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上建立起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在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同时,改造了旧的教育制度,逐步建立了苏联教育的新体系。但是,文化教育领域内的革命,比推翻一个旧政权还要困难许多倍,因为它意味着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60多年来,苏联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千百万名干部和专家、亿万名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然而教育改革却永无止境,而且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研究战后苏联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不能不回顾一下他们在战前走过的道路。从历史上把它连贯起来,就能更清楚地了解当前苏联教育的来龙去脉,就能总结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一、列宁的教育思想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他在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理论,为苏联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论教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教育是社会关系所决定的,“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因此,“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2]。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教育的阶级性。列宁多次阐明资产阶级的教育渗透着资产阶级的阶级精神指出,认为教育可以超出政治是资产阶级的谎言,资产阶级自己总是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的第一位。他说,“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们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3]。
列宁在批判旧学校的同时指出,无产阶级的教育必须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精神,把教育同无产阶级面临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1919年列宁在起草《俄共(布)党纲草案》时,在国民教育部分写道:“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4]。这里指的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当然不能像我国“**”中“四人帮”那样歪曲的,把学校当作专政的机关,对知识分子实行专政,而是指社会主义学校要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新人,要通过教育来消除群众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强调,在革命胜利以后,教育为巩固胜利成果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服务。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讲到,“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建设,你们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同你们的直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5]。1920年列宁拟定了全俄电气化的设想,并且提出了一个公式,共产主义=苏维埃+电气化。这就是说,除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政权以外,还要有科学技术,有高度的生产力才能建设共产主义。教育要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
(二)论文化革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类的一切科学文化成果变成了人民的财富。但是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要在这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此,列宁及时提出了文化革命的任务。列宁把文化革命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为文化革命创造了条件,而文化革命又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得以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列宁深刻地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6]
列宁提出的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普及义务教育,培养和造就共产主义建设的干部,发展民族文化。
革命前的俄国,男子中几乎70%,女子中将近90%是文盲。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列宁说:“你们知道,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7]他要求青年们联合起来到农村去扫除文盲,使青年一代中不再有文盲。
列宁把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与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和克服官僚主义联系起来。他指出,首先要识字,每个人都识字,每个人都有文化,才能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才能消灭官僚主义,实行国家的民主管理。当然,光识字还不够的,还要提高文化水平,这不是说单纯地使群众具有一些基础文化知识,而是意味着使群众具有独立参加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成为历史的积极创造者。为此,列宁写道:“……仅仅扫除文盲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苏维埃经济。在这方面,光认得几个字是成不了大事的。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8]
列宁十分重视人类积累的文化遗产。他批判一切文化的虚无主义,那种认为一切旧文化都是对无产阶级具有危险性,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有害的。并且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9]列宁曾经尖锐地批评旧学校的缺点,说它是死读书的学校,实行强迫纪律的学校,死记硬背的学校。但是他警告青年们不要把旧学校一概抹杀,而是要把旧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
