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辞典》编纂经验谈

作为教育科学研究“七五”规划国家重点项目，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教育大辞典》，从1990年7月起陆续与读者见面，至今全书12卷已全部出齐。作为这部辞典的主编，我感到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经过六年多的辛劳，千余名作者的努力，这部大辞典终于像一个新生儿一样呱呱坠地了。惧的是这部辞典无论在整体结构上，还是在选词释义上总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讹误之处。虽然我们的作者都是严肃认真的，编纂处、出版社的同志也都竭尽了全力，但由于时间短促，资料欠缺，成书未能尽善臻美，总是一件憾事。不足之处只好待出合卷本时再来弥补了。

编写大辞典，在一般人看来，似乎用不着创新，只需要把前人的创造加以选择、整理和编纂即可。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在编纂过程中深深感到，这是一项教育科学研究的系统工程。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对象的教育科学经过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从我国的《学记》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专著算起，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如果从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算起，距今也有三百多年。但是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的教育科学体系则还是近百年来的事，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教育的普及，教育科学才有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教育科学已经不是一门大教育学所能包含的了，而是成为一个教育科学群体。一部《教育大辞典》要把几千年来人类教育活动的实践和理论全部包容，谈何容易。下面我想谈谈在编纂这部辞典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体会。

一

我们在设计《教育大辞典》的整体工程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体结构问题。教育大辞典既不是教育大事典，也不是教育学大辞典，它应包揽从古至今人类教育活动的实践和理论。我们为这部教育大辞典定的目标是“汇集教育科研新成果，熔古今中外于一炉”。如何处理古与今的关系、中与外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就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

通过多次研究，我们决定采取的结构方案是：全书由实际、理论、中国、外国四大部分构成；25个分册合为12卷；教育实际部分包括各级各类教育，共4卷；教育理论部分包括教育科学的各分支学科，共3卷，中国教育史部分，也是3卷；外国教育部分，包括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共2卷。

这四个部分的内容有所交叉。教育实际部分中第一分册《教育学》应该属于理论部分，但把它作为教育科学的总论、全书的统领放在第一分册。这部分的各级各类教育分册，除了列举教育事实和实体外，也包含了许多该级该类学校需要遵循的理论和一部分外国教育的经验（包括理论和实践）。而理论部分也包含了一部分事实材料，如《教育管理学》分册收集了一些教育行政管理法规和机构，这部分还涉及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历史，因此与中外教育部分又有交叉。中国教育部分和外国教育部分也包含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级各类教育和各种教育理论。

这种交叉就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重复。因此解决重复问题成了编纂这部大辞典的最大难题。教育是复杂的，但又是统一的社会现象，理论、实际、中国、外国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各分册在编纂过程中，为了求得自身体系的完整，收录的词目与其他分册往往大量重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好要各分册只求体系的相对完整，不求绝对完整，词目可有少量重复，但释义要求各具相应分册的特色。经过这样处理，重复问题相对解决了，但有些分册单独来看，就显得内容不够完整和充实。

在编纂这部大辞典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研究整体设计和各分册框架结构时，我们发现，教育科学近几十年来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各门分支学科不能说都发展得很完善，有些学科还很不成熟，它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把别的学科理论拉到自己学科中而已。有些边缘学科还仅仅处于把两门学科拼镶起来的阶段，还没有做到有机的结合，没有抽象出自己的规律和理论体系。可以说，这次编写这部《教育大辞典》，是对教育科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范畴、概念来了一次大检阅，从而发现建立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仍然是今后教育理论界需要花大力气的艰巨任务。各分支学科要真正进行深入研究，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不能轻率地套上一个“学”字，就成为一门学科。

二

辞典的任务是反映科学研究的已有成果，特别是吸收科研的最新成果。但是什么是最新成果？有些新的理论是否已经算得上是成熟的理论、新的成果？这就要做一番研究、判断和选择工作。当然，作为辞典来讲，只需要反映客观事实，不需要评论事实的曲直、理论的是非；但却需要判断事实的真伪，理论是否成熟，是否是新的研究成果。如果把虚伪的东西当作真实，把并非理论的东西当作理论加以收录，就会以讹传讹，贻害无穷。因此建立各分册的框架结构和选词就成为编好这部辞典的第一关。

