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照走了，好似不辞而别地走了，他走得如此突然，那么仓促，我们没有来得及话别，没有来得及再叙叙旧。炳照常常称我为老师，其实我哪里是他的老师，而是同学，是同事，是朋友。只不过我比他年长几岁，早几年毕业而已。我认识炳照是在1962年我从师大附中被调回师大，他正在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学习的时候。我因为在师大只上了两年学就到苏联去了，没有学过中国教育史，因此就到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去旁听。所以我说与炳照是同学，一点不假。炳照毕业就留在教育系，我们又是教育系的同事，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其间我们又曾同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每次开评议会他都帮助我做许多工作。他还帮助我编纂《中国教育大系》《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我们两人的情谊岂能用同学、同事、朋友几个词说得清楚。

炳照是中国教育史学界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师承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邵鹤亭、瞿菊农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结束以后，他接过这批老先生的班，开拓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他先后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教育制度史》等专著，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编纂工作。他对我国古代私学、书院和科举制度深有研究。他不仅研究中国教育通史，而且拓展了区域教育发展史的研究。他对教育史学也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的见地。

他坚持教育史研究中“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史学原则。他认为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史就要“探寻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及其演进的历程，挖掘历代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总结前人认识教育现象、指导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揭示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史“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代教育制度做出历史文献史料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应该在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回答教育制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及其与现实存在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根源”。

他在史学研究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事求是。例如，他对待传统教育持两点论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传统教育重视德育，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形成了多方面的传统美德，同时又强化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勒紧了四大精神枷锁”。只有坚持两点论才能认识传统教育的本质，才能正确处理传统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

炳照虽然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但他一直关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他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撰写了许多论文。直到去世前夕，他还对当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提出中肯的意见。

炳照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不仅开展了中国教育史多领域的研究，而且培养了十五届博士研究生，四十多名获得博士学位，为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炳照为人达观、率直、诚恳，乐于助人解困排难；治学严谨、慎思、笃学，勇于探索学术创新；为师以身作则，诲人不倦。他为教育学科的建设、人才的培养，特别是中国教育史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炳照的最好纪念，也丰富了中国教育理论宝库。读者一定会从他的论文中学习到他的道德文章。正是：

做人、做事、做学问一丝不苟，精神常在；

同学、同事、同讲坛四十余载，情谊非常。

2010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