文化革命的重要内容是发展民族文化。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民族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发展民族文化,即应使各民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权,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讲授本民族的历史。列宁还提出了“两种文化”的理论,即每种民族文化中既存在占统治地位的地主、资产阶级文化,也存在代表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无产阶级应珍惜这种优秀的文化遗产。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0]
(三)论学习
建设社会主义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要学习。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给青年们提出的任务就是学习,要求青年们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的新一代。他说,老一代至多只能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只有靠新的一代人。所以青年的任务就是要学习。
列宁在这个演说中还回答了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的问题。列宁说,所有想走向共产主义的一般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所谓学习共产主义,绝不是领会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和著作里的一切知识,那样就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他告诫青年,如果在批判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的时候,就从这里得出结论,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1]。
那么该怎样学习呢?列宁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把学习和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结合起来。列宁指出当时的任务是在现代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改造和恢复工业和农业,实现全国电气化。青年们仅仅识字还不够,仅仅懂得什么是电气化还不够,还要懂得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工农业上去,把共产主义变成青年实际工作的指针。“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学习、教育和训练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旧的剥削者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12]
列宁还谈到共产主义的道德问题。他指出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它完全符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青年们应该养成共产主义的道德,参加到沸腾的实际生活中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四)论建立统一的技术学校的原则
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中写道:“(3)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的生产部门);(4)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这就为改造旧学校建立新的统一的综合技术学校奠定了基础。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的学校是双轨制,普通学校都是为统治阶级的子女所设立的,劳动人民的子女受不到应有的教育,或者只能进入简陋的初等学校。革命以后对旧学校应该怎样进行改革?列宁提出了建立统一的综合技术学校的原则。
在统一的学校里实施教育同生产劳动的结合。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13]
列宁十分重视在学校里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并把它视为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什么是综合技术教育?列宁解释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列宁反对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某些领导对综合技术教育的曲解,他们用职业技术教育来代替综合技术教育,使儿童过早地专业化。列宁指出,综合技术教育是使学生熟悉生产的一般科学原理,掌握使用一般的最常用的劳动工具的技能。而职业教育则是传授某一行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培养某种专门人才。列宁指出,要避免过早地专业化,要在所有的职业技术学校里扩大普通学科的范围,不要变成培养手艺匠的学校。
综合技术学校是大工业生产提出的要求。大工业生产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马克思说:“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14]这就要求工人要不断提高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15]这种人怎样培养呢?就是通过综合技术教育。因此,综合技术教育是和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它使学生熟悉大工业生产的知识和技能,不是手工业生产的知识和技能。
列宁认为,综合技术教育是和智育密切联系的。综合技术教育必须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这些知识在学校里主要是通过数学和理科教学传授给学生的。因此,实施综合技术教育不能削弱科学知识的教学,而是要掌握这些知识,并了解它们在生产中的应用。列宁还认为,综合技术教育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各种专业的具体技能,而是要了解现代生产的一般原理。
列宁还具体设计了学校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蓝图。他在对克鲁普斯卡娅《论综合技术教育》的提纲所写的评论中指出,综合技术教育必须绝对执行的任务如下。
(1)参观附近的电站,并在电站举行一些有实验的讲座;做一些只有用电气才能做的实习作业。
(2)用上述的办法参观每个办得不错的国营农场。
(3)用上述的办法参观每个办得不错的工厂。
(4)动员全体工程师、农艺师、全体大学数理系的毕业生,来做关于电气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讲演、指导实习作业的讲演、巡回讲演和其他工作。
(5)设立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小型博物馆、展览车、展览船等。
他要求当时第二级学校(12~17岁)的毕业生既精通本行业务,成为受过实际训练的细木工、粗木工、钳工等,又具有广泛的普通知识;应该成为共产主义者;应有综合技术的见识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本知识,即:
(1)关于电气的基本概念;
(2)关于机械工业中运用电气的基本概念;
(3)关于化学工业中运用电气的基本概念;
