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很难过的时光。
那是一些很想忘记、却又总也忘不掉的日子。
因为，那时曾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唤，也许那是一个需要呼唤的年龄？
55岁的我，无奈之下竭尽全力寻找善良和勇敢，去呼唤久违的关爱，希望这关爱还能眷顾我的余生。
或许这关爱听见了我的呼唤，它悄悄地唤醒了我的思维和记忆，唤醒了我那疲惫的生命，使我在最艰难的时刻终于坚持下来，给了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一）
虽然睡前已经服用了安定和百忧解，可是，我仍旧每天早晨不到5点钟就醒来。起床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护士小赵再过两个多小时就来上班了”。
自从护士长去了“非典”一线之后，护士小赵接替她来照顾我，就成了每天早起后我最美好的期盼。也许因为我突然感觉自己太孤单、太需要友谊和关爱了。
每天早晨7点45分，护士小赵就会准时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有时能听到她那平和清亮的说笑声或匆忙的脚步声，有时能窥见她的一点倩影。偶尔她不太忙的时候，换好工作服后就会第一个来看我。
与其他护士一样，小赵也戴着雪白的护士帽和大大的白口罩，只露着两只眼睛。刚来时，我一直弄不清谁是谁，接触多了才能从眼睛和声音上认出护士小赵来。她虽然是单眼皮，但是眼睛很大，就像两潭泉水一样深邃而又清澈，闪烁着善良而又聪慧的人性光芒。从她那温和的目光中，我能感到这个世界还有温暖。
她总是微笑着走进来，站在距我大约两米多远的门内问我：“昨晚睡得好吗？”或者“你觉得怎么样？早饭吃了吗？”
看着她那关切的眼神和单薄的身体，我怎么也不好意思说自己不舒服。于是我只好强做镇定地说：“还好，睡得很实。”或者说：“刚刚吃过早点。”然后反问道：“你怎么样？今天还会很忙吗？”
“能不忙吗？今天又要有两名护士被调去‘非典”一线’。
往往不等她把话说完，走廊里就会传来：“小赵——”或“护士——”的喊叫声。
于是，她一边答应着：“嗳，我这就来！”一边叮嘱我：“今天一定要按时去心理中心治疗，早点回来好输液。”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因此，本来还想找话题留住护士小赵多说两句话，可是一想到医护人员那里又有许多查房、落实医嘱或者消毒、更换床单之类的事情需要护士小赵去安排，我就只好放弃这个念头。望着护士小赵匆忙走出去的身影，我又有些失落感，于是早起后压抑着的心慌和颤抖等症状就会逐渐被我感觉出来。
就这样，每天早晨我既盼着护士小赵早一点到来，但又怕因她到来后又匆匆离去而带给我的不安。
于是，我又会盼着每天晚上的5点、6点或7点钟左右，因为临下班之前，护士小赵总要抽时间再到我房间里来和我聊上几句。而且往往就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够多聊几句，虽然总是我找出一天来想了多少次的话题，而护士小赵也总是特别理解我似的，尽量让我把话说完，也尽量多陪我一会儿。可是，后来当我知道她那4岁多的双胞胎儿子因闹“非典”不能送到幼儿园而寄托在邻居家里时，我无论如何都不忍心再拖住她急于回家的脚步了。
“快回去吧。”我说，心里虽然不太情愿，但也不能不由衷地催促道。
她虽然心里也很着急，但还是很关切而友好地对我说：“不要紧，晚就晚点吧，反正他们也都习惯了。”她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还会不停手地给我关关窗户，或者抻抻床单、检查一下床头灯或按铃。而且总是等我找不出要说的话了，她才停下手来，友善地看着我，叮嘱一些夜里需要注意的事项。
所以，每天早起后满怀期望和寄托的这两个多小时以及下班前那段时间，几乎成了我住院那些日子里最美好的时光。
我住的是一所军队医院，闹非典以来这里各方面的管理都非常严格。住院部是一座新盖的大楼，宽敞而又整洁。但是，为了工作方便，护士台都设在医生办公区和病房区中间，采光和通风都比办公室和病房差了很多。入夏以来，气温经常高达30多度，可是为了谨防“非典”病毒的污染，这所医院一直坚持没有开放空调，也没有使用风扇，所有医护人员每天都严格按规定穿着隔离服和白大褂，戴着白帽和厚厚的口罩。我住的神内科十几名护士，每天都要按时为患者查体温、量血压、摆药、输液、记录查房情况、打印医嘱、联系有关科室会诊，以及安排患者做核磁共振等相关检查。病室呼叫护士的铃声此起彼伏，护士们推着满载药械的医疗用车或端着医用托盘在各病室间穿梭般往来。
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站在门口发傻似的问匆忙走过来的护士小张：“现在还穿这么多衣服，你们不热吗？”
“我身上的汗都快馊了。”对面过来的护士小董没等小张答话就走近我身边轻声对我说。
“阿姨，能不热吗！”护士小张则十分平静地回答道，而且她总是很尊敬地称呼我“阿姨”。这样称呼我的不仅有小张，还有护士小穆、小樊、小佟、小王、小边、小陈、小杨、小米、小裴、小郭、小郑等人，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很惭愧。
使我感到惭愧的不仅仅是这称呼和她们对我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面对“非典”她们那平静的心态、对患者的爱心和随时准备上非典一线的牺牲精神。完全不像我，这么胆怯和懦弱。
我因为受不了一个恶魔般的新领导的折磨而愤怒。这个新领导因为自己政策和文化水平都很低，又想在我们面前摆架子，因而耍手段对我百般嫉妒和刁难，使我无法正常工作，甚至不给我落实正高级记者政策。紧接着又爆发了“非典”，单位领导向我们传达“非典”信息时把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而且把我们都赶回家去，准备清空办公大楼。我自己又恰巧赶上更年期，而且又面临五十五岁必须退休……一系列情况叠加在一起，使我产生了焦虑和不安，以至于对生活失去热情和信心而住进了医院。
（二）
记得刚入院那几天，我不敢回答医生的询问，因为我害怕回忆，害怕回忆当时的惊恐状态。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两个月了，而且还又一直在按照医嘱不断地服药，可是那种症状并没有完全消退。我时不时地还会感到心慌、腿软、颤抖不安、没有胃口等等，住院前那些可怕的场景还会不断浮现在眼前。
尤其是“非典”刚爆发的那几天，部门领导把情况说得非常可怕，在座的很多人当时腿就发软了。
接下来机关工作基本停摆了，除极少数人轮流值班外，多数人都迫不得已地被关在自己家里，以减少因互相接触而被感染的机会。机关大门警戒森严，外人一律不得入内。内部值班人员进门要查验体温，规定互相见面不打招呼、不握手、不说笑、不出差、不开会，连传阅文件都少了很多。所有电梯的按键上都贴着随时准备更换的塑料薄膜，梯内张贴着白纸黑字的“乘电梯、戴口罩、不讲话”。各楼层办公室内都毫无声息，餐厅里排大队的现象不见了，只有稀稀寥寥的十几个人无奈地在那里用午餐。
往日路上蜂拥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也都消失了，住宅小区里横冲直窜的小轿车静静地趴在那里不动，散步的老人、玩耍的孩子全都关在自己家里。除了树叶在变绿、桃花在开放、小草在长高之外，到处死一般的寂静。面对自己早已盼望见到的绿树鲜花，忽然觉得它们来得这么不是时候，不免黯然神伤。为什么那么可爱的世界突然间会变得如此凶险？
每次回到家，我都不得不垫着纸拉开房门，进屋后马上拿出酒精棉擦手、擦指甲缝，甚至擦眼睛、擦鼻孔、擦耳朵、擦脸、擦钥匙……。外衣和手提包放下后便不敢再碰。因为担心小区里唯一的地下菜市场里空气不好而不敢去那里买菜，每天只喝稀饭吃咸菜。
