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4日，苏联《真理报》公布了《苏联普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草案）》，经过3个月的全民讨论和修改，于4月10日和12日分别由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实施。这是继1968年教育改革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教育改革。硏究和分析这次改革，不仅可以对苏联教育的发展和现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于认识教育发展的规律和我国教育改革应采取的方针有所裨益。

一

《苏联普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草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指出，这次学校改革的目的，“是要把学校的工作提高到符合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需要的崭新水平”。《基本方针》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达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普遍实现生产自动化，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提高和使产品达到世界最佳水平。这一切都要求开始独立生活的年轻人—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具有最现代化的教育水平，智力和体力得到高度发展，掌握生产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原理，对劳动采取自觉的创造性态度。”时代在发展，特别是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到来时，如何使学校教育适应新的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这是世界各国都在考虑的问题。教育改革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展开，并不仅限于苏联。但是苏联的这次教育改革采取了这样大的规模，动员了全国人民进行讨论，绝不仅仅是为了一般地提高教育水平，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的。笔者认为，这次苏联的教育改革是要解决长期存在于苏联学校教育中的以下三大问题或叫三大矛盾。

（一）关于知识教育与劳动教育的矛盾问题

《基本方针》中提到：“伟大的列宁是苏联国民教育体系的缔造者。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始终不渝地贯彻列宁的统一劳动综合技术学校的思想。”但是要建立这样的学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联几十年来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走过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推翻了渗透着阶级偏见的旧的教育制度，强调建立统一的劳动学校制度，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统一劳动学校宣言》和《统一劳动学校规程》错误地把生产劳动作为学校生活的基础，过多地安排生产劳动，严重地忽视学校中的知识教育，学生不能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影响到高等学校的质量和人才的培养，这就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整顿和改革。

20世纪30年代，苏联着力于整顿学校秩序，强调学校中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加强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大大减少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最后于1937年取消劳动课。普通完全中学的任务主要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成为高等学校的预备班。

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七年制教育的逐步普及和完全中学的发展，完全中学的毕业生已经不能全部进入高等学校。他们必须走入社会，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但是普通中学并没有为他们进入社会做什么准备。他们既没有劳动的基本技能，思想上又厌恶体力劳动。针对这些情况，1958年赫鲁晓夫以“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为主题，进行了教育改革。那次教育改革延长了学制（由10年延长到11年）；加强了学校的生产劳动；规定普通中学要兼施生产教学，进行职业训练，毕业时要求掌握一门专业；高等学校优先招收有2年以上工龄的青年等。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高年级的教学计划中把1/3的时间用于生产教学和生产劳动，普通中学以培养劳动者为主要任务。

当时的教育改革并不是所有苏联教育家和家长都同意的。在改革开始以后，报刊上就不断地出现各种意见，要求重新强调普及普通的中等教育。以后几年执行的情况也很糟，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阿法纳先科在1961年11月的自治共和国教育部长、省和边区教育厅局长会议上就指出，学校的劳动教育和教学的安排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劳动课是形式主义地进行的，带有狭隘的手工业的性质（参见苏联《国民教育》，1961年第12期）。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格涅多夫在俄罗斯联邦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六次常委会上对教育改革的执行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过去几年，改组学校的工作的速度很慢，而且改组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差。退学现象很严重，学校改组工作往往是“徒具形式”，“只是更换招牌而已”。

这次改革持续到1964年，没有取得成功，看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改革严重地降低了中学的教学质量。比较改革前后的教学计划就可以看到，虽然知识教学的时间并没有减少，但由于生产教学的时间大幅度增加，只好增加每周上课时数并减少学习某些普通科目的时间，其结果是原来已经沉重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了，教学质量普遍下降，不少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学生中途退学的比率很高。例如，1962年退学的学生达到50万人（参见《教师报》，1963年10月5日），农村地区学生退学率高达50%（参见《教师报》，1962年4月10日）。退学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跟不上。关于教学质量的批评，来自高等学校的更为激烈。高等学校认为中学没有提供高质量的新生。特别是按照招生的规定，新生的80%以上来自有2年工龄的青年，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不能满足高等学校的要求。格涅多夫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有些教育工作人员忽视普通学校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以知识武装学生。

