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与特质
(一)现代化的概念、阶段与特征
世界各国都在追求现代化,但什么叫现代化,却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包括人类自身)的能力空前提高的历史过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其目标是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进程始于西方,它大体上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和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这两大阶段。现代化的最初萌芽约在1500年前后就已产生。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500年前后,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1521年,发生了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等等。这都是现代化开始的先兆。18世纪70年代发生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可以看作现代化的正式开端。产业革命打碎了保守的生产技术基础,把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起来,使大工业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小生产,使人类利用、控制自然界的能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这一深刻的变化为人类带来的文明与进步,是整个工业社会以前的历史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尽管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人类文明的演进始终未曾间断,但它却不能称作“现代化”,而只有英国产业革命以来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才被看作现代化进程。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在世界各国都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工业化。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大企业的活动成为工业的正常形式。第二,城市化。英国19世纪上半叶第一个成为世界上的都市化社会,其城市人口由1/5激增到4/5,后来其他国家的经济起飞也与城市化相伴随。第三,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集中化。即一方面,个人角色和社会角色趋于专门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渠道趋于多样化;另一方面,社会协作与流动又在不断深入和加强。第四,世俗化和理性化。利益、效率和程序成为社会行为的最高原则,神秘主义的精神寄托被理性主义的实际行动所代替。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第二阶段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阶段。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的数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两件事成为世界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标志。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信息社会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信息是经济社会的驱动力;第二,信息和知识在经济增长因素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人们的时间和生活观念总是倾向未来;第四,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增多,使竞争和对抗成为人们相互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等等。其中,“智力工业”“知识工业”是信息社会的核心工业,这是信息社会的最重要的特点。如果说产业革命时代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机器代替了人的体力,那么20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则是电脑代替了人的部分脑力,社会生产趋于智能化。
(二)民族文化传统及其演进规律
民族文化传统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对现实社会仍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相似或历史延续性质。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传统”和“民族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等概念。因为文化具有民族性,所以,说“民族传统”,就是指该民族的文化传统。说“文化传统”也往往是就一个具体的民族而言。民族文化传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整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民族文化传统与整个民族文化具有一致的演进规律。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尽管十分复杂,但它离不开创造(Making)、发现(Finding)、选择(Selecting)和传递(Transfering)这四个基本环节。
所谓创造,就是建立前所未有的新质文化的过程,它包括具有起始意义的创造和在一定文化基础之上的再创造。就我国而言,中华文化的创始和奠基时期是先秦。根据考古学的充分证明,我国早在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就产生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其他文物表明殷商时期我国已经创造出具有较高水准的物质文明,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文化思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代建立和形成了在我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法制度和礼制;时至春秋战国,诸子蜂起,学派林立,中国进入了辉煌的文化创造时期,中华文化由此确定了其基本走向。由此可见,民族文化的形成必须首先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当然,不仅在文化的奠基时期需要创造,在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创造始终是最重要的环节。
所谓发现,是指挖掘和利用已经存在的但未曾受到注意的文化。发现分为两种:在时间意义上,发现指对过去的文化进行发掘和利用;在空间意义上,发现指对异质文化进行吸收。它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文化主体通过渐进而和平的文化交流主动地吸取异质文化,如中国历史上的佛学东渐就属于这种情况,从佛教东汉时的传入到唐朝时的兴盛,中国文化对之进行了长时间的消化与吸收;另一种是在两种文化的强烈撞击和矛盾冲突下,文化主体被迫吸取异质文化,如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化。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一般来说,发现都伴随着创造过程,因为发现旧有文化和异质文化本身,并不能使这些文化融合于现有文化之中,还需要创造性地把它们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
如果说,创造和发现都属于生产文化的环节,那么,选择和传递就大体上属于保存文化的环节,它们与文化传统的形成更具直接的关系。选择,就是根据一定的社会需要并基于当时对文化的理解对已有的文化产品进行淘汰或保留;传递,就是将既有的文化产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加以延伸,以期在不同的地域和久远的将来仍可保存其文化,其中,时间上的纵向传递是形成民族文化传统的最直接因素。我国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文化选择运动,它削弱和钳制了其他文化思想,唯独崇尚儒学,从而大大影响了西汉以后的文化传播,使儒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有了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并使儒学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上述四个基本环节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配合,综合地作用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演进,甚至可以说很难把它们清楚地分为四个环节。这四个基本环节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教育,统一于教育,使得在处理现代化和民族文化传统两者关系的时候,教育必须站在历史的前台。
二、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的意义
(一)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基本关系
