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2日，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柏林德军全部投降。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在远东，美国军队以空中优势，攻占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琉球群岛。日本本土外围防线全部被摧毁，美军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空中轰炸。在中国，由于世界大气候的影响，中国战区也积极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的乞降书通过瑞士、瑞典转给中、美、英、苏四国。日本在乞降书中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八年抗战正式结束。中国收回上海租界，取缔了设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这对国人来说，无不欢欣鼓舞。然而黄金荣此时心中虽然高兴，但是也有了一丝丝忧愁。因为黄金荣知道，自己当年就是依靠在租界的职权逐渐与各路流氓相互勾结而势力越来越壮大的，租界对中国人来说是耻辱，对他来说却是最好的资源。法租界存在的时候，黄金荣既是法国人手下的督察长，同时又是国民党在租界内的代理人，黄金荣实际上充当了法租界当局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一个桥梁。租界一旦消失，黄金荣这个中间人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他既失去了法租界的庇护，在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国民党对他的倚重，如此一来，黄金荣将不可避免地走上下坡路。想到这里，黄金荣不禁悲从中来。

不过，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黄金荣虽然实力大不如以前，但是声势犹在，各方也不得不对这个昔日的大亨礼让三分，以期将来有求于他。9月4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自上饶致电黄金荣，内称：“抗战虽获胜利，建设尚极艰巨，沪市恢复伊始，仍请协助维持地方秩序为重。”正当黄金荣正信心满满准备重振雄风之时，杜月笙也回到了上海。

随着抗战的胜利，大后方的恒社社员陆续返回上海，召开了第四届社员大会。经过重新整顿，恒社社员从战前的520人增加到910人，其中不乏国民党的党政军警要员。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在随后的上海地方行政区一级选举中，有31个区的区长被杜月笙的亲友、恒社社员囊括一空，连他的三儿子杜维恒也捞个区长当当，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届市参议员选举中，杜门亲信在181个议席中占据了50多个。

在恒社社员的全力支持下，杜月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获得各式头衔70个。恒社重新活跃起来，社员迅速增加，声势浩大，成为战后上海滩堂堂有名的势力，杜月笙的杜公馆门前，天天车水马龙，各色人等络绎不绝前去求见。

看到杜月笙一回来风头就如此之盛，黄金荣心中憋着一口气，他不愿意看到自己“三大亨”的地位发生动摇，因此明里暗里总是与杜月笙较劲儿。当初他成立忠信社就是为了与杜月笙的恒社进行抗衡，如今恒社复兴起来，他的忠信社哪能垮下去呢？于是，黄金荣决定着手振兴自己的忠信社。

黄金荣找来了程锡文、杭石君等人，与他们商量起来。

“想当年咱们的忠信社也是风光无限啊，哎……时代变了！”黄金荣感慨着说道。

“是呀，都是这些日本鬼子给闹的，说什么不准私自结社，结果咱们的忠信社被憋在家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杭石君应和道。

“那以后先生怎么打算呢？”程锡文向黄金荣问道。

“这也是我今天叫你们来的目的，我想，咱们能不能再把忠信社给搞起来？”

“这……怕是不好办吧。”程锡文摇了摇头说道。

“为什么？他姓杜的恒社，在小日本的打击下，不也夹着尾巴藏了八年，现如今刚光复，这恒社就死灰复燃，声势这么大。咱们的忠信社为什么不行啊？”黄金荣不平地说道。

“先生，恒社和忠信社不能比的。他恒社虽然垮了几年，但是人没垮，都跑到重庆去了。现如今，这些当年的骨干都回来了，所以这个杜月笙才能如此之快地让恒社恢复过来。咱们的忠信社就不行了，当年那些能干事的，在这几年里都交代得差不多了，想要再把忠信社拉起来，不容易啊。另外，与其费老大劲儿将一个散了架的忠信社拉起来，还不如重新办一个来得爽快。”程锡文细细向黄金荣说道。

“再办一个？”黄金荣显得有些惊讶。

“对！咱们另起炉灶再办一个，这样的话，一切都好操作。”陈锡文肯定地说道。

“好，那咱们这个新社团该叫什么名字呢？”

半天没说话的杭石君赶紧说道：“不如就叫‘荣社’吧，一看就是先生的盘口。”

“‘荣社’听着不错，就用这个啦，哈哈，以后我黄金荣就是‘荣社’的社长了。”黄金荣得意地说着。

经过紧张的筹备，1946年6月23日，黄金荣的荣社正式成立。社址就设在嵩山路振声里1号黄金荣的门生、原法租界公董局的买办赵振声的寓所。

这天，黄公馆里热闹非法，黄金荣身着长袍马褂，由两个佣人搀扶着，站在赵府大门外边，拱手迎接应邀前来观礼的要人。为了给黄金荣面子，上海滩一众头面人物纷纷到齐。主持人杭石君一一介绍过贵宾之后，大声宣布道：“荣社正式成立！”