第二，在中学实现职业训练的想法落空了，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生产教学组织得很不好，缺乏物质基础，生产劳动徒具其形。特别是高年级到工厂去生产实习，却没有具体的工作岗位，往往是站在工人背后，看着老工人工作，或者被分配去做 “既没有教育意义也没有认识意义的偶然性工作”，有时竟用来“进行自我服务，收集废金属和废纸”（《国民教育》，1963年第7期）。

二是学校职业训练的专业和国民经济部门的需要不对称。学校确定生产教学的专业范围本来应该从长远来考虑国家对各种专业人员的需要，但是学校无法得到这种需要的可靠资料，因而学校在决定生产教学的专业范围时是盲目的、自发的，没有考虑到国民经济部门的需要和青年们的爱好。结果一些专业的毕业生多，另一些专业的毕业生不足，因而有些毕业生虽然希望按照自己所学的专业去工作，但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另一些毕业生则不愿意按照他们在学校所学的专业去工作。据调查，在新西伯利亚省1963年中学毕业的总人数中，按照生产教学的专业就业的仅仅是所有毕业生的11%（参见苏《哲学问题》，1965年第5期）。这样，国家仍然还要另外拿出一笔钱来为这些经过职业训练的青年进行再训练。

三是缺乏生产教学的教师，这也是职业训练落空的重要原因。

第三，生产教学和劳动与知识教学脱节，既没有真正做到教育同生产劳动的结合，同时又拉长了中学的修业年限，造成在苏联已经紧张的劳动力更加紧张。生产教学脱离开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往往把它看作只是让学生获得某些工作的操作方法。在劳动课上不利用学过的科学基础知识。阿法纳先科在报告里说：“生产教学的大纲中充塞着许多为掌握所选专业并非必须学习的材料。这样就人为地拖长了生产教学的时间，从而拖长了中学修业的年限。”（参见《教师报》，1984年8月13日）莫斯科的中学校长们曾为此集体给报社写信，说：“有些技能是多少受了一些教育的青年用三四个月就能够学会的，现在则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教他们，这是否合理呢？应否教给学生们确定无疑从事的专门技能呢？”（参见《共青团真理报》，1964年1月18日）

教学质量的降低和职业训练的落空，使一些教育家们怀疑在普通中学进行职业训练的必要性。1965年3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凯洛夫院士在全院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就公开地说：“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学生在中学范围内的条件下，不可能根据某一经济区域对干部的需要来把普通学校编制的地区原则同职业教育的计划和组织结合起来。这里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学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这样，职业教育纯粹是机械地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之上的一层东西罢了。许多学校由于没有必要的生产教学基地，就走上了狭隘的专业化和手工艺的道路。”（参见《苏维埃教育学》，1965年第5期）阿法纳先科在1964年8月的全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中则说：“5年的经验证明，把中学修业年限延长一年，并把这些时间基本上用于生产教学，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因为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加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使生产教学往往变为无味的时间浪费……这种状况曾常常引起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严重不满。”（参见《苏维埃教育学》，1965年第5期）以上两人的说法略有不同，但都认为在普通中学里进行生产教学和职业训练是不适当的或不正确的。

现在看来，1958年的教育改革之所以未能成功，不是由于在普通学校进行职业训练的不适当，而是当时的条件不成熟。

1958年教育改革的失败导致1964年的教育改革。1964年8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公布了《关于改变兼施生产教学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决定》。中学学习期限仍然恢复到10年。但八年制学校保留不动，只是高中阶段由3年缩短为2年。

