于人才之见重；六是由于文字之趋简；七是由于讲学之风盛。如此分析是有道理的。百家争鸣的结果是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还如梁启超所说：“诸派之初起，皆各树一帜，不相杂厕；及其末流，则互相辩论，互相薰染，往往与其初祖之学说相出入，而旁采他派之所长以修补之。”[5]百家争鸣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该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辉煌时期，同时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

儒家主流文化的确立 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秦始皇在政治改革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全国实现了文字的统一、货币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所谓“书同文，车同辙，度同制”，同时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非秦纪皆烧之”，于是“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行”“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这就是震惊天下的“焚书坑儒”。秦王朝的专横导致了过早的自我覆灭。

汉初吸取秦亡之教训，实施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此后，诸子百家学说又呈现出复兴的气象。但是，汉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上的统一。汉武帝时董仲舒三次应诏上书，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把儒学改造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此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确立下来。这个文化传统绵延了2 000多年，直到“五四运动”之前，没有质的变化。当然，中国文化不限于儒家文化，它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即使是在汉文化中，也渗透着道家、法家等思想的传统，后来又吸收了佛教思想。但不可否认，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张岱年、程宜山两位先生说：“儒家思想、儒家文化虽然并不等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但确实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于儒家学说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也主要体现于儒家学说中。”[6]确为信言。

此后，中国文化又经过几次大的冲突和融合，但直到“五四运动”之前的每一次冲突和融合，都没有使以儒家为主流的汉文化发生质的变化，而汉文化却吸收和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内容，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魏晋玄学、佛教对儒学的冲击 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的冲突。玄学的经典是《老子》《庄子》和《周易》。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道家思想便由盛而衰。时至东汉末期，社会动**。自三国鼎立至隋文帝统一，中间的三百多年时间，中国重新处于分割的状态。儒学无法维持其独尊的地位，各家思想又活跃起来。玄学成为当时知识阶级的主要学术思潮。当时社会改朝换代频仍，生灵涂炭，门阀世族地主之间强取豪夺，互相残杀，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悲观失望、消极颓废，只好谈玄放纵，寻求精神寄托，于是玄学盛行，攻击名教礼法。玄学的发展无论在哲学思想上还是在文学艺术上都对儒学有重大突破。如玄学崇尚的自然和自由，就是对儒家礼教的直接冲击。张岱年、方克立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说道，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的，“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7]，这就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清高之源。

老子，中国古代哲学家。著有《老子》（亦称《道德经》）。《老子》一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教育思想。

这个时期，佛教也在中国大地传播。佛教来自古印度，汉代传入中国内地，魏晋南北朝大动乱时期，适应统治阶级思想麻醉的需要，得以广泛传播。同时，在东汉时期佛教教义开始同中国的传统伦理和宗教教义相结合，在隋唐达到鼎盛，并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宗派。佛教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风行，佛教传播，但儒学仍在发展，魏晋经学独具特色，使儒家经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8]

这个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由于天灾、战争等原因，北方少数民族自汉朝开始就不断迁徙中原边郡，日渐汉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发展，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到中原建国。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提倡“汉化”。特别是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各国，孝文帝时期，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北方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并非少数民族单方面的“汉化”，汉民族也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

隋唐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隋唐时期是中国开疆拓土、建立大帝国的时期。中国文化也进入气势恢宏的隆盛时代。隋唐的兴盛与社会的急剧变化有关。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急剧没落，科举制度确立，中下层士子由科举进入仕途，极大地激发了庶族寒士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使他们登上了世俗地主阶级的文化宝座。“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9]唐代是诗歌创作最活跃的时代，它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唐代的绘画、书法也有很高的成就。唐文化反映了盛唐的恢宏气象。

隋唐时期也是西域地区发展最重要的时期。唐开国以后，大力开发、经营西北边陲。一度称雄漠北的突厥政权土崩瓦解，唐朝在西域驻军设府，保证了中西交通大动脉的畅通与繁荣。中西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得以交往，而汉民族以宽广的胸怀吸收了许多西方文化的精华。唐朝可称为一个具有国际气魄和胸怀的朝代，唐首都长安已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唐朝时东罗马帝国曾七次通使中国。西方商人的足迹遍及中国南方的扬州等城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造纸、丝织、火药、冶金技术传入阿拉伯帝国，然后又传入欧洲。隋唐时期中国不仅与西方交往频繁，而且与东方各国交往很密切。日本、越南都多次派人入唐。不过，对于东方来讲，更多的是汉文化在这些地区的传播。可以说，隋唐时期继承了魏晋时期多民族、多文化的交融发展，以更开放的姿态、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大胆吸收各民族文化，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宋明理学的形成 宋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宋太祖立国以后，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形成了弃武习文的社会风气，士大夫都重视学识，因此，宋朝在哲学、文学、绘画、技术等方面均有重大发展。但是，宋代文化风格与唐代截然不同。唐代文化明朗、热烈、奔放，宋代文化则柔静、淡雅、相对封闭。