就这样休息了几天之后，我虽然有点心慌腿软颤抖乏力，但还是下决心出去购物。那天，我带上购物清单和足够的现金，戴着双层口罩，为了保护眼睛还误把老花镜当作平镜戴上了。因此出门之后，突然觉得视物不清，还以为几天不出门视力下降了，只好深一脚浅一脚地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汗水从额头上流入眼睛，杀出了眼泪也不敢用手去擦。好不容易走到菜市场，匆忙买了几样蔬菜。正在交款时，忽然听到身边的一位顾客说她有点发烧，她家的小狗也发烧咳嗽，吓得我连收款员找给我的零钱都没敢拿，匆忙走出菜店。这时，我忽然想起手里提着的蔬菜刚才就放在那位发烧的顾客面前，于是又急忙把手里的蔬菜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里，只提着刚买的米面和药品回到家。
没有心思做午饭，什么都没吃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后出了一身汗，头发都湿透了。朦朦胧胧记得梦中树上的马蜂窝不知被谁碰了一下，马蜂一下子都钻出来，漫天飞舞。忽然间有几只钻进了我的衣服里，路边电线杆上挂满了广播喇叭，就像当“知青”在农场时一样不停地广播，告诉人们多往自己身上喷药就不会被马蜂螫着。可是哪儿都找不到药水，急得我直出汗。路上值勤的警察也在忙着指挥马蜂，有的还被马蜂蜇死了，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排着队来给警察献花……
这时，我也好像被马蜂螫了一样，浑身又扎又麻的不舒服。头也有些晕，一量血压竟比平时高出了30多，体温也超过了37度。看看天已渐渐黑了下来，我倒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
本来由于多年做文字工作，已有些神经衰弱，工作中不公平的事情又多一些，何况只有高中文化的新领导又处处刁难，我按程序评上高级记者职称后相关政策待遇一直不给落实，因此退休年龄也得提前。几十年独身一人，没有工作干了就觉得没有意思了，因此心情一直不太好。加之又闹“非典”，于是有些撑不下去了。一天早晨醒来，头脑里忽然出现了林黛玉抑郁而死的情景。这样下去我会不会也要抑郁呢？我想，不如趁早找点药吃下算了。
自从产生这样的念头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地早点结束这一切。与之前那个风光体面的银行新闻处长相比判若两人。心想：那些中央媒体的记者朋友们一定想不到我会变成这样，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怎么了。
那几天，每次睡觉醒来眼前都阵阵发黑，都觉得今天就是了结的日子，最迟明天……
难道真的没有出路了吗？难道我真的要结束这一生吗？想到自己的爹娘，想到自己的奋斗历程，想到……。尚未泯灭的自尊心告诉我：不能被恶人耻笑，更不能因为了结生命的方法不当而格外遭罪。就这样，我拨响了机关医务室的电话，对十分友好的郝医生**了心声。
“那可不行！”美丽而又善良的郝医生听后十分震惊……
两天后，我被送进了这所医院。
那天晚上，我曾有过轻生念头的事儿就在医护人员中传开了，要安排夜班格外照顾。在场的几个医护人员悄悄议论说：
“50多岁了，又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想不开？”目光里流露出同情和不解。
……
但是护士小赵却什么也不说，而且似乎还很愿意接近我。记得她满怀同情地嘱咐我：
“你什么都不要想，只要配合我们治疗就一定能好起来！”她似乎很了解我此时的心情，说得十分肯定。
看着她那深邃而又善良的目光，我好像又找回一点久违的平静与祥和。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多年独身在京工作、只知奋斗、很少有人关爱的女性来说，我觉得那目光既熟悉又陌生。那目光像母亲、像朋友、又像儿女。那目光里含有多少母亲对儿女的疼爱，含有多少友人的劝慰和责备，又含有多少儿女的疑惑和不解。我虽然没有儿女，但是我依稀感觉到目光里的那种神情，就是那个样子。
（三）
护士小赵她们的友好和善良给了我很大安慰。不管哪位护士值班，都不忘记抽点时间来看望我，或者和我说上几句话，或者微笑着问候我一声，或者站在门口对我打个招呼：
“有什么事儿没有？有事儿打铃叫我。”
而且，每次输液前总是不忘提醒我：“有点儿疼，忍一下就好。”就像面对一个孩子。
有那么几天非常不舒服，医生给我服了安眠药，因此总是昏睡不醒。
一天晚上，似乎天已经很黑了，我醒来后只觉得头很晕，视线模糊，胃里也很闹腾，头顶上挂着好几只吊瓶。离我不远处，医生和护士长一起在向值班护士交待关于对我的护理问题。
看到我醒来，三位医护人员高兴得一下子都围拢过来。由于她们都戴着大大的口罩和白色帽子，我一下子还分辨不清男女，只隐隐约约感到她们的个头都比较高，眼睛都大大的，而且似乎都很惊喜。其中一位就是我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兼修神内和心理的双料博士后。这时她看了一下手表说：
“我说得没错，这个钟点她该醒过来了。”
另一位就是潘护士长，她高兴得轻轻抚摸着我的胳膊，又用手把我的头发理到一边，像亲人一样俯下身来在我的耳边轻声问道：
“觉得好一点儿吗？饿不饿？要不要喝点儿水？”
她的话音刚落，夜班护士立即给我端来了一杯水，而我却把头歪到一边去，拒绝了喝水。这位护士很耐心地劝我把水喝下，虽然她只护理了我一个晚上就去了抗“非典”一线，可是她留给我的印象却使我久久难以忘怀。
记得入院头几天，“嘀铃铃”的急救车铃声不断响起，因为离住院部不远处就是发烧门诊和传染病房，又是在寂静的夜里，门窗都开着，急救车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惊恐不安。这位值班护士便会立即走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条毛巾，若无其事地对我说：
“其实‘非典’也没那么可怕，我们科室没有一个人被感染，就是这铃声有点讨厌。”
说着，她还用毛巾擦去我额头上的冷汗。我觉得毛巾有点温热，像一股暖流流过一样，心里顿时有了一点儿舒服的感觉。看到我脸上的表情，这位护士美丽的大眼睛笑得都弯了起来，说：
“您长得真文静，一看就跟一般的患者不一样。”接着又自言自语似的问我：“我称呼您什么好呢？叫阿姨吧，就把您叫老了。叫大姐吧，又显得不太尊重您？”她想了想又说：“还是叫老师吧，我真希望能有机会做您的学生，一定能学到好多东西。”
“谢谢！”
这时我已经完全清醒过来，面对这样善良而又有爱心的护士，我内心里感到十分惭愧。
可是这位护士却好像洞悉了我的心理世界一样，继续温和地对我说：
“没关系的，其实谁都有想不开的时候。再说您这也算不了什么。我做护士多年了，真的很理解患者的心情，也很替患者着急，我们真的都希望患者能尽快康复起来。”
她一边说着，一边多次出去冲洗毛巾，反复为我擦拭面部、脖子、前后身儿，还有胳膊、腿和脚。
我虽然十分虚弱地躺在那里，但是心里的确十分感动。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和照顾了。记得在家那几天，我连冲澡的心思和力气都没有了，又惊恐得天天冒冷汗，说不定身上早就有异味了。虽然我一时还没有闻到，但是知识分子的那点儿自尊心使我觉得很难堪。
“我身上一定很脏，不要再擦了。”我的声音很微弱。但是她听后却说：
“真的不脏，护士长天天给您擦，她也要求我们夜班护士这样做，只是为了能让您稍微舒服一点儿。”虽然她说得很轻松，也很自如，但我却深知那里蕴含着多少爱心和眷顾。
“我也爱买您穿的这样袜子，结实，不易抽丝儿。”
她知道我没有力气多说话，但是为了能够让我的心情轻松一些、又不触动我的心结，就东一句、西一句的尽可能地活跃着气氛，转移我对环境的注意力。按着护士长的要求，当晚这位护士就以照顾我为主，让值大夜班的护士小樊提前上班分担了一些其它工作。
我没有想到，虽然第二天她就要上抗“非典”一线了，可是那天晚上竟还能像没事儿人似的，心情那么轻松愉快地照顾患者，千方百计地为我解除忧思。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觉得多少天以来一直困扰着我的那种惊恐不安的感觉似乎有所减轻。我想：难道我真的还能活下去？
刚刚8点钟，护士长就带着七八名护士一起来到我的房间。她们笑呵呵地围拢过来，有的喊我：
“阿姨，您终于醒了。”
有的自报姓名，有的还要和我握手。除了她们身着统一的护士服装和大大的口罩外，那气氛，完全不像是在“非典”那些最严酷的日子里，更不像是在医院。