(4)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的基本概念;
(5)参观电站、工厂、国营农场不得少于1~3次;
(6)知道农艺学的基本原理等。
这里列宁把什么是综合技术教育,怎样实施综合技术教育说得清清楚楚。列宁的这种思想成为苏联建立统一的综合技术学校的基本原则。
(五)论教师
列宁十分重视教师的工作,并为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师大军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列宁指出,学校里最重要的是教学人员。因为决定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的不是别人,而是教学人员,任何“监督”、任何“领导”、任何“教学大纲”“章程”等对教学人员来说都是空谈。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有些教师反对苏维埃政权。列宁指示,共产党人和进步的教师要做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列宁在为俄共(布)起草的党纲草案中就写着“不仅像现在这样把教师的一部或大部彻底争取过来,而是要把全体教师彻底争取过来”[16]。
列宁认为,苏维埃的教师肩负着重大的任务,就是培养建设新生活的青年一代。同时,教师还是向工农群众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和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指出,“……几十万教师,——这是一种推动力工作、启发人们思想、同目前群众中还存在的偏见做斗争的机构”[17]。教师的责任这样重大,他必须自己先受教育。列宁教导教师到斗争的实际中去,摆脱对资本的从属,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教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狭隘的教学活动的圈子里。教师应该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新教育学的任务是要把教师的活动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18]。
列宁还十分重视提高教师的地位和物质待遇问题。他说:“……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所以,列宁提出,“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素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9]。
列宁的教育思想在苏联几十年来的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中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二、革命初期的教育改革
苏维埃政权自成立之日起就对国民教育事业予以极大的重视并着手进行全面的改革。1917年10月29日,即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成立的第三天,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发表了《告人民书》,提出苏维埃政权在教育方面的基本任务:通过实施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在最短期内使全体居民识字,培养师资,组织统一的苏维埃学校,增加国民教育经费,广泛地建立成人文化教育组织,吸引教师讨论有关国民教育建设问题等。1917年11月15日教育人民委员部又分别发布了《告全体教师书》和《告学生书》,要求教师与工农合作,学生接近工农。
(一)确立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对教育的领导
1917年11月9日,人民委员会发布指示成立了国家教育委员会,领导全国国民教育工作,并着手拟定建设国民教育事业的方案。根据11月15日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决定,所有教会教区学校、教会师范学校、神学专门学校和讲习班、正教专门女校、传教士学校、神学院以及所有其他教会所管辖的学校都归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1918年1月列宁签署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命令》,宣布信仰自由,废止一切有关宗教信仰的限制和特权,禁止在学校内讲授宗教科目和举行宗教仪式,教会不能干涉学校事务。
1918年1月开始取缔俄国原有的官僚的学校管理机构——学区,撤销学区督学、国民学校校长与学监的职务,各地中小学统由工农代表苏维埃领导。
同年5月又决定实施男女合校,取消了过去在教育上男女不平等的限制。十月革命前,女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比男校低得多,而且实行一种特殊的制度,设立女学监监视学生等等。当时女校的数目也比男校要少。因此如果保留男女分校,就不能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权利,不能保证女孩子充分就学。所以,男女合校是实现男女平权的必要措施。
从革命政权所采取的以上措施可以看到,革命初期的教育改革集中在夺取教育的领导权上,使学校真正转变到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改造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做出贡献。但是,学校改革的工作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旧国民教育部的官员和一部分教师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教育政策,拒绝与苏维埃政权合作。为了与旧势力做斗争,并争取广大教师群众,一部分先进的教师组成了国际主义者教师联合会,而且发展越来越壮大。列宁十分关心团结和改造教师的工作。他指出,对广大教师,必须进行耐心的工作。因为大部分教师在沙皇时代的学校里接受了敌视无产阶级的教育,不可能马上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任务和前途。共产党的组织、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遵照列宁的指示,广泛开展工作,组织教师代表大会、教师讲习班等,解释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政策,把广大教师团结在苏维埃政权一边。1918年6月召开了国际主义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到会上发表了演说,号召教师首先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军,要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把自己的活动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1918年7月又召开了全俄第一次教师代表大会,号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教师转变到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一边来。1919年1月,全俄国际主义教师联合会又如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又亲临到会演说,指出,经过一年的斗争,绝大多数教师都靠近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都深信社会主义革命有它深刻的根源,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扩展到全世界。他建议成立统一的教师工会。根据列宁的指示,很快就成立了“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工会”。