这项工作我们大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即从1986年夏季开始到1987年的秋季，才把基本词目确定下来。起初全书选词5万余条，后来经过研究讨论、筛选，确定收词约3万条。词条初稿撰写出来后，我们又根据它们的实际内容做进一步的删削、归并，最后全书实收词目2.5万余条。例如，《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册最初提出4400余条，几经筛选，调整结构，以3000条作为讨论稿，又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审定入选词目900条。这样既做到全而不泛，又做到精而不漏，基本上把课程的有关理论和实际、中小学各科教学的演变、课程标准的沿革、教材的革新、重要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手段、课外活动以及外国著名教材、教法等均包括进去了。

这种对词目的选择，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更重要的是一项研究工作。实际上这是对这门学科的理论范畴和客观事实进行一次科学的分析和整理。例如，过去的大教育学基本上分为基本原理、教学论、德育论以及教育管理四大块，这个体系已经几十年没有变化。它有合理的一面，但大家总感到不太科学。这次我们编《教育大辞典》，对第一分册《教育学》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就感到很为难。教育科学近几十年来已经不是一门大教育学所能包含得了的了，但作为总论的教育学应如何处理，才既不至于与其他分支学科重复，又能起到统领的作用？经过许多专家研究，结果是成了现在的结构，即分为总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教学工作、课外活动、教师、学生、学校卫生几个部分。这个体系也还不尽如人意，例如，因为课程和各科教学另立分册，智育部分就显得特别单薄；因为教育管理学也另有分册，这里就缺乏教育管理的基本理论，等等。但总算解决了大辞典前后的关系问题。

选词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反映教育活动的规律。因为许多教育规律不是一个词所能表达的。如教育原则中有一条“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原则”，它是德育的重要原则，但严格讲来它不是词，而是一个词组。在讨论时，有的专家认为，它不是词，辞典不应收，有的专家则认为这是德育的重要原则，不收不能反映教育科学的现状和成果。经过研究，大家最后认为，作为一部专业辞典，为了反映教育学科的基本内容，只好以形式服从内容，突破一般词的界限，把反映教育规律的、有较固定内涵的词组也收录进去。同时我们也翻阅了其他国家的教育辞典，他们也是这样处理的。这样处理，有些固定词组，如一些教育事件和文献资料的名称等，就能包括进来，从而使辞典内容丰富起来。

选词中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有些分支学科中的基本词汇是跨学科的，表面上与教育没有关系，但它们属于教育学科相关学科的基本词汇和范畴，不收录进来，又不足以说明该学科的基础。例如，教育经济学就有一些经济学词汇，教育管理学又有一些管理学的词汇，等等。最后处理时是从严掌握，确实与教育学科有关的才收录，如果属于一般基础知识则不收。

三

释义是编纂工作中的最重要的环节。我们为自己定了几条标准。

（1）科学性。这是最重要的质量标准，也可以说是最起码的要求。因为辞典是作为一种典范展示给读者的。如果对词目的解释缺乏科学性，就会以讹传讹，贻害无穷。因此，注意科学性、把好质量关就是辞典的生命线。但要做到这一点却是极不容易的。一个词的释义是否科学，不能凭主观臆断，而是要靠科学研究。许多概念有多种定义解释。例如，“文化”这个词据说已有一千多个定义，教育词汇中这类词很多，如“教育本质”，现在理论界的认识就很不一致，“比较教育”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因此，要想做到释义有科学性就需要作者周密地调查，收集各派意见的资料，对各种解释的来龙去脉进行剖析，选择其中最科学的解释。有时需要创造性地加工，把各种解释中的合理部分吸收进来，变成一种新的解释。这种工作已经不是一般的择优、整理了，而是科学创新了。为了不随意创造，我们一般主张遇到有多家解释而无法择优时，则列举各家意见，由读者去判断。即使如此，也不可能罗列所有各家意见，而只能择其要者。而择其要者的工作也是一项十分严肃的研究工作。

有些词的通常解释不够科学，则在辞典中应该把它们纠正过来，给出正确的解释。例如，“教育本质”一词，涉及近几年来关于教育的社会属性的争论。过去刊物上都把这种有关教育的社会属性的争论称为教育本质的争论，把教育的社会属性误作为教育的本质。我们这次在释义中听取了潘懋元教授的意见，把它改正过来，给予了科学的解释。