在她们的帮助下，我洗脸、漱口、换衣服，并搬进了一件更宽敞明亮的房间。护士小赵告诉我：
“这是科里最好的房间，好久没有安排患者了。护士长说，您可以放心住在这，这里很安静，也很安全。”她那深邃善良的目光再次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这时，护士小王又进来亲切地对我说：
“阿姨，护士长说您很有学问，让我们抽空多来和您聊聊，好跟您学点东西。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大伙儿都想来呢。”
“不好意思。”说着，我十分愧疚地欠身想坐起来，小王马上过来扶着我靠在枕头上，并热情地要求和我握握手。我无力地伸出右手，看着自己的手不仅发抖，而且又那样的惨白孱弱，一片暗淡的阴云从心头飘过，我不好意思地想抽回自己的手，可是小王却深情地久久地拉着我的手不放，还说：
“没关系的，阿姨，您看我也很瘦。我愿意跟您这样有知识的人接触，好跟你说说心里话。别看我比您小这么多岁，可是我生活里遇到的难题可多着呢，身边如果能经常有您这样的老师指点指点该多好。”
接着，小王还真把我当家人一样讲述了她的一些情况。原来，她婚后因双方性格不合、加之“非典”对医护人员的影响，男方正打算与她分手，她说如果分手她也打算过独身生活。
这个话题还真触动了我，我突然有了想说话的念头。尤其是看到小王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真心的帮助时，本来就爱往外掏心里话的我终于忍不住了，也不能简单应付了。很长时间没有与人像样地谈话、交流思想的我，这时终于说出了在自己心里说了多少遍的话：
“不，不行！不能独处，千万不能走我这条路。人，一定要过正常的生活，才能有正常的思维。……一定要有家庭，要有孩子。你还年轻，处理生活问题一定要慎重。两个人好好谈谈，或许能多找到一些共同之处……”
几天来，医护人员对我真诚相待，不能不令我感动。我多想把心掏出来给她们这些年轻人看看，多想告诉年轻人千万要珍惜青春年华，不为名利所动，走好人生每一步。可是，我的话刚开了一个头就被护士小王打断了，她是真心来和我交流的，只听她毫无顾忌地反问道：
“阿姨，那我问您，如果让您从头再走，您会愿意平庸度过、不要理想、不为自己的事业而努力奋斗吗？”
这问题很尖锐，但是我也不是没想过。于是我很直率地回答道：
“你说得很对。如果让我重新度过我的人生，恐怕我还会这样，这是因为我的性格已经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刚走入社会，经历的事情还少，思维方式也还没有定型，完全可以改变。所以，你一定要慎重处理眼前的家庭矛盾……”
护士小王听得很认真，不住地点头，看来她是真的把我当老师看待了，于是我们就多聊了一会儿。
后来，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护士小王甚至把她处理婚姻问题的每一步都要告诉我，并征求我的意见。这使我觉得我活着还有用，远不像我精神崩溃时所想的那样“再活下去已经没有意思了”。
又过了一会儿，主治医生就来查房了。一进门她就说：
“哦，我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饿不饿？早饭吃了吗？”
“不觉得饿，但我还是按照您的要求把稀饭喝下去了，馒头我咽不下去，就把它当成药用稀饭冲下去了。”我回答道。
“你怎么可以把饭当药吃？！”我本以为主治医生知道我能吃饭了一定挺高兴，没想到她会很吃惊。她说：
“我们人类接受暗示的能力很强，要善于暗示自己好的东西。善于从自己生活、工作的环境里观察、体验那些善良美好的东西，你就会得到美好的东西。吃饭细嚼慢咽不仅有助于消化，而且由于吃法不一样，吸收的营养也不一样，食物对人体的作用也不一样。比如当你吃一个馒头时，你如果想到小麦里有阳光的能量、有雨露的滋润、有农民的爱心……，你就会吃得很香甜，你的胃里就会觉得很舒服，你的精神气儿就会很足。这就如同你欣赏文学、美术、音乐等美的东西一样，你欣赏美你就能得到美，你与开朗愉快而又能干的人接触，你就会受其影响而愉悦，充满活力。反之，如果……”
“如果我能看到馒头里有阳光，那我首先得有好胃口，得愿意吃饭。”
没想到，这时我忽然又有了那股较真儿的精神头儿。虽然反驳着，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主治医生说得很有道理，我反驳只是想知道得更多一点儿，使她说的这个道理基础更扎实一些，更令我信服，也许真的能让我觉得活着很有意思。
“你说得很对。有没有胃口不仅和食物、和对食物的认识有关系，而且也与人的心情有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又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在你的心情完全好转之前，首先也要好好吃饭，为自己的精神好转打下物质基础……”
我无话可说了，我把她的这一饮食观叫作“美食疗法”。她听了之后又说：
“这不是我的个人看法……”接着她又给我讲了一些道理。我觉得她讲的东西的确很科学，不仅接受了这一观点，而且日后对我影响也很大。
那之后的日子，只要我不是特别难受，只要我还能坚持下床活动，我就尽量坚持吃饭，努力咀嚼、吸收食物里的“阳光、雨露和爱心”。当然，也包括吸收医护人员的那片爱心。
刚能下地走动那天，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应该早一点向单位领导报告自己住院了。这不仅仅是组织纪律性问题，我也不想这件事被弄得满城风雨，不想让整我的人看笑话。没想到部门另一位领导对我住院的事情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还说：
“听说你身体不太好，反正现在闹‘非典’大家也都轮休，你就好好休息治疗吧。等医院允许探视时你来个电话，我们好去看看你。”
接着我又给机关医务室的郝医生打了电话，郝医生很友善地反复劝我一定要努力配合医生治疗，并要求我不要胡思乱想。还说：
“很多事情都与一念之差有关。你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以前那么多坎坷都走过来了，这次也一定能够渡过难关，千万不要让我们失望……”
我知道，郝医生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因此也很感谢她。
（四）
一天下午输液后，我半躺半靠地坐在**想心事。这时，潘护士长和护士小边过来了。在我清醒过来之前，护士长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情，可是面对面交谈这还是第一次。
护士长高高的个儿，秀气挺拔。虽然护士装把她包得严严的仅露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但是冷眼看去，头脑里仍然会闪现出一个靓丽温柔的女性形象。
她和蔼亲切地站在我的面前，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一样直言不讳地说：
“你在医院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是对的，不要着急。现在患者少，基本上是每人一个房间，互不影响，也有利于治疗和康复。”
我知道，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她们要逐个房间照看病患，为所有房间搞卫生消毒，光消毒一天至少要进行4次。我以为护士长接下来要向我诉说他们工作上的困难，但是护士长对此却只字未提，反倒说：“你和别人不一样，没人陪护，因此，有需要我们做的事儿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人生都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谁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你这几十年不也没少帮助过他人吗，而且也从中获得很多乐趣和安慰。”看来，护士长已经了解过我的情况了，我很受感动，却不不知说什么才好。