世界各国,特别是东方国家都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家,这一问题更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现代化首先从西方开始,因此往往容易把现代化与西方化联系起来。同时,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的时候也必然会带进他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因此,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文化传统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它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弘扬民族文化绝不是拒绝外来文化,相反,只有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中国民族文化才能得到发展。但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吸收外来文化必须进行选择,即选择有利于我国民族发展的文化,经过消化和改造,最后融合于我们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那种与本民族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或对民族有害的东西是不能吸收的,生搬硬套、全盘洋化更是行不通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现代化包括了文化的现代化,而这种文化的现代化又包含着中国民族文化的特点。
有人说,现在都在提倡教育的国际化,为什么还要提倡民族化?我们认为这是不矛盾的。一个民族,其文化越是有民族特色,越能受到国际的重视。国际化的表现是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别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同时又互相吸收对自己民族有益的东西,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而绝不是实行民族文化的融合,或者是用一个民族的文化替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
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和相对立的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一方面,现代化急速地消解文化传统的固有体系,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剥离开来;另一方面,文化传统的某些内容又阻碍了现代化进程。造成两者对立的原因,是它们总体上代表了不同的时代。工业社会以前的文化与工业社会的文化显然具有不同的质,文化传统在其形成初期,对当时的社会而言是新文化,代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方向,而对现代社会来说,文化传统就是旧文化,它总体上属于旧的时代。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只有经过互相矛盾、互相冲突和互相对立的过程才能完成文化由旧质向新质的转化。
但必须看到,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只是相对的,两者之间还有互相适应、互相协调和互相促进的一面。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说,第一,民族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基础、前提、立足点和出发点。没有一个民族能把自己的社会先变成一张与传统毫无关系的白纸,再在上面重新画上现代化的美景。现代化只能站在一个现实的基础之上,而这个现实即由传统构成。考察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就可以发现所有国家无不遵从这一基本规律。我们知道,英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家,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却首先发生在那里;其他欧洲国家诸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其现代化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这显然也是在其各自的文化传统之上建立起来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历史较短,文化传统的影响较小,但它们的现代化也并未完全摆脱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传统;东方文化历史久远,而日本已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其他亚洲国家的崛起也正在改写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这些都是现代化基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明证。第二,民族文化传统的合理内核能促进现代化进程。民族文化传统中既有反映时代的内容,也有反映民族性和人类性的内容,后者代表了这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它们虽然存在于旧文化当中,但却不属于旧质文化,相反,它们能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刷下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例如,首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许多是临海国家,海洋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含有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开放传统和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业传统,这些传统在现代化的激发下有效地促使了这些国家迅速地适应了工业社会的需要。再如东方传统中的团结合作、纪律严明、忍辱负重等品格为使亚洲国家于内忧外患的不利状况下迅速完成经济起飞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它能形成一种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活力,从而使民族在复杂曲折的现代化道路中获得新生。从世界文化史来看,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杠杆就是本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些国家的人民至今仍常常以虔敬的心情来缅怀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迹都倍加珍惜。
正因为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说,现代化不排斥传统,它需要传统;现代化不剔除传统,它吸收传统。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上述关系是我们进行文化传统教育的最基本的理由。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一个简单的论断,我们还需要对两者基本关系的具体表现和基于这种关系之上的操作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我们必须在中国全境特别是中国大陆即刻着手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工作。
(二)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的意义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和发扬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是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传播文化来培养人才,中国教育工作者肩负着培养中华民族优秀后代的重任,因此必须从培养人、塑造人的角度来重视弘扬中国文化传统问题。当然,应当看到,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它的主流是优秀的,但也并非没有糟粕,因此,在弘扬文化传统的时候还必须进行选择,我们要充分发挥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以弘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
1.中国文化传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进行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有利于保存这一优秀文化遗产。
中国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高水平的文化形态,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中国文化的许多殊胜之处,是无法用一篇文章来概括的,这里只例举一二。
第一,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所谓包容性,就是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使之有机地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特性。从历史上看,每当一种文化进入中国,大都逐步走向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前面提到的佛教东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佛教产生于印度,却在中国得到保存、发展与弘扬,经过几百年的改造与吸收,佛教有一部分变成中国式的宗教(如禅宗),另一部分则被吸纳于宋明理学之中。再如,世界历史上的许多文化都因异族入侵而中断、消亡过,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的占领而希腊化、恺撒的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的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族的入侵而中断上千年,而中国文化却反复把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纳入中国文化发展的轨道中来。这种包容性与大同社会这一人类社会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第二,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的整合力。中国的古代文化包括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多元文化体系,这些文化虽然所处的地域不同,文化的内容特点不同,发展的水平层次也有差异,但它们却都有足以融为一体的共同特征,它们有共同的大传统。中国文化的这种特点至今仍体现得十分明显。全世界的华人,无论身处何地,却有着极其相似的价值追求。