对于各种流派的理论，我们都不妄加评论，只做客观的介绍。但为了避免客观主义，我们也介绍一些评论家对某学派的意见，但作者不做个人的评论。总之，对每一个词的释义都要做到有根有据。

（2）知识性，也就是要有一定的信息量。要使读者查阅以后感到有收获，增加了知识，得到了信息。专业辞典不同于语词辞典，对每一个词的释义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要给读者较为丰富的信息。开始的时候，我们生怕释文无限膨胀，对词条释义的字数限定很严。后来发现，限制太死，影响了内容的展开，许多词条释文不够丰满，缺乏信息量。于是我们又重新要求作者对释义适当展开，对一些重点词条要求从古今中外做立体的介绍，增加知识性、可读性。例如，“教学方法”这一条，初稿比较简单，只解释了什么叫教学方法和选用教学方法的依据。经过专家讨论修改，增加了从教学方法的发展到当代各派对教学方法的分类等内容，这就丰富多了。但要做到这一点，却非易事，不是可以随手拈来的，而是要对关于教学方法的各种解释、各种流派做周密的研究，才能择其要者向读者介绍。

（3）资料要有权威性。前面讲到，词条的释义，不能随手拈来，而要有根据有选择地把最权威的见解收录进来。辞典的释义要起到典范作用，就要求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权威性。因此释义就不能凭作者对词的主观理解加以解释，而要求作者对词条的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出最有权威性的资料加以整理和归纳。

总之，释义是辞典的核心，要做到科学性、知识性和资料的权威性，就要对各个词条进行反复研究、反复推敲。因此，各个分册几乎都几易其稿，有些重点词条开过审稿会以后又印发给辞典的顾问专家征求意见，再进一步修改。例如，第一卷《教育学》分册，1989年2月在江苏太仓开了审稿会。会后把重点词条打印发给十多位专家审阅，征求意见，不断打磨修改，又经8个多月的时间，到1989年10月才正式定稿。所以《教育大辞典》在确定词目以后又经过约三年半的时间才全部完稿。即使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仍然感到对有些词条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只好留待教育科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后再来修订了。

四

我之所以说编纂这部《教育大辞典》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一项系统工程，还因为通过编纂这部大辞典我们为教育科学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许多同志都体会到，为了写几百字的词条，要参阅几千字、几万字的资料。因此，通过编辞典，各分册都积累了一批资料，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特别是一些新兴学科或者我国科学研究中的空白学科，有关的编写同志更感到收获很大。他们由于收集了许多资料，不满足于《教育大辞典》的分册，都想另编专科辞典。如编写成人教育、教育管理学条目的同志都已利用在编纂《教育大辞典》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另行编写了《成人教育辞典》和《教育管理学辞典》。不仅如此，《成人教育》分册的作者在进一步挖掘资料的基础上还准备编纂出版成人教育丛书。

通过编纂《教育大辞典》，我们还挖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例如，我国古代的书院到底有多少，过去谁也说不清楚，开始说有4000多所，经过这次整理，发现有6000多所。当然，《教育大辞典》不可能收录所有的书院，因此负责编纂书院部分的同志拟用收集到的资料另编一部《书院辞典》。

军事教育、民族教育、华侨华文教育和港澳教育是过去辞典中所没有的，研究的人也甚少。这次《教育大辞典》把它们列为分册，不仅成为《教育大辞典》的特色，也为这几方面的科学研究打下一个基础。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形势所要求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共6000余万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的教育各有特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内容。不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就不能了解我国教育事业全貌。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更艰巨，因此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实际上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到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教育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为民族教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组织了队伍。

香港、澳门将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下如何加强内地和港澳教育界的联系和合作，是迫在眉睫需要研究的问题。过去我们对港澳教育了解甚少。这次编纂《教育大辞典》，我们特地聘请了香港教育界人士参加，在暨南大学张泉林教授的领导下收集了大量资料。由于内地对港澳教育了解较少，因此在收录词目时我们对港澳的学校收录较多。

华侨华文教育也是我们这部大辞典开辟的新领域。我国在海外的华侨有几千万，他们关心祖国的建设，他们在发展中外关系中起着桥梁作用。研究华侨华文教育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开展中外文化交流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刚开始编写这部辞典时，我们只注意海外华侨教育，后来才扩展到华侨支持祖国教育事业的情况。近十年来捐资办学或助学的华侨日益增多，仅福建一省就涉及几千所学校。当然，这部分中有些不一定属于华侨教育，但它反映了一个教育发展的现实，值得我们开展研究。