“尤其是一个一生都艰苦奋斗、勤奋工作的人，面临退休时他还是停不下脚步，一旦被强迫停下来，他就会有许多的不适应。我父亲就是这样，原来当总经理时非常忙，看不惯的事情他也敢说敢讲，活得有滋有味。其实他完全靠惯性在工作，身体各方面器官都逐渐老化，而他并没有察觉。所以，一旦退休回家，他就会觉得身上哪都不舒服，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个废物，活着还有啥意思’。一开始还养花弄草的，后来也觉得没意思。而且他脾气也大了，心情又不好，没有胃口，经常不好好吃饭，刚两三个月就瘦了二十几斤。我姐姐给他弄了各种药，起初他还吃，后来也不吃了。我就打长途电话过去劝他，后来他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我们都很着急，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我妈妈整天陪着他。现在半年多过去了，听说我爸爸已经适应退休生活了。前天他还主动打来电话劝我工作起来要适度，别累坏了身体，更要注意防护‘非典’的感染。你看，我爸爸只是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使自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就等于多给自己一次机会。原来我爸爸总以为活不活、怎么活，只是他自己的事儿，他哪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我虽然与父母远隔千里，但只要我知道他们生活得健康愉快，我的心里就踏实，工作起来就觉得精力充沛……”
虽然是第一次谈话，护士长却和我聊了半个多小时，看来她是有备而来。说得更准确一点，她为我花费了不少的心思，甚至把自己家里的事情都拿来启发开导我。我也知道她说的都是心里话，而且用心良苦，的确是为我好。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精神一度彻底崩溃的人来说，她的第一次谈话只使我明白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那就是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一个劲儿地工作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身体会逐步老化，需要退休养老，继续拼命工作会超出生理及心理承受极限的。看来，工作只能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似乎也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像我这样心情不愉快、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人大有人在。想明白了这一道理之后，我突然觉得不必像刚来时那样自卑了，看来我真的应该尝试着努力活下去。
潘护士长很讲究工作方法，心也很细。她好像从我不断地点头中看出了我的心理活动，只听她说：
“慢慢来，不着急。其实您比我有学问多了，我应该多向您学习才对。”
最后这句话她说得很客气，我却觉得很有分量。这是护士长在让我明白了一个基本道理之后，又漫不经心似的重重地击了我一掌，是让我用高一点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您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看您。下班前，每个病房我都得去看看。”
站在旁边的护士小边一直没有讲话，这时才笑着对我说：
“我最爱听我们护士长开导患者了。”
护士长走后，我一直在想：和我谈话，千方百计开导我、启发我、给我信心和力量，这不应该是护士长工作范围内的事儿呀。难道医护人员真的这么重视一个人的生命吗？我的康复和生存真的这么重要吗？我终于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行为了。
接下来那几天，几乎在同一时间，护士长都要来我的房间和我聊上二三十分钟，而且每一次谈话似乎都是在聊家常，都很轻松愉快，话题也很随意，并不那么严肃沉重，但对我的心情来说，每次谈话都会受到一次撞击和启迪。记得第五次谈话时，护士长很随意地告诉我：
“明天我就要去‘非典’一线了。”
“去一线？抗‘非典’？不去不行吗？”我很吃惊，这么好的一位护士长，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
“不能不去，我很想去，而且我也应该去。因为我学的就是对传染病患者的护理，都干这么多年了，工作起来很顺手，我也很喜欢这个工作。我早就报名了，这批总算把我安排上了。”
原来，在她们这些医护人员眼中，抗“非典”好像是一件多么难得、多么大的好事儿一样，当时的我实在有点不理解。我很难过地望着护士长，也很想说“那您一定要小心防护，我等您平安回来”。可是忽然间，我又觉得对这样一位坚强的护士长来说，这话太无关紧要了，我张了张嘴终于没能说出口。可是，她好像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反倒轻松地安慰我说：
“没关系的，人自身都有很强的免疫力。你看我在传染科这么多年了，身体不是好好的嘛！”
顿时，我又由一个安慰者变成了一个被安慰者，不禁深切地感到了自己的脆弱和不健康。
其实，我本来不是这样脆弱的人。几十年来，我经受过那么多的艰难困苦，从未退缩过。那么现在的我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护士长的几次谈话使我清醒了好多，使我开始认真的反思。我好像又看到自己几十年来、尤其是前些年那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那个似乎永远也不知道疲倦的优秀记者形象。想到这，又使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种光荣感，有了一点好好活着的勇气和力量。
护士长在我脸上似乎也看到了一点希望，或者说是对我终于有了一些信心，她拍拍我的肩头说：
“以后您多和主治医生聊聊，除了药物治疗外，她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多给您一些指导。您现在已经能自己行动了，也可以请主治医生帮您联系到心理科做些治疗。”
护士长走了之后，护士小张、小王、小樊等人每逢值班空闲时总要来和我聊上几句，我们之间似乎已经很熟悉，也令我感到很亲切了。她们的言谈和话语对我潜移默化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不断地冲撞着我的心灵。我的精神在这些撞击中一点一点地清醒过来，我似乎终于又找回了我自己，又多多少少看清了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或者说起码又愿意思考这个问题了。虽然心慌、颤抖、血压不稳等不舒服的感觉还不断地袭击着我，因为不愿意再遭受病痛的折磨而时不时地还会浮出轻生的念头，但比刚入院时已经好了许多。
我把护士长的话和我本人愿意配合治疗的想法告诉了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听了十分高兴。她说：
“太好了，科主任昨天查房之后还和我们一起研究你的问题，认为这些天来的治疗在你的身上已经见效，你比刚入院的时候好多了。我们准备安排请有关科室给你做些会诊和必要的检查、化验，同时让你进行心理治疗。你是有知识的人，我们估计你会很好地配合，因此如果没有大的器质性病变，你会很快康复的。现在你的想法已经和我们合拍了，这真是太好了！”
主治医生说着还把两手握在一起举到胸前，那种为我高兴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各项检查、会诊和心理治疗。
（五）