黄金荣得意地笑了，看着台下几百个鼓掌的社员，黄金荣感到自己还没有老，还能够在这波涛汹涌的上海滩中叱咤风云。

随后，黄振世向来宾介绍了荣社的组织情况：社长为黄金荣；常务理事为邱子嘉、黄振世、陈培德、杭石君、丁永昌，另外还设有理事与监事20人，这些人组成理事会，决定荣社的各项大政方针；理事会下设秘书长，秘书处又设总务、财务、福利、组织、交际、文化、娱乐各股，处理荣社的具体事务。荣社的宗旨是“利用业余时间，提倡正当娱乐联络感情，研究学术增进知识，共谋社会福利合作事业”。

荣社成立之后，黄金荣分外用心，时时关注荣社的发展，帮助荣社筹募资金，安排活动。到1947年，参加荣社的人数已达数千，超过了杜氏的恒社。荣社社员遍及全国军政工商农矿文化各界，虽说社员的层次不如恒社，但也是上海滩一支不容小觑的势力。

与恒社主要活动不同的是，荣社的主要活动是聚餐。荣社经常举办团拜会，时间一般为正月初六、七月半、十月初一等时候，社员交纳一笔费用，大家在一起聚餐。但实际上，会餐只用去一部分费用，其余均装入了黄金荣的私人腰包。因为荣社实在没有发挥出太大的作用，也没有做出多少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在社会上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荣社社员之间聚在一起所做的主要事情不是别的，就是吃吃喝喝，聚餐成了荣社最为主要的社团活动，这使得荣社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吃喝俱乐部。

除了黄金荣办社团，他的众多门徒也纷纷建立自己的社团，像老北门鸿运楼酒菜馆老板周一星组织了“星社”，法租界捕房金九龄组织了“春社”，黄振世组织了“振社”等等。

不过，荣社的发展并不如黄金荣期望的那样声名远扬。其实上海滩一众的社团都不再风光，究其原因，最大的一点是上海的社会环境与之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就是租界的消失。此前，上海滩四分五裂，管辖权被严重分割，这为帮会分子提供了广阔天地，帮会势力之所以能够臻于鼎盛，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当时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导致了官方治理不力，从而给帮会分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但是抗战之后，上海地区的政治环境完全变了，国民党在上海实现了完全的统一，他们不需要再利用脚跨华洋两界的帮会分子去跟洋人打交道，这样一来，帮会势力对于国民党的利用价值也就被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对帮会势力不仅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给予全力的支持，甚至还会出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对其进行打压。

其二，帮会自身的局限性。帮会人数众多，这些人一旦聚众闹事，会令国民党政府十分难办，这种潜在的威胁性也导致国民政府对帮会采取打击而非鼓励的态度；帮会传统的封建结构已经缺乏号召力，以大亨为核心的新式帮会社团，也因其过于狭隘、保守而失去活力。尽管帮会曾企图寻求政党化的新出路，但结局仍没有多大改观，于是荣社等众多社团最终成为了变相的吃喝俱乐部。

其三，成员的目的不统一。那些加入荣社的成员，并非志同道合，他们仅仅是为了能够找一个帮会的靠山才投靠荣社，在心中他们仍然把荣社看做黄金荣的香堂，这种态度使得一些荣社社员对外敲诈勒索，无所不为，败坏了荣社的名誉；而黄金荣成立荣社的目的是为了与杜月笙竞争，他并没有长期的发展规划，黄金荣自身的政治热情又不高，从而导致了荣社只能停留在旧社会香堂的程度。

荣社非但没有成为黄金荣走向政治的资本，反而成为了黄金荣牟取私利的工具。黄金荣利用荣社进行敲诈勒索，不论对方的身份地位，只要有钱，一律下手。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在沪军都督府任职，1917年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加入银行界，长期在交行供职，是个非常有实力的金融家。黄金荣看到他油水充足，便要敲诈他两亿元法币。钱新之知道后，担心自己被绑架或者被杀害，最后只得如数交给黄金荣。

黄金荣不仅敲诈个人，甚至敲诈银行。黄金荣曾经以荣社的名义向重庆商业银行借款4亿元，银行查清是黄金荣要借贷，知道如果贷给了黄金荣，就别想再要回来，于是银行总经理便向董事范绍增寻求解决办法。范绍增感到不好解决，直接给把兄弟杜月笙打电话。杜月笙吩咐范绍增假意向黄金荣通报，说有人冒充黄金荣的名义，要重庆商业银行贷款4亿元，问他是否真有其事。黄金荣接到电话后，自然只能承认有人冒名敲诈。最后，重庆商业银行因为杜月笙的帮助才逃过一劫。

荣社没能如黄金荣所愿发展壮大，最终消失在历史的灰霾之中。属于黄金荣的时代已经逝去，黄金荣这个旧时代的上海滩大亨，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