总之，不论是老学科还是新学科，熟悉的教育领域还是不熟悉的教育领域，通过这次编纂《教育大辞典》确实都积累了大批资料，它们将成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宝贵财富。

五

通过编纂这部《教育大辞典》，我们组织了一支教育科研队伍。参加这部大辞典编纂工作的有千余人，他们中间有老专家，有中年专家，也有一大批青年教育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都感到有很大的收获，培养了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学风，受到了科研的锻炼。有的分支学科还建立了一支稳定的科研队伍。如9个省、市的成人教育工作者，虽然完成了《教育大辞典》的任务，但是他们还不定期地集会研究成人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管理学》分册的编写同志，联合了全国各大区教育干部培训中心及其他单位研究教育管理的同志，组成了一支较稳定的队伍，正在进一步研究教育管理学的问题。

这支队伍是很可贵的。大家不求名，不求利，同心协力搞好这项工程。特别可贵的是，大家都对辞典负责，坚持质量第一。有关词条虽几次被退稿，编写者却毫无怨言，力求精益求精；有的稿子几经别人修改，也无责难，明白这是相互帮助、提高质量的一个措施。大家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对读者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们这部辞典就是靠千余名作者的共同努力完成的。这给我们今后教育科研中的合作攻关提供了经验。

六

《教育大辞典》分卷已经全部出版，可以说教育科学研究的“七五”规划项目已经完成，也就是说作为一项科学研究可告一段落。但是，就《教育大辞典》这一系统工程而言，这还仅仅是完成了一半，合卷本的编纂任务还很艰巨，又将是一项新的科研任务。因为在出版合卷本时不能原封不动地把分册中的所有词条都收录进去，而是要根据领导小组会议的精神，做到“再创造，高质量”，要对词条进行修、并、删、补的工作，使合卷本达到一个新水平。

首先，要重新确定整个辞典的框架内容。根据原来的编纂方针，将实际、理论、中国、外国四个部分统筹安排，要突出理论，突出中国的现实经验，同时各部分又要平衡，不能畸轻畸重。

其次，要合并一些词条。分册出版时由于照顾到各分册体系的相对完整性，因此不少条目是重复的，合卷本中就不能再有重复词目，分册出版时释义都各有特色，合起来就要兼收并蓄，要概括词目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许多条目需要重新研究和改写。

其三，要修改错误。这是合卷本编纂时的重点。在已经出版的分册中，我们发现有错误之处，有些释义内容陈旧，没有反映教育科研的新成果和教育实践的新经验，有些词条内容不够丰满。对这样一些词条都要进行修改。

其四，要删节部分词条。分册中有些词目不姓“教”，有些词目见词明义，有些概念不够明确，这些词条都需要删节，也就是说对全部分册的词目都要重新审查一次，精选一次。

最后是补充工作。分册出版后，我们发现有疏漏之处，出合卷本时需要补进去。另外，这几年来教育科学研究又有新发展，因此，新的成果也要反映到合卷本中。但补充不宜过宽。

无论是修、并，还是删、补，都需要进一步做一番研究工作，才能达到前面提及的科学性、知识性、权威性。

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广大读者的帮助。我们希望读者在查阅这部《教育大辞典》时发现有什么错误，感到缺什么、多什么，都能记下来，并把意见告诉我们，以便在修订时参考。我们要请辞典的顾问、编委更多地继续关心这部辞典，随时指点，提出意见。我们还准备请一些专家通读一部分词条，然后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先要做一番调查研究工作，集中意见、集中问题，再进一步认真研究，提出合卷本编纂的方案。

《教育大辞典》应该对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包罗无遗，但却不是可以随意选词的。原来我们制定的“大、齐、新”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大、齐、新都有一个度，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要依照学科的发展而定。

六年的工作，尽管做出的成果不尽如人意，但其中甘苦，恐怕只有实践者才能体会。这个成果是千余名作者努力的结果。我深深感到编写这部《教育大辞典》是教育科研的一项系统工程。这个工程实际上才刚刚开头，要最后完成还需要继续努力奋斗。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