接下来，几件令我费解的事情发生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连主任和专家也都对我那么耐心和友好？
给我做会诊的几乎都是科室主任或专家，而且我可以足不出户，只在病房里等着就行。心内科主任早晨查完房马上就过来了，人很和气，对我的身体情况问得也很仔细。内分泌科主任一周内接连来了三次。还有妇科、中医科，也都是专家前来会诊。有一天，妇科主任比预约的时间晚到了仅半个小时，可是一进屋她就抱歉地说道：
“对不起，为一位刚入院的产妇做检查。您等着急了吧？”
“没有，没有，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多等一会没关系。”我也真诚地回应道。
一连好几天，每次会诊一结束，主治医生就会立即过来告诉我：
“主任说了，你的体质不错，只是有点功能紊乱，需要调理。”
按照妇科主任的诊断，我的雌激素水平太低了，低得几乎测不到了，因此她认为我只要坚持每天服用四分之一片雌激素就会好起来。我照做了，那几天感觉真的很舒服。
接着，又服用了一周中医科大夫开的中草药，效果也是出乎意料的好。
而心理科主任则希望我去做心理治疗。
那是一天早饭后，护士通知我去做头、颈部核磁共振。我拿着护士给我的检查通知单慢悠悠地来到另一座大楼。我刚把单子递给登记室，就听里面有人说道：
“来了，那个患者来了。”只见一位医护人员推开检查室的门，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指指旁边的鞋套说：
“请您穿好鞋套后进这间屋子。”
我按照她的要求把身上带有金属的东西统统取了下来，然后躺到一个检查台上，她怕我着凉，就问：
“要不要给您的腿脚盖上毯子？”
“不用了，谢谢！”
因为是第一次做核磁共振，听到那“轰轰”的声音后未免有点紧张，那位医护人员又和蔼地对我说：
“不要紧张，尽量放松自己。如果哪儿不舒服，等声音停下来时您可以稍微动一下。”
于是，我按照她的要求，尽量想一些轻松的事情。我想着乘坐飞机时，时而见到聚集起来的厚厚的云层，时而又有淡淡的云团飞过；时而蓝天碧野、海阔山高，时而又越过一望无际的层峦叠嶂、群峰峻岭……有一次去湖南，我坐在飞机上往下看时，禁不住为居住在大山深处的人们发起愁来：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深山老林呢？可是后来，当我走下飞机，置身大山深处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生活在群山峻岭中独有的乐趣。我又想：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大山呢？我真傻。其实，环境对人有益处时，大山也是宝。可是如果环境不利，即使平原不也无异于山吗！那时，我才知道我原来也会有那么多幼稚的想法。于是，我又想到了小时候去姐姐家过暑假。姐姐家住在镜泊湖边的一个林场，几十里的路程既要坐车又要乘船，一路上看不尽美丽的湖光山色。尤其是湖那边接近原始森林的宽阔地带盛开着一片片红色、黄色、蓝色的小花儿，好多很大很大的花蝴蝶在鲜花上面飞来飞去，我和家住同一林场的两个同学追着蝴蝶一路奔跑向前，说说笑笑……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竟进入半睡眠状态。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只听操作核磁共振的医护人员对我说：
“您配合得很好，很多人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
我自己也奇怪，没想到我还会有这些美好的儿时记忆？难道我的病痛真的与心情、与情绪有关？我真的还可以自控？
每次检查和化验过后，不管多忙，主治医生都会及时把结果告诉我，并及时给我增减药量，叮嘱我注意事项。而且，每次总要多少占用点儿时间对我说一些关于心理治疗方面的知识和道理。当我得知从各项检查结果综合看，只是内分泌有问题，尚未发现大的器质性疾病时，我本来应该高兴起来，可是我却陷入了一种茫然的状态：我没有想到我会被我自己的情绪所打倒。
以前，我曾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会患上什么疾病，因为我身边没有亲人可以依靠。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为精神问题而倒下，我几十年的坚强都哪去了？我还能再坚强起来吗？
经过心理科会诊后，多日来我对自己那种忽隐忽现的信心有了一点增强，也找到了一点科学依据。心理科主任不仅善解人意，而且每次与其交谈都能被她那轻松愉快的谈锋所感染。
也许因为要去妇科或中医科进行治疗必须得更换到其它病房的关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按照主治医生的要求和心理科的会诊，取消了妇科和中医科对我的治疗，我被留下来进行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心理治疗。
后来我才知道，如果当时能够让我在妇科和中医科坚持进行治疗，把内分泌紊乱问题调整过来，或者再有个老家可以回去散散心，说不定会康复得更快一些，起码少受一些精神科药物的伤害。因为据说，只要一些更年期症状减轻或消失，我的心情就会好很多。但是，没办法，我不懂，既不能到处询问，也没有家人可以帮助我，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心理科医生的好意，因而在治疗上走了很多弯路。
心理科治疗之初要进行心理问题测试，我对那几百道心理问题十分反感，没有心情一一作答，便推说自己没戴花镜看不见。不料，治疗师很耐心，非要一条一条地念给我听，等她念完了，我只要在“轻”或“重”等四个类别里选择一个即可。无奈，我只好照办。
后来治疗师刚一念出大概意思，我就回答说“严重”。再后来，不等治疗师念，我瞥一眼知道基本意思后就选择“最严重”作答案。结果，我的心理问题打分为“最严重”。
第二天，心理科主任和我作了认真的谈话。她说：
“按测试结果来说，你的心理问题打分最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心理问题不能解决。昨天，我已经详细调阅了你的病案，并与你的主治医生进行了沟通。认为你患的是‘混合型焦虑抑郁症’。由于你既没有既往病史，又没有比较重的器质性病变，只是心理障碍较重，又是有诱因的，因此完全可以治愈。个别人如果症状始终难以消退，也可以终生用药物维持，这方面的药物毒副作用不大，只是对记忆力有轻微的影响。”
心理科主任首先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接着她又让我讲述了自己的大致情况，说道：
“一来您的工作压力那么大，二来对您的知识分子政策待遇不公平又使您感到郁闷，三是工作环境不好您却总是逆来顺受。这么多的压力一重又一重的全都压在您的心上，这么多年来您从不找人倾诉，也不向外发泄，而是不停地忍让、不断地退缩，结果早已超过了您的心理承受极限，您说能不得病吗。”接着，她给我讲了人的自主神经和不自主神经等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使我感到很新鲜，那是一个我十分陌生的领域，当时我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
这事儿直到我快出院时，心理科主任才给我解释说：“其实，当时您只要打一针安定就没事了。”可是接着她却又说：“当时你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先给你一个‘精神支撑’。”
我本想问她“如果打安定就能好，那为什么没给我打？”可是，这话好像是在责备她，何况经过心理治疗又取得了效果，所以话到嘴边我却没好意思说出口。何况这个“精神支撑”也很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主动寻求治疗办法，或者说做到了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我这种情况算作神经病还是精神病？”这是我刚入院时的一个心结，我很想弄弄明白。