(二)建立统一的劳动学校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第二件事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学校教育体系来代替革命前的双轨制。国家教育委员会为制定新学校的原则进行了大量工作。开始莫斯科的学校改革司提出了一个方案,稍后,彼得格勒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成员也提出了一个方案。1918年8月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上述两个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劳动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依照莫斯科方案,劳动应是学校的基础,儿童要通过生产劳动解决“自我服务与自我给养”问题,因而主张把学校办成劳动公社。彼得格勒方案也重视劳动在学校中的作用,但不赞成把学校变为“劳动公社”,认为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前者实际上受到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完全抛弃了过去学校的经验,以后发展到“学校消亡论”。但是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结果通过了莫斯科提出的方案。
1918年10月16日公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统一劳动学校宣言》。这是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文件确定了新学校的原则,确定了学校的任务、制度和组织形式;提出尽快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任务,各级学校人人可进,并且是免费的,宣布学校是绝对非宗教的;取消了革命前所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学校,确定了九年一贯制的统一劳动学校。学校分为两级:第一级为5年,第二级为4年,各级学校相互衔接。儿童8岁入学,17岁毕业。学校之前设幼儿园。文件公布了生产劳动与教学结合的原则和学校综合技术性的原则。文件反对各种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和烦琐哲学,要求照顾到学生的兴趣,发展儿童的创造性,建立学校与生活的联系,要求尊重学生的人格,反对对学生实施监督和侮辱性的惩罚;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自治机构所组织的活动。文件反映了莫斯科方案的意见,错误地把“生产劳动作为学校生活的基础”,规定了过多的劳动时间(每周10小时,约占教学总时数的1/8)。《宣言》曾拟定了以教授“儿童百科全书”的形式实施综合的教学;把教师的作用视为“各种不同年龄儿童家庭中的长兄”等,这都是不正确的。这样就为二十年代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打下了基础。
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在国民教育方面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20]党纲扼要地规定了社会主义学校建设的根本原则,远景规划和途径,为17岁以前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通和综合技术教育,完全实行统一劳动学校原则,用本族语教学,男女合校,绝对世俗性,实行教学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并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为17岁以上的成人广泛地发展跟普通综合技术知识相联系的职业教育,使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
革命初期,苏维埃政权受到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困扰,国民经济极端艰难。1920年12月31日至1921年1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前4年、后3年的七年制学校来代替前5年、后4年的九年制学校。在七年制学校以后是技术学校,即职业学校,修业年限为3~4年。这样儿童只在15岁以前受普通教育。列宁当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批评过早的专业化的思想。他说:“党应当无条件地站在俄共党纲关于综合技术教育所确定的立场上……,同时,党应当认为把普及综合技术教育的学龄标准从17岁降低到15岁,完全是由协约国强加于我国的战争所造成的贫困和破产引起的一种暂时的实际的需求。”[21]
(三)学校教学的改革
十月革命以后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直到1920年以前,教育人民委员部都没有制定一个必须执行的学校教学计划,仅仅在1920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才公布了一个参考性的教学计划。两个方案:最低的和最高的方案。所以,各州、地区教育局只好自己制订地方性的教学计划。这些计划无论是在教授的科目上还是内容上都极不一致。
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克鲁普斯卡娅在1923年《关于大纲问题》中讲到,革命后的头几年,学校大多用的是旧教学大纲,教育人民委员部只公布了一个“劳动学校教育工作材料”,为第一级学校用的。它不是按学科的体系,而是按单元知识编排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劳动任务上,而不是在获得知识上。被放在首位的单元叫“世界知识”。教学的中心是劳动任务,在学校或公社劳动。一、二年级的劳动以游戏的形式进行。围绕着劳动教给学生必要的知识,研究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劳动,回答学生遇到的问题,建议学习在田野或者园地劳动,或者在参观森林、工厂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生物和非生物世界。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材料设计者认为,知识的多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选择材料的方法。所以教师有权缩小或扩大大纲中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在制定劳动学校第一级的“教学工作材料”的同时,1919年内,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了劳动学校第二级的基本教学科目的提纲和某些学科的参考大纲。但教师可以不按这个大纲教学。为了消除学校和生活的脱节和把生产劳动作为基础,学校改革小组在提纲中和参考大纲中指示必须在学校教学中加强实习,说这样可以克服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和烦琐哲学,使学生获得活的知识。
大纲的制定者根本不提教科书的问题,也不提教师讲解的作用。学习知识的方法是直接感知事物,生产劳动。鼓励艺术创作,参加集会、座谈会、纪念会。了解自然只了解表面现象,到三、四年级才联系到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