第三,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世俗性。与西方的神学独断相比,中国文化表现出了一种理性的和入世的精神。孔子在《论语》中就有一些关于鬼神的论述,如“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等。孔子对鬼神虽未否定但未肯定的思想,对中国后来形成无神论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影响。同时,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提倡一种入世精神,它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世俗的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总之,中国文化传统中有许多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优秀内容,保存这一世界文化的重要遗产,是中国人民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2.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要求必须进行中国文化传统教育。
我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后发,就是指在时间上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得晚。目前,相当一批国家早已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进入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时期,而我国还基本上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外生,就是指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力量和现代化因素的最初来源不是来自于本社会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压力。我国正是在鸦片战争和后来一系列的西方列强侵略活动之后,才开始了缓慢而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从世界范围看,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虽然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如可大量借鉴早发国家的经验、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等,但总的来说,它们的处境并不有利。第一,这些国家启动现代化的时候,首先必须面对一个既已形成但又并非完全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它们在这一秩序中处于不平等的被动局面。第二,这些国家在启动现代化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陷于资源短缺和污染严重的困境中,自然环境也不如早发国家优越。第三,后发外生国家缺少现代化因素的准备。早发内生国家一般都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现代化因素的积累阶段,社会动力系统也蕴藏于民间,这样经过自然而渐进的发展达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折点。后发国家则只能在缺乏现代化因素积累的情况下,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个历史转变,因此具有明显的人为特点。第四,后发外生国家常常面临着许多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增加了现代化的难度。如传统体制的迅速崩坏与新体制建立的艰难之间、新目标的突然提出与解决能力的低下之间、消费的不正常超前与生产的落后之间的错位现象,又如部分地区的飞速发展与广大地区的步履缓慢并存、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思想观念陈旧和法制意识淡薄等传统惯性并存的失衡现象等,都是后发外生国家的特殊问题。
在这种内忧外患、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后发外生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具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严格的纪律和心理承受力,具有吃苦耐劳的劳动精神。而上述品格正是民族回应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在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其现代化问题的复杂程度是其他民族所难以比拟的。因此,要提高中国人民应付挑战的能力,全方位地调动起全部力量,就必须加强中国文化传统教育,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整合功能,为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精神保证。
3.进行中国文化传统教育,有利于发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为合理。
现代化包括两个基本阶段,这在全世界都是共同的。在这一世界性的历史大合唱中,促进经济发展,创造物质文明,始终是统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主旋律。在这种国际交流日益加深的条件下,物质生产趋于相似,科学技术没有国界,所以,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但必须看到,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转变都首先发生在西方,这就隐含着这样一个命题:由西方所引导的这条现代化道路,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色彩!也就是说,世界性现代化的背后,还隐藏着它的差异性。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和而不同”。
现代化的差异性迫使我们思考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如何分析民族文化传统,把具有进步意义和富有生命力的内容提升出来,将代表旧时代的内容剥离开去,从而完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尽管这一问题的可操作性正在不断地摸索之中,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这项工作首先需要一个参照系统,那就是两个世纪以来产生的现代文化。第二,如何分析西方引导的现代化道路,把属于人类社会共同财富的那一部分提取出来,把仅仅属于西方社会的特征抽离出去,从而发现现代化最普遍的规律。这项工作同样也需要一个参照系统。进行中国文化传统教育,正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相异质的文化参照系统。
长期以来,第一个问题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反省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自觉意识;第二个问题却受到了忽视,甚至反思现代化就会被看作怀古恋旧和落后保守。因此,加强文化传统教育,纠正上述偏颇,全面合理地理解现代化,是当前中国的一大急务。
三、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的要点
(一)关于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的直接目标
进行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振奋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指导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整个民族的信念与追求。它蕴含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是民族文化传统的优秀部分。
振奋民族精神之所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使然。中国是文明古国,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近几百年,特别是近100年,中国由泱泱大国沦为惨遭侵略者**的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进步也十分迅速,但由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得太晚及其他一些历史原因,中国仍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我们的青年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这种局面显然在民族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的长期存在很容易导致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衰退、萎缩与丧失,从而无法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较好的民族心理背景。因此,振奋民族精神,是进行民族文化传统教育的第一要义。
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就其主体内容来说,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方面,“刚健有为”则是其基本核心。早在2000年以前的《易传·象传》就对“刚健有为”的精神做过经典性的概括表述,它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大思想家孔子的“刚健有为”思想在《论语》中也表现得十分充分,如“刚毅木讷近仁”(《子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士不可以不弘毅”(《泰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等。这些思想在孔子以后的中国社会得到继续发展,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强盛时期和民族危难之际,它都曾激发过民族斗志,培育了中国人民自立自强的精神境界。“刚健有为”的精神,就是不断进取的精神,它有利于促进社会变革,因而在现代化的今天,其意义尤为突出。中国文化传统教育要始终以弘扬这种精神为其核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这个指针。