心理科主任好像很了解我的意思，她从医学角度和民间说法这两个方面原则地回答了我的提问，然后说：
“我们常把类似你的这种情况叫作‘心理障碍’或者‘精神感冒’。”
接着她又向我说明了她给我制定的“心理问题治疗方案”，主要是一日三次服药、两次“放松疗法”，每周两次心理问题谈话。
她的说法，让我觉得入情入理，因此浑身轻松了许多。
但是在做“放松疗法”时，我发现我前边的那位患者没戴口罩，未免担心室内空气被污染了，便向治疗师提了出来。可是过了一天我发现那位患者还是没戴口罩，而我又和她用同一套治疗设备，因此疑心大增，便找到心理科主任说明了自己的想法。我直言不讳地对她说：
“我希望治疗设备和过程都能像主任的谈话一样是一流的，否则反倒会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因此我不想再做下去了。”
科主任很感谢我能给她提意见，高兴地对我说：
“太好了，这说明你对你自己和对我们的治疗工作都很关心，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但是你不要放弃治疗，明天你再来，看看我们的工作是否有改进？”
当我如约再去时，我发现：她们不仅为我单独准备了一套头部用的治疗器具，并当着我的面对房间和器具进行了消毒。当时正值“非典”扩散时期，心理科患者很少，如果遇上我前面的患者不愿意戴口罩进行治疗，这时治疗师就会把治疗设备搬到另一个房间给我治疗。这使我很受感动，而且由于减轻了心理负担，治疗效果也随之提高。
可是科主任反倒谦虚地对我说：
“医生不太了解患者的心理，这是心理科的大忌，谢谢你帮助我们改进了工作。”
后来我发现，去心理科治疗每次都得路过“发烧门诊”，未免有点打蹙。心理科主任得知后，就叫治疗师带着我走地下通道，这样就可以避开“发烧门诊”了。虽然这条路比较长，要绕过两座楼的地下，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安全，心情不紧张，因此才使心理治疗的积极性得以保持。
心理科主任本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但她却口口声声地称我为“老师”，而且她的两位治疗师也都这样称呼我，我几次想纠正过来她都不同意，这使我感到有些汗颜。可是她却说：“我们了解您，无论资历还是人品，您都是我们的老师。”
我的住院，以及住院后所发生的这一连串的事情，不能不引起我的思索：我的情况她们究竟是怎么知道的？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对我的治疗安排得这么周到？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治疗环境，我就很难树立信心、坚持治疗。因此我觉得似乎有人自始至终在进行周密的安排和指挥，可这个人是谁呢？又为了什么？尤其是到医院进行这么多的检查和会诊，若在以往，不知要多少次地起大早去医院排队、挂号、预约、再挂号、再就诊等等，最后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这个谜底我不知问过多少人，但是一直没有解开。
更令我惊奇的是，一天傍晚，有人通过护士台转交给我一部手机，以及两块电池和充电器，没有任何说明，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部手机的电话号码和“祝您早日康复”字样。
此后，几乎每天都有人往这部手机上面发短信，起初我不以为然，以为有人在与机主联系。
一连两天都是这样，于是我禁不住好奇地看了一下，只见手机上已经储存了许多短信了。其中有几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你的事情只有我们两人知道，我们是你的朋友，所以请你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一定要好好治疗，等你出院后再和你细聊。”
“你不应该悲观！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来的，又不像那些有靠山的人。因此你不可以再软弱，眼下这一关一定要渡过！让我们来帮助你。”
“即使哪个篮子的蛋出了问题，我们还有别的可以依靠，除非我们的篮子里装的是任何时候都摔不破的金蛋。那么最好为我们漫长的人生多准备几只篮子，把幸福分装几处。”
“我想要昙花永不凋谢，我想要冬天阳光灿烂，我想要流星永不消失，我更想要看短信的人永远开心。”
“一老农向往北京天安门久矣，但只在宣传画上见过。几年后终有缘一见，却大失所望：假货！怎么不发光呢！”
“删除昨天的烦恼，选择今天的快乐，设置明天的幸福，存储永远的爱心，取消世间的仇恨，粘贴美丽的心情。”
“早上好！送你一只香甜的粽子，以芬芳的祝福为叶，以宽厚的包容为米，再用友情的丝线缠绕。相信你一定能品尝出人生的美好和这五月五的春天。”
“我是棕叶你是米，一层一层裹住你，粽子里面多少米，代表我有多想你。祝你开心！”
……
所有短信息都没有署名，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曾试图拨打这个电话，想知道对方是谁，为什么愿意帮助我，我甚至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这么好的人。可是这个号码不是关机，就是没有人接听。显然发信息的人不想和我对话，或者说目前还不想和我对话。这就更令我感到奇怪了。
（六）
潘护士长去了抗“非典”一线之后，护士中与我接触最多的就是护士小赵了。
她每天依旧至少来看我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后来由于与她熟悉了，我把这称作“蜻蜓点水”。但即使是‘蜻蜓点水’，我也很期盼。
护士这么有规律地来看望我，是护士长临走所作的安排，还是护士小赵有很强的责任感，或是出于她对我的同情和关心？我虽然一直没能从小赵口中得到明确的答案，但是那答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而我最珍惜的也正是她的真诚和友谊。我这样说虽然有点一厢情愿，可我并不难过，而且也永远都不会忘记。
因为那是在医护人员拯救了我，又唤醒了我的生存愿望之后，我主动寻找到的一种宝贵的东西，她给我积极配合治疗以很大的精神力量。虽然我至今都不知道护士小赵长的什么样。因为当时我所见到的医护人员除了两只眼睛外，其它地方都被大大的口罩和白色的防护服包裹着，如果除去口罩，见了面都难以辨认。好几次我想请护士小赵摘下口罩好让我记住她的相貌，但都没好意思开口。只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
“为什么你总是站得离我那么远？至少两米开外？”
她笑笑说：
“没有‘总是’啊，可能是习惯了吧。”接着她又解释道：
“你忘了我还给你拔过针，还修过床头铃了吗？”
“哦，对了……”我当然没有忘记。
记得，第一次对护士小赵留下印象，那是刚入院时，在一次输液之后该拔针了，我打铃呼叫护士，但是按键坏了，护士没有听到。我掀开被子举着瓶子下地去叫护士，护士小赵刚好路过门口，她问我：
“您要做什么？”接着又自言自语道，“啊，没**了，不要着急，我来给你拔针。”
“我打铃叫护士了，可是，床头铃坏了？”我解释道。
拔下针后，她跟别的护士一样让我多按一会儿。然后她看了看床头铃说：
“可能是接触不好，一会儿我来给您修一下。”她的这些举动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可是她修理床头铃的举动却使我久久不能忘记。
记得当时她身边还站着一个个头儿稍高一点儿的小护士。高个儿护士碰了碰小赵，低声说着什么。小赵却毫无反应似地继续拆卸床头铃，似乎既没听见，也没看到。
凭我的敏感，我已经意识到高个儿护士一定是在好奇地询问小赵“她就是那个……？”当时不管小赵对此表示肯否，恐怕都会使我难堪，因为那说明人们背后都在议论我的事儿。但是我又想：对，我就是那个人，那又怎么样？愿意说你们就说去吧。可是小赵似乎很善解人意，偏偏一点声色都没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十分专注地转动着她手里的改锥。而且她还十分友好地对我说：