1923—1924学年,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了苏维埃学校必须执行的教学大纲。它的特点是:教材不是按各门学科排列的,而是把学校里必须学习的全部知识分为自然、劳动和人类社会知识三个单元排列,称为综合教学大纲。教育人民委员部于1927年又重新改订教学大纲,规定了俄语和算术知识的范围。但教育人民委员部仍错误地坚持制定教学大纲的综合教学原则。
这个时期,苏联教育在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同时,受到资产阶级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如“儿童中心主义”“学校消亡论”等,“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实验教学法”等在学校中流行起来;废止了入学、升级和毕业考试,取消了对学生学业的评定。这一切使教学质量下降,严重地影响到技术干部的培养工作。
应当说,当时教学改革是十分必要的。俄国的旧学校主要是培养资产阶级子弟的,严重脱离实际。革命以后不仅要从领导权上,组织机构上加以改革,从内容到方法也都应该改革。当时改革的精神也是无可非议的,只是缺乏经验。谁也不知道统一的劳动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为了反对革命前那种脱离实际,呆读死记的传统教育方式,把当时流行于西方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当作新的教育思想而全盘地接收过来。
(四)改革高等教育,使劳动人民受到高等教育
为了使工人和农民有受高等教育的可能,建立了特别的系——工人系,附设在高等学校里。在我国称它为工农速成中学。1918年和1919年许多学校开设了工人系。1920年1月17日颁布了建立工人系的命令。在沙皇俄国,工人和农民是不可能进入高等学校的,甚至于受中等教育也没有可能。革命后为了使他们也能进入高等学校,必须给他们创造文化补习的条件。工农速成中学就是起着这样的作用。它在许多年内成为高等学校无产阶级化的主要途径。到1928年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的学生达到5.6663万人,到1932年达到33.9万人。工农速成中学的修业年限为3~4年,除了白天上课的工农速成中学以外,还有夜间上课的。在3~4年时间内为没有上过中学的工农补完中等教育的课程,然后进入大学本科学习。
1921年建立了红色教授学院,培养高等学院政治课的教师。
高等学校里废除革命前的学衔制度及其所享受的特权,以消除高等学校内部的等级差别,为高等学校教师规定了统一的称号。
在这一时期高等学校有了较大的发展,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建立了许多新的工学院、工程经济学院和其他高等学校,开设了沙俄时期没有的专业,如优质金属生产、矿产、铁路电气化、合成橡胶、木材化学等专业。
总之,这一时期苏联在教育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尝试,但由于缺乏经验,思想比较混乱,还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新的教育体系。
三、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调整
1920年末,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维埃人民很快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1925年4月底召开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实现工业化的任务。1930—1934年,又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都提出了培养干部的问题。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930)通过了关于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决议,要求儿童八岁入学,至少要读完小学四年;同时为所有11~15岁的超龄男女儿童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在城市和工矿地区实施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从1932—1933学年起开始把所有的中学改组为十年制中学。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又提出在全国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
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福利的改善,文化需要的提高,使得初等教育很快得到普及,中等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29—1930学年,有学生1350万名,到1938—1939学年,学生增加到2120万名。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技术干部。但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强调了学校以生产劳动为基础,采用了综合教学大纲、设计教学法等一套错误的做法,严重地影响到学生的文化学习,学生学不到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毕业生不能满足高一级学校培养干部的要求。这种状况必须彻底改变。于是在联共(布)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对教育实现了全面的改革和整顿。联共(布)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发布了相应的指示来纠正20世纪20年代的错误,使教学质量得到根本的改善。
联共(布)在20世纪30年代发布的几个著名文件在苏联教育史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它成为苏联教育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教育科学的理论依据,这些文件如下。
(一)1931年9月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
《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先肯定了苏维埃政权在实现党纲规定的教育任务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学校网得到了发展,旧学校得到了改造;中小学生的数目增加很快;学校的社会成分根本地改变了,工人和农民的孩子成了学校的重要成分,用本族语言进行教学已经普及苏联文化方面最落后的民族。《决定》指出,学校一切工作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原则上的改变。
可是,虽然有了这一切成绩,中央委员会认为,苏联学校还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对它提出的要求。学校存在的根本缺点在于:学校的教学没有给予充分的普通教育知识,培养完全通晓文字、很好掌握科学基础(物理、化学、数学、语文、地理等)的学生以升入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的任务没有解决好;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往往是形式的,并不能培养儿童成为理论和实践结合并掌握技术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决定》严厉批评脱离系统而牢固地掌握各门科学知识而谈综合技术教育是对综合技术教育思想的粗鲁的曲解。《决定》重申了列宁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指示,指出,综合技术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它应当使学生学到“各种科学的基础”,“把一切主要的生产部门在理论上、实践上”介绍给学生,实施“教学与生产劳动密切联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在一定的基础上来实行,即一切学生的生产劳动要服从学校与思想教育的目的。