决定的条文很简单，表面上只涉及学习期限的改变，实际上是整个中学结构的变化。普通中学的学习年限的缩短意味着放弃职业训练，回到原来十年制学校的培养目标和任务上。

1964年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都早已着手实施教育内容的现代化。美国自1958年公布《国防教育法》以后，先后编写出了新数学、新物理、新化学、新生物等课本，更新了各级学校的实验设备。美国的教育现代化影响到欧洲各国和日本，他们纷纷进行教育现代化的改革。为了扭转苏联中学教育落后于世界教育现代化的形势，从1964年开始，由苏联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组成了确定中学各种内容和性质的各科委员会与协调各科委员会的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500多名著名的学者、教授、教学法专家和优秀教师组成。它的任务是使“教育的内容和性质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水平”[2]。

与此同时，学校里大量减少生产劳动教育的时间，到1966—1967年学度，学校教学计划中规定的生产劳动时间已由1958年的总学时的21.06%减少到7%，接近于1958年改革以前的水平（总学时的5.3%），重新强调知识教育的重要。1965年，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在回答高考生的问题时宣称：“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基础的唯一和基本的要求是一切考生都必须具有高深和牢固的知识。”（参见《真理报》，1965年7月15日）

1964年的教育改革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3年7月19日，苏联第八届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通过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法纲要》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教育改革的总结。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学校工作中重新出现了1958年以前的问题。中学毕业生缺乏应有的劳动训练，缺乏走向社会的准备。于是1977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再一次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普通学校学生的教学、教育和劳动训练的决议》。这可以说又是苏联普通教育发展的转折点。这次（1983年）教育改革也可以说是1977年决议的进一步发展。

从以上简短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解决中等学校知识教育与劳动教育的矛盾，建立列宁提出的统一的劳动综合技术学校，实施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苏联教育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关于学校为学生升学和就业做准备的矛盾

这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解决前一矛盾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学生升学或就业的矛盾，它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但是要解决好为学生升学和就业的两种准备，就必须正确地处理好知识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关系。1958年的教育改革就是升学和就业的矛盾引起的，这次教育改革仍然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1983年9月12日刊登了苏联国民经济学院系主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鲁特克维奇的题为《劳动是成熟的鉴定书》的文章，列举了 1965年至1980年八年制学校和十年制学校毕业生的出路的分布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八年制学校毕业生的分布情况（%）

表2 十年制学校毕业生的分布情况（%）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八年制学校毕业生直接参加工作的越来越少，升入普通中学九年级的学生在20世纪70年代一下子增加，因而使得十年制的毕业生直接参加工作的比重大大地增加，而升入高等学校的比重相对大为减少。这就不得不考虑重新研究十年制中学的任务和学生的知识、技能结构问题。

提供上述资料的作者指出：走上生活的青年中，约有1/4的人（全国约100万人）没有获得符合时代潮流的职业训练，而且对应当干的工作没有心理上的准备。这往往造成他们对劳动不感兴趣，对集体漠不关心的现象。他说：“现有教育制度已落后于生活，现在有必要对教育制度及其受理方法进行根本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使年青一代走向劳动生活时，不仅获得普通中学教育，还应当获得专业广泛的职业教育。

（三）关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矛盾

这个问题是上述两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的问题。中等教育具有双重任务：它要为高等学校培养合格的高质量的新生，就要加强普通教育；它要为学生将来的就业做准备，就要加强职业教育。因此，中等教育就由两种类型的学校来实施：一种是普通中学，另一种是职业学校。但是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并不能都上高等学校，因此，普通中学也必须进行职业教育；而职业学校在当前科技发展的形势下，不仅应当让学生掌握一种职业技能，而且应当培养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职业学校除了进行职业教育外，还应该重视普通教育。这就是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不要让儿童过早地职业化的思想。这个思想现在显得更为重要。现在看来，只有兼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方面，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劳动学校。