“马上就修好，这个铃特别容易短路，不好使您就随时叫我们。”
对此我十分感动。我想：这个护士真有修养，她懂得怎样尊重患者。于是我对她产生了好感，我喜欢和素质好的人交往，而且从她那双深邃善良的眼睛里，我似乎又重新找回了那个已经久违了的美好而又纯洁的世界。
从那以后，护士小赵几乎每天来看我都是站在距我两米开外的地方。而且我注意到了她的站姿，如果她可以多待上一会儿的话，那从她的站姿上就可以做出判断，她一定是一条腿站得很直，而另一条腿微微弯曲，因此上身略显闲适。如果她两腿都站得很直，说明她一定很忙，只能说上三两句话就得走。
此外，护士小赵总是一边和我说话，一边麻利地随手关上卫生间电灯和排气扇的开关，或者拉上桌子的抽屉。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她：
“总爱给别人关灯，是不是你总是想着自己的职责呀？”
她不经意似的笑笑说：
“可能吧，”但是接着又说，“也不全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成本核算的。”
“你们也有成本核算？”
“当然了，你是不是以为只有地方医院才核算成本呀？”她口气转而温和地反问我。看来我对军队太不了解了。
接着我又发现小赵不仅站得离我很远，而且医护人员中只有她每天都戴着医用手套。当时我还想：看来护士小赵很注意自身的防护啊。也对，她毕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呀，起码得对孩子负责。
没想到，我完全误解了她。
听一位护士说，就在护师小赵给我修床头铃那一天，中午查体温时发现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发高烧，而且呼吸急促，症状很像“非典”疑似病人。于是，护士小赵与值班主治医生一起参加了对这位重患的抢救工作。
“救过来了吗？”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没有。”
“那？”
我不禁担心起来，既担心护士小赵，也担心我自己。因为那位患者的病房与我的房间仅相隔两个房门。也就是那天下班之前，护士小赵没有到我的房间来。她不想让我知道这件事，怕我会因此加重心理负担。之后，这件事她也一直没有对我提起过。
但是，当天我就知道了这件事，真的更加担心起来，晚饭也没吃，觉得浑身哪都不舒服，不仅体温要比每天高，而且血压也越来越高。值班医生给我加了药，我服药后才慢慢睡去。
第二天，我照例不到5点钟就醒了，虽然药物还在起作用，有些迷迷糊糊的，但是感觉心里不像昨天那样慌乱了。于是我照例洗漱后开始在屋里散步，我不愿意乘电梯到户外去，因为电梯里人多。我从门走到窗户，又从窗户走到门，大约19步，我数过。
情绪好些了以后，每天我都能从5点多钟一直走到近7点，直到听见送餐护工喊一声“9号床打饭了！”我才停下脚步，顺手拿起早已洗好的饭碗开门打饭。
我不愿意排大队，因此每天都是最后一个打饭。护工小李对我很好，遇上我输液不方便打饭时，她总是帮我把饭打好。我想，等我康复出院时一定好好谢谢她。
我虽然是在室内散步，但是我想只要坚持下去，多少会增加一些体力的。
我像每天一样，一边走，一边想：再过两个多小时，护士小赵就来上班了。我一定要说自己还好，免得让她担心。
有时，我一边走，一边听着窗外的鸟叫声。这所医院离河边很近，河边的树林中经常栖息着各种鸟儿。天刚刚放亮，它们就迫不及待地亮起歌喉。遇上心情好时，我会驻足窗前，一边听一边学着鸟叫，从叫声中分辨着鸟的种类。
我觉得鸟的音域很窄，要学得准很不容易。就连喜鹊“鹊、鹊”的叫声我都学不准，但是我一看到喜鹊就高兴，好像它会给我带来喜讯一样。还有一种鸟叫，总是连叫四声，那声音很特别，我很想把它描绘出来却做不到，于是就把它翻译成“健康就好”、“健康就好”。我想，连鸟儿都告诉我“健康就好”，而且还都活蹦乱跳地寻找着属于它们自己的快乐，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呢？
于是，我就会继续坚持散步。
可是，这天早晨，我刚刚走了半个多小时，就又有点心慌腿软了。总是想象着前一天护士小赵抢救“疑似患者”的情景，而且怎么努力也挥之不去。
我担心会因为再次出现心慌而继续加药，于是就上床躺下了。可能是镇静药药效尚未完全消失，迷迷糊糊中我竟睡着了。
护工小李给我打饭进来时把我叫醒了，她说：“趁热吃吧，不然就凉了。”
我很感谢她的一番好意，但却没有胃口，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躺着，生怕再心慌腿软手麻发抖。因为一出现这种感觉，我就会觉得活着太痛苦了，何况这个念头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只要病情稍有复发，它就会不自觉地闪现在心头。
就这样，我一直躺到快要上班的时候。7点半刚过，护士小赵就来了，隐隐约约中我听见了她的脚步声。
她先在我的门前探了一下头，问道：“怎么没散步？知道我昨晚给你打电话了吗？”
其实，一听到她的脚步声我就醒了，但我没有起来，我想说不定小赵会以为我不舒服而多待上一会儿。
“怎么还没吃早点？不舒服？”她不等我回答就敏感地又问道。
我本想告诉她“我不舒服”，好留下她多说几句话。可是一听她说昨晚曾给我打过电话，我又觉得不能过于奢望了，于是翻身坐了起来：
“没有哇？你是打的手机吗？”我很奇怪，的确没有人叫我接听电话。
“你的手机关机，所以我打的护士台，护士说你睡下了，等你醒来再转告你。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儿，只想告诉你我昨天走得急，没空来看你了，免得你着急。今早，我马上还要去院部开会，等有时间我再过来，你先去做治疗吧。”刚转过身去，她又探头回来命令似的说道：“先把饭吃掉！”
就这样，我等了一早晨的关心和安慰转瞬即逝了。为了不触动我的敏感神经，护师小赵对昨天参加抢救的事儿只字未提。与每天一样若无其事，甚至也没有给我机会去弄弄明白，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而且此后，护师小赵这样“蜻蜓点水”似的看望也就多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她经常与病患接触，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已经染上病毒或是否处于潜伏期。为了不再传染别人，因此才总是尽量与我们保持一定距离。但是不管怎样，她能够这样惦记着我，已经使我很开心。可惜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
小赵走后，我满怀疑虑地勉强喝了两口稀饭，有气无力地来到心理科治疗。
“是不是不舒服？和我谈谈再治疗。”心理科主任对我一目了然。
我无力地坐在主任对面的沙发上，说：“昨天非常不舒服，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昨天又出现了。现在我也不敢回忆，一回忆还会令我不安。”
“不要回忆。”主任可能看到我在发抖，果断地说，“因为回忆会使大脑皮层重新兴奋，把信号通过中枢神经向下传递，这也叫‘暗示’，我们人类接受‘暗示’的能力是很强的，也是下意识的。我不知道您是怎样对付回忆的？”
“我努力不去想它，尽力去想一些令我愉快的事情。实在不行时我就想您是怎么跟我说的，尽可能用您那轻松活泼的形象和话语去抵抗不好的回忆，我把这叫作‘转移法’或‘嫁接法’。”
我以为心理科主任会赞许我的做法，不料她却说：
“你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不过这样做不行。在我们身上的伤疤未痊愈之前，你什么时候碰到它都会有疼痛感。对心理障碍问题的回忆就同触动这伤疤一样，在您的焦虑和抑郁症完全消退之前，对那种症状的感受和记忆不可能忘记，但是不能抗拒它。因为你越抗拒痛苦，就等于你特别看重痛苦，痛苦的力量反倒会越大。要淡化它，轻松地对待它，它也就不那么强烈了。比如您想：疼就疼一点呗，不就是一点伤疤嘛，都快要好了。这样想，您的疼痛感就会减弱。如果您能够再进一步想：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我通过治疗已经在好转。这样一想，痛苦可能就会进一步减轻。”