《决定》批判《学校消亡论》和《设计教学法》,要求立即组织科学的研究工作对教学大纲进行研究,保证教学大纲包含系统的各科知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1932年1月1日即按照修正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1931年9月5日的《关于小学和中学的规定》是三十年代教育大整顿的开始,也是以后一系列改革的基础。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教给学生系统的各科知识。
(二)1932年8月2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作息制度的决定》
《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作息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肯定了根据《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的原则编制的新的教学大纲已大大地改善了学校的教学工作。但同时指出这些大纲还存在许多缺点:规定的教材分量过多,各科大纲之间配合得不够或者完全没有配合;有的大纲中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各种社会科学课程的大纲历史观点不够;等等。
《决定》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须在1933年1月1日以前改订中小学的教学大纲,以保证儿童能真正掌握巩固而有系统的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关于事实的知识以及正确说话、作文、演算数学习题的技能。《决定》还为修订教学大纲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
《决定》认为,流行于当时学校中的“实验小组方法”使得在教学工作上没有专人负责,降低了教师的作用,忽视每个学生的个人学习,应当予以纠正。同时明确指出:
(1)中小学校中教学工作组织的基本形式应当是分班上课,并应有严格规定的日程表和固定的学生;
(2)教师必须负责有系统和连贯地讲述他所教的科目,培养学生运用参考书和教科书进行独立作业的能力;
(3)施行对学生知识质量的评定,认为在学年终结时进行一次学业检查的考试是必要的;
(4)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迅速制定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各科教学法;
(5)加强学生的自觉纪律。
这个《决定》是继1931年9月5日决定以后又一个重要的文件。它确定了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校应该具有的教学秩序,这就进一步肃清了二十年代流行的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教育的影响,使传统的教育思想重新占据主要地位,它对后来苏联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至今苏联学校教学工作的组织遵循着这些原则。
为了进一步改善学校的教学工作,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还通过了许多决议和指示,如1932年2月12日的《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要求编写出版稳定的各科教科书;1934年5月16日的《关于中小学本国史教学和地理教学的决定》;1934年5月15日决定苏联的学制为初等学校、不完全的中等学校(七年制学校)和中等学校(十年制学校)。1935年9月3日《关于小学、不完全中学和中学教学工作的组织和校内规则的决定》对学年和学校生活制度问题又做出了一系列详细规定,包括全国统一的校历、招生考试制度、用五级记分标准评定学生成绩,统一中小学的校服等。
(三)1936年7月4日《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曲解的决定》
《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曲解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批判了儿童学运用资产阶级的宿命论,把儿童的天赋归结于生理上和社会上的因素,从而把大多数工农子女列为“落后的”“有缺陷的”一类儿童而被送入特殊学校,使他们受不到正常的教育。《决定》斥责儿童学的虚伪性和反科学性,并建议停止儿童学者的有害的活动。这个决定对改善学校工作,提高教师威信,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体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几个决定可以看到,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整顿重点是整顿教学秩序,建立一整套严格的,以保证学生掌握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和技能为核心的教学制度,提高学生的质量,保证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当时学校所承担的任务的情况,在强调学习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却忽视了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列宁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也没有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把技术教育都集中到劳动课内进行。面这种劳动课并不能保证学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一切主要的生产部门,只进行一些手工艺的教学,直到1937年3月4日教育人民委员部下令取消了劳动课,关闭了学校工场,至此,20世纪30年代的学校变成了单纯的知识学校。
同时在批判20世纪20年代的做法时过于绝对化,把它们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有吸取其中有益的成分,例如关于注重儿童兴趣,注意儿童的个别差异,发挥儿童的主动性等,致使以后的教学模式僵化。
(四)高等教育的调整和发展
20世纪30年代,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工农业技术改造的完成,国民经济各部门已经有了新的技术。这时候,培养精通技术的干部人才问题,便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1935年5月斯大林在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这一切都给高等教育提出了任务。
1929—1930学年共有高等学校190所,而到1932—1933年则达到832所,可是有些学校条件太差,有些学校成立的时候准备就不够。于是对高等学校进行了调整。1933—1934年减少到714所,1934—1935学年减到638所。但到1940—1941学年又发展到817所,其中800所是一般高等学校,17所是函授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共81.17万人。其中工业和建筑专业学生16.84万人,占学生总数的20.7%,运输与邮电专业学生3.62万人,占4.5%,农业专业学生5.21万人,占6.4%,经济与法律专业学生3.63万人,占4.5%,卫生、体育运动专业学生10.93万人,占13.5%,教育专业学生30.86万人,占49%,艺术和电影专业学生1.03万人,占1.3%。从不同专业分布的学生来看,这一时期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培养中等学校的师资。