今天，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更加要求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同时，中等教育的普及，也为这种结合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

十月革命以后，旧的双轨制打破了，因为它是阶级歧视的表现，所以提出了实行统一劳动学校的口号。但是，社会生活的需要和当时教育的发展水平不可能只建立一种学校，必须建立多种形式的学校。例如，除普通中学以外，还有工厂艺徒学校、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等。虽然这些多种形式的学校已经不是实行阶级歧视的两轨制，但仍然不是平等的教育，仍然没有解决建立统一的劳动学校问题。苏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长期以来采取了业余教育的方式满足劳动青年的求学要求。这种业余教育与全日制教育总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只有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教育改革重新提出普通中学加强职业训练，提高职业技术学校的普通教育水平，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是苏联这次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自从1964年实行教育内容现代化以来，教材内容太深、太难，分量太重，造成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消化不良”，留级现象严重等，引起了教育界和广大家长的重视。虽然20多年来不断地修改教学大纲和教材，但由于学制太短，这个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次改革决定延长学制1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二

苏联新的教育改革是如何解决上述矛盾的呢？笔者在这里只做一些概括性的叙述。

（一）延长学制以解决由于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知识不断增长与学制过短、学生学业负担太重的矛盾

改革决定延长中学学习年限1年。由于苏联劳动力一直很紧张，延长学制必然会加剧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因此决定把延长的1年放到6岁儿童身上。为了6岁儿童入学，苏联做了长期的准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进行实验。这当然也是受当时早期教育思潮的影响。6岁儿童入学本来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国家都是6岁入学。但苏联不同，因为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实行的是8岁入学，到1943年才改为7岁入学。对于6岁入学，许多教师和家长还不习惯，不放心。只有通过实验来打通家长和教师的思想，同时摸索对6岁儿童进行学校教育的经验。经过长期的试验，得出两条结论：一是6岁儿童是完全可以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的，由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生等组成的实验小组对6岁儿童入学的全面检查表明，严格的智力教育并没有损害儿童的身心发展；二是6岁儿童毕竟不同于7岁儿童，必须按照6岁儿童的身心特点，采用不同于对7岁儿童的方式、方法。所以，在教育改革的实施条款中规定了6岁儿童只学习原来一年级教学大纲中的一半内容；每周上课时减少为5天，每天4节课，每节课35分钟（7岁以上儿童每周上课6天，每天5～6节课，每节课45分钟）；要求给6岁儿童较多的游戏、户外活动和休息时间等。

（二）加强普通中学中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定向

为此，苏联增加了生产教学的时间。从二年级开始设劳动课：二年级至四年级每周3小时；五年级至七年级每周4小时；八年级至九年级每周6小时；十年级至十一年级每周8小时（过去规定一年级至八年级每周2小时，九年级至十年级每周4小时）；高年级利用暑假的20～25天进行集中的劳动实习。学生的生产劳动在学校的工厂、农场、车间进行。近年来创办了一种新的生产教学的组织形式，即校际生产教学联合体。由地方教育局举办，与本地区的工厂企业挂钩，这些企业叫作基地企业。由教育局提供校舍、生产教学理论课的教师；由基地企业装备生产实习车间，提供生产原料和产品，提供指导生产实践课的技师，负责学生的实习。本地区高中的学生每周到校际生产教学联合体来接受1天生产教学，其中包括2小时理论课和4小时实践课；暑假到基地企业或其他企业集中实习；毕业时经过考试合格可获得专业证书。这种形式解决了学校单独办工厂的困难。同时，它与本地区企业挂钩，为它们提供熟练的劳动力，解决了学校训练职业与社会上要求职业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正是1958年教育改革没有解决的。这种校际生产教学联合体在全国已有2500多所，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已基本普及。

（三）扩大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人数，相应地减少普通中学的学生数

现在八年制毕业生升入普通中学的人数占毕业生总数的60%，升入职业技术学校的人数为20%左右。《基本方针》要求把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数增加1倍，即达到八年制毕业生的40%左右。

