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老是我国老一辈教育家。他十七岁从教，在教育园地耕耘七十多年，见证了中国教育的百年变迁。

他对教育的认识有三句话：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

说得多么精辟，多么深刻。吕老一生就是在践行这三句话，而且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吕老是我国最富有经验的教育实践家。他担任过小学教师、中学校长、教育局局长，从事过教育研究工作。他的三句话就是在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育真谛。没有丰富的教育实践，是不可能对这三句话有深刻理解的。吕老七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的实践，从教育局局长岗位退下来以后，他立即投入到教育科学研究中。从“七五”科研规划到“十五”科研规划，他带领全国几十所中小学开展面向未来的综合教育改革实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他走遍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中小学校，具体指导这些学校的教育改革。他为中小学老师作报告，每场都是妙语连珠，掌声不断，就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举的例子、说的道理都贴近老师，说到了老师们的心坎儿上。我每次听他的报告，总有很多收获，而且百听不厌。

吕老不只是一名教育实践家，还是一名教育思想家。他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思考教育问题。首先，他研究儿童的特性。2004年出版了《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他自己起了副书名叫“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他称自己从小喜欢研究蚂蚁，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就开始观察和研究人的特性了。其次，他研究如何才能发展儿童的潜能。他非常重视脑科学研究，说人们只知道有金矿、银矿，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深不可测、比金银更宝贵的“脑矿”。他还很重视被科学家称为第二大脑的手。他认为“就是这两个器官，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拉开了差距”，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研究儿童，这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基本功。

吕老在工作中不断思考，不断研究，有许多精辟的教育思想。这些思想总是走在教育实践的前面，指导着教育实践。例如，他很早就提出发展学生的智力问题；改革开放不久，他总结“**”之前十七年的教育，认为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足，存在忽视孩子们才智发展的缺点。1985年，他提出重视“第二课堂”问题，认为儿童的发展不只是课堂教学的结果，还受课外活动、校外生活的影响。当时，我不太同意他关于“第二课堂”的提法，吕老就把它改为“第二渠道”。其实，他的思想我是完完全全同意的。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表以后，吕老首先响应，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学会张承先会长和他的主持下，中国教育学会多次召开研讨会，学习“三个面向”的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的举措。他身体力行，立即组织课题研究，在中小学开展以“三个面向”为指导的综合改革实验。吕老的教育思想集中在一点上，就是要培养创新人才。他研究儿童也好，重视“第二渠道”也好，提倡动脑动手也好，都是为了让儿童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使儿童成为创新人才。他认为，教育首先要培养儿童成“人”，然后是培养其成“才”。培养儿童成“人”，就要重视思想品德教育，使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在这方面，家庭教育起重要作用。他说，我国的家庭教育有非常丰富的好经验，可是近些年来家教观念淡化了，好像教育就是学校、老师的事。因此，要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把儿童培养成人，培养成才。

吕老非常重视拔尖人才的培养。讲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素质，不等于千篇一律，没有差异。人的能力是有差异的，他反对把人“标准化”。他说，他观察了成千上万名学生离开学校以后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条教育信念，即“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只要能扬其长而避其短，人人都可以成为出色的人才。他认为，在讲教育平等的时候，不是用一个标准来培养人，要重视英才教育，培养大师级人才。他为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没有培养出世界顶尖人才而感到极大的遗憾。

吕老特别重视人的个性发展。他认为，人的潜能总是蕴藏在个性里面，“有价值的人一定是有个性的人”，因此，教育要重视个性。教师要善于发现个性，研究个性，发展个性，基础教育阶段要在教学策略上采取灵活措施，鼓励个性发展。只有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出世界级的顶尖人才。

吕老是一名永不停步的教育革新家。他是我国老一代教育家，虽然年事已高，但心态非常年轻，保持着学术的青春。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提出许多教育革新的思想。他常常讲，教育是未来的事业，要向前看，考虑未来的教育。他原来的集子起名为《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就充分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在与他交往的几十年中，我常常发现，他不断提出新问题，发出新创意，点子特别多，我们戏称他为“点子公司”。他的观点、他对事件的判断，常常与众不同，总是高人一筹。有一次，他去听一堂示范课。老师讲得很好，课也设计得很周密，听课老师都说是一堂好课，但他说这堂课是失败的。他指出，一名学生多次举手，老师认为已经有了正确结论，就不让他发言，这反映了这位老师的教育观念问题。他认为，一个问题不一定只有一种结论，我们就是要鼓励学生在有了结论的时候再提出问题，这才是教育的成功之处。有一次他在会上讲，毛主席提出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当然很对，但是还要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他说，提出问题，特别是提出与老师、权威观点不同的问题，不仅要有智慧，而且要有勇气。我听了非常受启发，感到吕老特别有创新思想。

吕老是我国教育思想的一座宝库。他那丰富、具有创意的教育思想，在这短短的篇幅中是难以说得完全和清楚的。好在《吕型伟教育文集》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我们只要认真学习，必然能体会到他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学到他献身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钻研问题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教育艺术。

吕老是我的老师。我虽然没有直接成为吕老的学生，但自从认识吕老以后，一直把他视为我的老师。承蒙吕老不弃，他不断启发我，提携我，我今天才有了一点点成绩。我们相识是在中国教育学会这个学术组织中，他是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届、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第四届、第五届理事会顾问，我在他和承先同志领导下开展学会工作。我们还同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工作，1985年共同率领师范教育代表团访问日本；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我们受聘为特约研究员，后又成为咨询委员，每年都要开会讨论教育问题。我们每年都要见几次面，每次见面，我都会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1985年，吕老向张承先会长建议，为教师编纂一部《教育大辞典》，而且建议我来主持这项工程。我当时非常胆怯，不敢承担这么大的工程。他们二老，还有刘佛年校长，竭力鼓励我，使我难以推卸。在编纂这部大辞典的12年中，吕老始终和我们在一起，指导我们的工作，参加了历次编委会和审稿会。我们遇到困难就向他请教，他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我深刻地感到，吕老给我压这样重的担子，是有意锻炼我，提携我。2000年中国教育学会换届，因为承先同志年事已高，需要退下来，又是吕老向承先同志和陈至立部长推荐我任新一届会长。他又一次给予我极大的信任，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这几年，我常常向他请教，他经常给我们出点子，学会工作开展得更有生气了。

吕老与我，可谓忘年之交。我们思想很一致，在一起无所不谈。每次谈话，我都会受到许多启迪。这次庆贺吕老90华诞，我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商量，一定要为吕老出一部文集，使他的教育思想能够广为传播。这是对他最有意义的庆贺。吕老要我为文集写序，我不敢当，但非常愿意写几句话，来表达我对吕老的敬仰之心、感激之情。最后祝吕老和师母健康长寿，学术常青。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