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清算反革命的行动越来越高涨，“周家四虎”、“小八股党”，南昌路、瑞金一路上的“薄刀党”、“黄牛党”等大批坏分子落入法网，甚至连一直陪侍在侧的黄金荣的亲信门生程锡文、宋才良两人也先后被捕，这让黄金荣感到惊恐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1951年3月，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在大世界游乐场的秘密工作中，获悉黄公馆内藏有枪支，公安局为了消除隐患，决定采取行动。公安局先是找黄源涛谈话，开始黄源涛坚持否认私藏枪支，后经公安人员拿出确凿证据，只得承认。4月13日下午，数十名警察浩浩****开到了黄公馆。警察们经过仔细的搜查，在黄金荣寓所查抄出10支枪，其中转轮手枪四支、手枪三支、火药手枪二支和已损坏的卡宾枪一支，此外还有各种子弹300多发和军刀等。

看到抄出了这么多武器，黄金荣吓坏了，哆哆嗦嗦地说：“这些军火都是儿子黄源涛的，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请政府明鉴。”然而经公安部门查实，黄金荣与此事有所牵连，另外警察还在黄公馆里查处了大量窝藏的鸦片。

不少市民写信给政府，提出“树德务滋，去恶务尽”，要求严惩罪大恶极的流氓大亨黄金荣。但是人民政府考虑到黄金荣虽然罪大恶极，但还是有过立功的表现，而且解放后他也很配合政府，没有太大的过错，加上已经80多岁的高龄，于是人民政府决定委派盛丕华、梅达君和方行三人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梅达君为市政协副秘书长，方行担任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因为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也是为黄金荣考虑，以免他情绪激动，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接到政府的通知，黄金荣由佣人陪同，来到上海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接受了谈话。

盛丕华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但我们考虑到，你过去虽说有很大的罪恶，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还能安分守己，况且年纪已大，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然后看你的坦白情况再行处理。”

方行接着说：“很多群众控诉你过去的罪恶。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连忙说：“感谢政府感谢人民给我机会，我深知自己过去罪恶重大，愿意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到黄公馆犯起愁来。这悔过书得怎么写，黄金荣心里也没底，所以他叫来了门生龚天健，跟他商量对策。

“政府让我写一个悔过书，让我交代罪行，这个可怎么办？”黄金荣忧心忡忡地问道。

“这个可不好办，写得罪大恶极，政府一下发起火来，要把先生枪毙。政府不是口口声声说为了人民，人民要枪毙先生，政府能不枪毙吗？所以这个悔过书，咱们不能写太多，而且要把罪行都往外推。”龚天建给黄金荣支招。

于是，在龚天建的帮助下，黄金荣写成了一份“悔过书”。不过与其叫“悔过书”，不如叫“表功书”，因为黄金荣并没有陈述自己多少罪行，反而大书特书自己的“光荣伟绩”。如黄金荣强调，他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是在革命党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黄金荣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说“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黄金荣还强调在日伪时期，他没有落水做汉奸，他写道：“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对于很多坏事，他都往别人身上推：“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在这份“悔过书”中，黄金荣尽量为自己遮掩罪恶，文中多是隐恶扬善、文过饰非之处。这份“悔过书”自然不会得到人民的满意，于是政府严厉斥责了黄金荣，让他好好反省，重新写一份真正的“悔过书”，必须真实诚恳，表示自己悔过之意，否则要把他作为反革命的典型严厉惩处。

看到无法蒙混过关，黄金荣只好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罪行，重写了一份悔过书。上海市政府遂以《黄金荣自白书》的名义刊登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和《新闻报》头版上，还配以黄金荣的照片。

黄金荣，发表悔过书一件，全文如下：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姐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出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时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了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的巡捕房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许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产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动，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人民一边，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既往不咎，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假的。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黄金荣的《自白书》刊登后的第9天，“小八股党”的干将、杀害汪寿华的刽子手叶焯山被押到法庭，最后被判处死刑。7月26日，黄金荣的弟子、汉奸卢英被枪毙。28日，叶焯山和黄金荣的另两个徒弟——恶霸张春帆与马祥生一起，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众多门生及好友被纷纷处决，这让黄金荣更加惶惶不安，提心吊胆，担心哪一天会被政府抓去，被枪毙，被砍头。到了后来，黄金荣整夜无法入眠，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黄金荣随即就病倒了。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了弥留状态，附近的永川医院应家属的请求，派出护士到黄公馆，给他注射了强心针，但已无济于事了。当天下午，黄金荣停止了呼吸，时年85岁。

黄金荣死后，其亲友徒众为他进行了简单的葬礼。黄金荣六十大寿、八十大寿时风光无限，祝寿的人何以千计，但是到他死时，只有17个门徒前来吊丧。对比前后，确实让人欷歔不已。

黄家因为黄金荣的逝去，收入日见拮据，甚至难以维持日常的开支。无奈之中黄家人求助于章士钊，章士钊写信给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述黄家的经济困难。在潘汉年的亲自处理下，顺利解决了黄金荣的遗产问题。就此，黄金荣的人生大幕终于拉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