(二)关于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的内容
中国文化蕴涵极为丰富,内容非常广泛,这里不能一一述及,只着重阐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问题。中国文化具有许多特点,但总体而言,它是伦理型的文化,这是它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特征。有人把西方文化概括为“智性文化”,把中国文化则称为“德性文化”,确有它的道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建构了成熟的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的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乃至宇宙伦理的道德规范体系,并有一整套完备的道德教育理论。它们是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道德伦理对于增强民族内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社会价值、协调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正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不可缺少的。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一种调整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伦理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调整人与人关系的伦理观念;“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关于个人修养的伦理观念。此外,诸如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笃实、克己奉公、见利思义、忠贞爱国等美德至今也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与现代化,究竟具有什么关系?前者是否能促进后者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而基本的问题。有人对此持否定的意见,认为现代化与传统道德互不相容。这类观点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种认为传统道德必然阻碍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道德;另一种认为现代化必然导致道德堕落。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第一种看法,实质上是对传统道德不加分析地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必须承认,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和完善的传统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当时的社会状况正是这些道德产生的土壤。因此,传统道德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的和封建的农业社会的性质与痕迹。这也正是20世纪初胡适先生、鲁迅先生等一批现代哲人批判旧礼教、旧道德和旧文化的基本理由。但是,由此就得出传统道德一无是处的结论,则既不合于逻辑,也不尊重历史事实。第二种看法,没有看到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为精神文明的提升带来的可能性,没有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道德进步提供的物质前提。事实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时代,道德被统摄在最低级的自然神崇拜、动物神崇拜和鬼魂崇拜等原始宗教中,尊敬这些象征物就是道德,触犯禁忌就是不道德,道德的内容十分贫乏,道德的社会功能也十分有限。所以,管子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在现代社会,传统道德的许多观念都得到了强化。例如时间观念,我国早有“惜时如金”的道德格言,但在生活与工作节奏都非常缓慢的农业社会,这种格言的实现只能是有限的。而在机器生产速度加快、社会协作异常紧密、商业竞争相当激烈、信息传递尤为快捷的现代社会,才能看到真正的“惜时如金,争分夺秒”。再如,在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天人合一”曾是长期以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传统宇宙伦理,但由于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类破坏环境和改善环境的能力都很微弱,因此“天人合一”的伦理意义并不十分突出,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增长的现代社会,人与环境发生了更高层次的密切关系之后,以“天人合一”为基核的环境观才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并上升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指导原则。
(三)关于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的方法
考察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就可以发现,当时出现过一大批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大学者,而这些学者的教育背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曾受到过中国传统和西方思想两方面的熏陶和严格训练。这在进行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的方法方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第一,我们必须重视研究传统的教育方法。中国古代有十分丰富的教学思想,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启发诱导、温故知新、教学相长、学思并重、言传身教等,这些十分宝贵的教学思想因受后来的科举制度的影响实际上在长期的古代教育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现在应当重新予以重视和挖掘,并赋予更加丰富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些长期被认为是糟粕的东西,现在也应拿来重新审视。例如,早期教育中的背诵问题。以前我们批判了不求甚解的死记硬背,批判了忽视儿童个性和身心发展阶段的硬性灌输,要求充分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发挥他们的主体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背诵本身并不应该受到忽略,相反,在思维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儿童时期,背诵通常比包括讲解在内的其他方法都更能发挥儿童的主体作用,并能充分发展儿童的记忆力。现在中国大陆的学生,很多人缺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和理解,除了接触少以外,缺乏早期的严格训练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要大量吸收现代西方的教学方法,积极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现代西方的教学理论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其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以现代心理学为其科学基础。如国外教学理论中关于阅读的研究,不仅对现代汉语的一般阅读教学具有启发意义,而且为我们的古典阅读教学也提供了值得参考的科学根据。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把现代化的先进手段引进到文化传统的教学当中。目前我国台湾地区已在利用电脑整理古籍和进行古典名著的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大陆因起步较晚,加之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情况还不尽如人意,作为一个方向,还应不懈努力。
第三,要把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之中。我国的语文课、历史课中,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内容,即使在理科教学中也有许多内容可以被用来进行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九章算术》中的智慧、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进行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等,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培养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好教材,它们需要广大教师的细心挖掘,并通过他们的教学艺术来加以实现。
民族文化传统教育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它不是权宜之计,而应贯穿于现代化的全过程。因此,中国文化传统教育将成为21世纪中国教育的重要主题。
[1]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与高益民合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