（四）将现有的职业技术学校改组为统一类型的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提高职业技术学校的普通教育水平

改革以前三种类型的职业技术学校：第一种是招收八年制毕业生，学制1～2年，称职业技术学校，培养一般的非熟悉工人；第二种是招收八年制毕业生，学制3年，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熟练工人；第三种是招收十年制毕业生，学制1年，培养熟练工人或初级技术人员。改革后把三种类型的学校一律改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取消第一种类型的学校，把后两种合并为一种学校，并且要求八年制毕业生在接受职业教育的同时完成中等教育的普通课程。这样，就普遍地提高了熟练工人的文化科学水平。

（五）加强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基本方针》指出，要“使我们教育出来的人不单单是某些知识的拥有者，而且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共产主义的积极建设者，他们思想坚定、道德高尚、热爱劳动、行为文明”。《基本方针》在第五部分专门论述了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和家庭教育。因为 “教育效果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学校、社会各界和劳动集体的协调工作及对学生的一致要求”。

（六）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

《基本方针》把教师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提得很高。它说：“人民教师是年轻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者，是社会所信赖的人。”“教师以其在教育年青一代方面的忘我献身劳动，博得了人民的深刻感激和尊敬。”为了使全社会人民都尊重知识和尊重教师，苏联宣布9月1日为全民节日—知识节。同时宣布提高教师的工资，涨幅达30%～35%。苏联政府决定，在国家预算中每年增拨110亿卢布来实施这次教育改革，其中，35亿卢布用于提高教师和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包括幼儿园教师）的工资。

在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的同时，《基本方针》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研究现代生产原理和学生职业定向方法，提高心理学和教育学修养，扩大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和苏联法律等知识，要求教师每4～5年轮训一次。

此外，这次教育改革还要求加强学校的教学物质基础，改善国民教育的管理等。

三

研究苏联这次新的教育改革及其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对于我国的教育改革将会有所启发。据笔者的分析，有如下几点，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第一，在普及高等教育之前，中等教育总是有双重任务，即为高一级学校培养新生和为学生劳动就业做好思想和技能上的准备。改革中等教育，就要从更好地完成这双重任务着眼，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有所偏废，否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苏联从1958年改革以来的多次反复充分说明了这是一条规律。1958年的教育改革，强调为学生将来就业做准备的一面，忽视了为高一级学校培养新生的任务，因而降低了教学质量，结果为学生就业做准备的任务也没有很好完成。1964年以后开始纠正这些缺点，但又走向了另一面，强调了知识教育，忽视了劳动教育。20世纪70年代后期不得不再进行改革。从苏联教育改革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出，中等教育不能忘记双重任务，否则就会给升学和就业造成困难，教育问题就会变成社会问题。特别是要注意普通中学的办学思想，即使另有职业中学培养学生直接就业。普通中学也不能成为高等学校的预备班，它的大部分毕业生仍然不能直接进入高等学校，而是要走向社会就业。只有到了普及高等教育的时候，普通中学的双重任务才会消失。

第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早在100多年以前提出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不论是社会主义教育，还是资本主义教育，违背了这条规律，教育就不能为生产服务，不能培养现代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和科学技术人才。马克思主义不仅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看作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把它看作逐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途径。