宋朝直至明朝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宋明理学的建构，它影响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宋明理学是儒、释、道经过斗争后三教合流的产物。汉武帝以后，传统儒学在中国思想界达到至尊的地位，但不断受到玄学、佛教的挑战。宋朝儒学家开始大胆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革新儒学，创立了理学。[10]理学始于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以“穷理尽性”为主要内容。他们认为“万物只有一个天理”。朱熹对此做了充分发挥，认为宇宙有理和气，“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则把“心”视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强调明心即穷理，更注重内心的修养，以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宋明理学把儒学哲学化，把儒学推崇的“三纲五常”等政治伦理道德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天理，从哲理上加强封建政治的统治。可以说，宋明理学使儒学文化发展到了顶点。朱熹被认为是儒学的集大成者，经他整理和注释的儒家经典被尊为儒家思想的正统，成为中国读书人必读的经典，也是科举考试的依据。但物极必反，宋明理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使儒家文化失去了生气和活力，中国社会从此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一生著述甚多，在教育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他对周秦以来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做了系统的总结和改造，建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

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冲突和融合 隋唐以后中国文化的大冲突、大融合是在辽、金、元时期。这个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入侵中原以至统治全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非汉族统治的时期。但令人惊异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原因是当时北方民族尚处于奴隶制阶段，他们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加速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进程，各朝都采取了大力推行“汉化”的文教政策，“尊孔崇儒”是这一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大融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大，向南、向西、向北扩展。少数民族在推行汉化的同时，还力图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这一时期，汉文化也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华，例如，吸收了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及淳朴的学风；少数民族歌舞乐器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一部分。这种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一直到清朝还在继续。清入关统一全国以后，把自己作为中国封建正统的延续，竭力推行汉化，把本民族文化完全纳入汉文化之中。因此，辽、金、元乃至后来的清朝时期虽然仍是儒家文化大一统的时期，但它也是中国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使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冲击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开始到东方来传教。明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1571—1618）等人到澳门、广东传教，后来到了北京。他们的宗教活动的特点是通过介绍西方学术为传教事业开路，并致力于使天主教中国化。适值明中叶，一些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封建礼教进行批判，他们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利玛窦等传播的西方学术吸引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如徐光启阅读了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非常钦慕，开始向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等西方近代科学。他还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六卷。这些传教士不仅介绍西方天文、历算，而且介绍其他近代科学。如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所著的《泰西人身说概》，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人体解剖学；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所撰的《西学凡》，介绍了当时西方教育制度，尤其是欧洲大学所设的专业、课程、教学过程、考试等。

西学东渐不仅传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而且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想方法。其时，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颜元等都起来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风，反对空谈心性道德的理学，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批判了儒家文化的“不为技艺所缚，故不屑道，不乐为技艺”的传统观念，抨击科举制度，主张培养有“经纬天地之略”的人才。但是，由于当时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清朝建立后，一度出现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康乾之治，再加上传统势力过于强大，西学东渐最终也未能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十年（1582年）来中国，研读“四书五经”，在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等知识，译有《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天学实义》等，对打开中国人的眼界和中外文化交流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运动”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 中国文化的最大一次变迁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五四运动”是反对中国封建文化的集中表现，但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才真正摧毁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基础。中国自秦以来直到鸦片战争之前，是一个封建社会，反映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封建文化。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映这种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因此，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自鸦片战争以后就已经开始逐渐解体。但由于清王朝尚未被推翻，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文化的主体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封建文化。“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当然，在“五四运动”初期，参加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成分是很复杂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11]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新文化运动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体系才真正崩溃，新文化体系才开始建立起来。然而，正如上一章讲到的，文化，特别是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具有某些凝固性，社会制度的变革可以动摇旧文化的基础，摧毁旧文化的体系，但旧文化的某些观念还会残存下来，新文化的建立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到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尚在建设之中。但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这一次中国文化的变迁是带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中国文化的一次质的变化。关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我们在后面将有专章论述，这里只做简单的介绍。

从中国文化的演变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是在冲突与融合中发展而来的。每一次冲突和融合，都是文化的选择和创造。中国文化在演变过程中，凡是优秀的部分，总是被保留下来，并且经过改造和创新，符合了时代的要求，从而更加发扬光大；凡是拙劣的部分，就会被抛弃，当然也有一部分会在某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中国文化从纵向发展来讲，几经变迁，到今天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从横向上看，它又区别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文化，具有中华文化的特质。正是这些文化的特质，凝聚成世界各地华人的中华情结，大家团结一心，为复兴中华文化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