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高等学校的社会成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生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其中50%是女生。为了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928年联共(布)中央七月会议决定派有党的工作经验、政府工作经验和工会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到高等学校学习,这些共产党员进入高等学校对高等学校的建设起了巨大作用。他们觉悟高、作风好、要求严,在学习上和社会政治工作上都起了模范作用。
20世纪30年代对高等学校的专业进行了调整。由于工业化发展,各部门需要各种具体的技术干部。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专业范围分得过细过多。这是由于各个专业部门对自己需要的干部要求得太具体,最大限度地接近工作条件。1931—1932年全国共有900种专业,其中许多专业之间的区别非常微细。1933年进行了调整,把900个专业合并为345个专业。
在这个时期,苏联为高等教育制定了各种制度。恢复了高考制度,招生对象从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逐渐转向普通中学毕业生。重新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教科书。1934年1月1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科学工作有显著成绩者授予学位和称号》的决定,1937年3月20日又通过了《关于学位和学衔》的决定,确定了博士和副博士两级学位和教授、副教授、助教三级学衔。1938年9月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高等学校标准规程》,这是第一个全面论述高等学校的宗旨、任务、工作内容和要求的基本文件,对高等学校的统一化和规格化起了巨大作用。
(五)教育科学的发展
这个时期,教育科学有了发展。加里宁、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的教育实践活动和他们的教育主张对苏联学校教育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加里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一直担任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是宣传共产主义教育思想的伟大战士。他的《论共产主义教育》等著作是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道德教育的生动教科书。他说的“教育是对于受教育者心理上所施行的一种确定的,有目的的和有系统的感化作用,以便在受教育者的心身上,养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质”[22]这句话已经成为教育学中普遍使用的定义。
克鲁普斯卡娅在十月革命以后长期领导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苏联国民教育领域内的许多重要改革是在她的指导下进行的。在20世纪30年代,她曾为学校的整顿工作,为实现列宁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做了不懈的努力。她特别对学前儿童的教育问题、少年先锋队的教育作用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她的教育论述被汇集为十卷本的教育文集,是苏联教育科学的宝贵财富。
马卡连柯在十月革命以后即从事流浪儿童和犯罪青少年的再教育工作。他组织了“高尔基工学团”“捷尔任斯基儿童劳动公社”,大胆进行教育实践,经过艰苦的工作把数千名误入歧途的青少年教育改造成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一定知识技能的新人。他的成功引起国内外的注意。高尔基曾写信给他,赞扬他的工作是有世界意义的。1936年他开始从事教育文艺和教育理论的著作工作。他揭示了教育工作,特别是道德教育和劳动教育中的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提出了一整套道德教育的原则,论述了正确的辩证的师生关系。他的著名的教育小说《教育诗篇》就是他的教育经验的结晶,闪耀着革命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思想的光辉。他的许多教育著作被汇集成《马卡连柯全集》七卷本。
1937年起开始出版《苏维埃教育学》杂志。1939年出版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和格鲁兹捷夫主编的教育学。这些教育学是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教育实践和理论的总结,使教育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至今还影响着苏联教育理论。
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改革为苏联教育奠定了基础。1939年的人口普查说明,居民的文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全苏联受过中等教育的有1320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有100万人。每千人居民中有受过中等教育的77.7人,受过高等教育的6.4人,其中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高等学校毕业的,而且70%以上是1929—1937年毕业的。这一批技术干部在卫国战争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六十年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骨干。
20世纪30年代的改革也是有缺点的,特别是在中等教育方面,只重视知识教学,对生产劳动教育重视不够;在教学工作方面重视了严格训练,对发展学生的能力重视不够。但这些都是带有时代的特点的。
[1] 本文为《战后苏联教育研究》一书的第一章,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8、269页。
[3] 《列宁选集》第4卷,346页。
[4] 《列宁选集》第3卷,765页。
[5] 《列宁选集》第3卷,351页。
[6] 《列宁全集》第29卷,152页。
[7] 《列宁选集》第4卷,357页。
[8] 《列宁全集》第33卷,56页。
[9] 《列宁选集》第4卷,362页。
[10] 《列宁选集》第4卷,348页。
[11] 《列宁选集》第4卷,347、348页。
[12] 《列宁选集》第4卷,355页。
[13] 《列宁全集》第2卷,41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3页。
[16] 《列宁选集》第3卷,765页。
[17] 《列宁选集》第4卷,368页。
[18] 《列宁全集》第27卷,418页。
[19] 《列宁选集》第4卷,677、678页。
[20] 《苏联共产党的决议和决定》莫斯科版,第1卷,419页。
[21] 《列宁全集》第32卷,110页。
[22] [苏联]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88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