贯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就要正确处理好知识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关系。在这方面，苏联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现在看来有几点是必须坚持的：首先，始终不渝地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掌握牢固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础。忽视了知识教育，就谈不上结合。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3]其次，对学生进行生产技术教育，进行一般职业的训练，使学生了解现代生产的基本原理，了解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具有就业的思想准备和初步的职业技能。最后，组织学生参加适当的劳动，一方面，培养他们参加生产劳动的技能；另一方面，培养他们对劳动的正确态度和社会主义劳动者所应具备的思想品质。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宜过多，不能妨碍学生的知识教育，降低他们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水平，但也不能由于强调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而忽视生产劳动。在进行知识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联系生产实际，使学生了解各门学科在发展生产和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在组织生产劳动的时候，要尽量利用学生所学的科学知识，使教育同生产劳动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必须与当时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相适应，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苏联的几次改革都说明了这条规律的重要性。1958年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加强学校和生活的联系，加强职业训练，为学生的就业做准备。这个思想不能说不对，但是当时的条件不成熟。鲁特克维奇在分析1958年改革没有达到预定目标时指出两点：一是，当时估计大多数非完全中学毕业生将进入国民经济部门。可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网，还没有发展到能解决所有的八年级毕业生的就业准备工作的程度。这些15岁的孩子直接走上生产岗位，什么职业知识也没有，所以大多数家长和学生喜欢升入九年级。二是，原以为在高年级获得普通中学教育的同时，也能获得某种一般性的职业知识。但由于与学校挂钩的企业让学生选择专业的范围太窄，大部分十年级毕业生分配工作后的专业，根本不是学校里所学的专业，实际水平也很少超过一级工或二级工。（参见《苏维埃俄罗斯报》，1983年9月12日）也就是说，当时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企业的技术力量还不足以保证教育改革的实施。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不仅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已经达到，而且摸索出一些经验和组织形式，例如，校际生产教学联合体等。

第四，“普通教育的职业化，职业教育的普通化”是当前世界教育发展的总趋势。随着中等教育的普及，普通中学不能只完成升学准备的一种职能，而且要为学生就业做准备。因此，普通中学要进行职业教育。也由于中等教育的普及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普遍要求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科学素质，所以职业学校要提高普通教育的程度。苏联这次教育改革取消了普通职业技术学校，一律改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这就是提高职业学校普通教育程度的措施。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下特别要注意不要使学生过早地职业化，不要断绝学生继续学习的道路。否则，不利于适应由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的变换和职业的变更。教育要面向未来，就要注意教育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现在办的职业中学，不能过多地削减普通教育课程，要使他们既学到一种职业的知识和技能，又能具备继续学习的基础，等到他们觉得需要继续学习时能够继续学习新的科学技术知识。

第五，教育事业是全民的事业，不是教育部门单独能够办好的。苏联这次教育改革发动了全民讨论，最后由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做出决定施行。改革的基本方针具有法律的意义，各部门和各级领导都要遵照执行。这就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来办教育。决议还从国家预算中每年拨出110亿卢布来进行这次改革，国家从物质上保证了改革的落实。学校施行职业教育和大量创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如果没有企业的支持是行不通的。例如，校际生产教学联合体全靠基地企业提供设备，选派技师，单靠教育部门是办不成的。依靠全民办教育，看来也是一条规律，但动员群众和各方面的力量要靠中央政府的统一集中领导。

第六，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办好教育的关键。任何一项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任何一项教育改革都需要教师去贯彻执行，因此，教师的素质和积极性就决定了教育质量的好坏和教育改革的成败。苏联这次教育改革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教师的工资，提高教师的素质放到重要地位。只有这样，优秀青年才能涌入教师队伍中来，才能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我国当前的师资质量与客观的要求相距还很远，而且由于社会地位低，工资待遇差，许多教师不安心自己的工作。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切实解决，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教育面向未来”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是关系到我们后一代的前途问题，关系到民族的未来的大问题。要使全国人民，工人、农人、知识分子，各级领导都明白这个道理，为我们的后代着想，为未来着想，切实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使教师真正成为受全社会尊敬、值得羡慕的职业。到那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一定会更加蓬勃发展。

[1] 原载《教育研究》，1984年第12期。

[2] M. 卡申：《关于苏联学校向新的教育内容过渡的总结》，载《国民教育》，1976（6）。

[3] 《列宁全集》第2卷，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