说到这里，主任停了下来，因为电话铃声响了。我以为她会像有些医生那样，接完电话之后问我“刚才说到哪了？”可是她并不是这样，而是充满信心地继续说道：
“您原来是把痛苦的记忆与您抗拒痛苦所产生的反作用，以及您在治疗之前心理上的弱势这三股力量拧到了一起。您想，这样的回忆对您的打击该有多大。反之，如果您能够把这伤疤的疼痛看淡一点，不去抗拒它，并对自己说：我已经快恢复健康了。这样一来回忆对您的打击就会小多了。这在心理学上就是‘大我’和‘小我’在进行自我辩论。当‘大我’说服了‘小我’时，您就会觉得轻松一些；否则‘小我’会继续与‘大我’争斗下去。这在心理治疗上也叫‘森田疗法’。”
接下来，她又给我讲了日本学者森田的故事。我听了之后觉得自己瞬间明白了许多道理和方法，如果“大我”不能战胜“小我”，总是把各种方面力量拧在一起，一加一再加一就可能大于三；反之，如果把拧在一起的各种反面力量分拆开来，三减一再减一就会小于一。我自己应该努力使那种经常复发的痛苦的感觉逐渐消退下去。
她没有让我回忆痛苦，却解决了我对这一痛苦的回忆问题。而且她对患者的治疗，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十分清晰的思路，这使我对她的人格和说法产生了很强的信任感。尤其她说的“人不能太刚烈了，要多点儿韧性，多留点余地，佼佼者易折”。这些语重心长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做完治疗后从心理科回住院部，我沿着那长长的地下通道走去，心里轻松了许多。
通道里静悄悄的，许多粗粗的管道就铺设在通道的上边，间隔几米处就有一盏日光灯，半明不暗地照着前边的路。不断见到按时给各工作间和通道消毒的护工，还有匆匆走去的医务人员，她们都戴着口罩与我擦肩而过，谁也不讲话。
通道各出、入口和拐角处都有醒目的路标：住院处、实验楼、图书馆、ECT室、核磁共振室、供应间、配餐间等。不过这一天我没有看到“太平间”字样，心里暗喜，觉得是个好兆头。
各出、入口都有戴口罩的警卫人员看守，他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我身穿疗养服从这里出入，那种盯着我看的目光和神态起先似乎是疑问，不久转而换作同情，日子久了也就有些木然。今天，我反倒有点同情他们了：在这闷热的地下通道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戴口罩呢？
开电梯的小护工，仍旧带着口罩微笑着问我：
“还是去7层吗？”我对她点点头表示谢意。
这天上午，与心理科主任谈话后，又照例进行了“放松治疗”。回到病房时已经11点多了，送餐的护工小李正在给我打饭。我接过饭后朝护士台看了一眼，只有一名护士正在写着什么，那不是护士小赵。
“小赵哪去了？还没开完会？”我心里不由得掠过这个念头。
放下饭碗，我径直来到护士台，本想打听小赵的去向，可是又怕护士会问我有什么事儿。我犹豫着终于没有问，转了一圈又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觉得饿了，因此午饭吃得很快。
饭后，护士给我输液时仍然没有见到小赵。那时，已经到了医护人员午休的时间，看来上午小赵不会来了，我心里不免有些失望。
每天中午输液，我基本上都能睡上一觉，可是这天中午却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我想：干脆别睡了，不如坐在沙发上输液，沙发正对着门口，这样小赵路过时我就能看见她，我为我的这一想法感到高兴。
可是到了下午两点钟，医护人员都上班了，小赵还没有来。我想：再等等，反正还有一瓶**没输完呢。
就这样，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门口，而且房门也没有关，谁路过这里我都能看见。可是第三瓶**都输完了，仍然不见小赵的踪影。我不免有些疑惑不解，但是为了在晚上下班之前能够见到她，我想：不如抓紧时间先去进行下午的放松治疗。
不知不觉中，天完全阴了起来，好像有场暴风雨要来临的样子，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当我做完治疗再回到房间时，早已雷声大作，黄豆大的雨点劈里啪啦地打在玻璃窗上。这时我才发现，不知是谁好心地帮我关上了窗户，使我塞在纱窗缝里用来挡蚊子的纸条都掉了出来。
我本想打开窗户把纸条再塞进去，可是接连三个蓝色的闪电在眼前闪过，紧接着一声声刺耳的霹雳就在身边炸裂了，吓得我竟然哆嗦起来。以前我是不怕打雷的，而且还有点儿喜欢暴风雨，好像暴风雨够能帮我抒发胸臆、**涤污浊的工作环境一样。
不料这天我却被暴风雨吓到了。我本能地坐到了**，看着雨水撞击对过楼顶后四处飞溅，又被狂风卷起，像一条条白色的雨龙在翻滚。原本已患精神感冒的我在医院高高的楼上看到这惊心动魄的景象，顿觉心情格外紧张。我本想拉上窗帘，不料房门又被一阵大风吹开，突如其来的冷气打在我的身上，我竟趔趔趄趄地感到十分寒冷。
糟糕，我想，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感冒，尤其不能发烧。如果发烧就可能被送到发烧门诊去，那里离“非典”可就近了。
我越这样想，就越觉得冷。我赶紧上床盖上了棉被，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汗。想掀开被子，又觉得凉。尝试着下地关门，身上的热汗顿时变成了冷水，不由得又缩身回到了被子里。正在两难之际，护士小张过来帮我关上了房门。她听说我觉得冷，让我测一下体温，结果37.2度，我更紧张起来。可是护士小张却轻松地说：
“不要紧，多喝几杯热水，上几趟厕所就好了。”
我虽然按照她说的去做了，几次侧体温也都没超过37.2度，但是，我身上那种心慌腿软发抖的不好感觉又在冒头。我按照心理科主任讲的“自我辩论说”暗自告诉自己：
“没关系，不就是心慌一点嘛，这不过是整个治疗过程中的一点小反复而已。我已经经过了药物治疗，又有了心理支撑，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正在向着‘好好活下去’的方向努力，这点儿反复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这样想着，心里果真稍微轻松了一点，体温和血压也不再往上冲了。
又过了一会儿，暴风雨终于停了。我拉开窗帘，打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冲了进来，但我却觉得多少还是有点冷。
正在这时，护士小赵突然在门口探头对我说：
“刚才的雷雨没吓着你吧？天气不好，人的心情也往往不好，可是我在院部开会又不能回来，只好打电话让别的护士帮你关上了窗户。”
这话让我高兴，而最让我高兴的是小赵的确还在关心我。接着她又说道：“今天不能多和你聊了，因为下雨，我先生开车来接我，我得走了，明天再见。”
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快6点钟了，于是说：
“你快走吧，别让他等久了。”
小赵来了又走了，她没有踏进我的房间，而且我注意到：她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动手开关我的房门，没有用手碰我房间里的任何东西。于是，我又担起心来：难道她参加抢救的人真的是“非典”患者？
我像往常那样，一边想着心事，一边从窗户到门、再从门到窗户来回踱步。每天这个时间门前很少有人经过，因为陪护人员大都在房间里给患者喂饭。
于是我又想起我刚清醒过来那几天，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一个女人唱歌的声音，唱的都是“文革”之前的那些老歌，有欢快的，也有感伤的。“让我们**起双桨”、“红河谷”、“草原之夜”等等，都是我熟悉的歌曲。单从声音上判断，我觉得她起码是一位业余歌手，唱得深情而又动听。出于好奇，我曾几次向隔壁房间张望，发现患者好像是位男士，总是昂着头、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有时能看见他的嘴在动着。唱歌的女人也总是坐在床头椅子上，单从穿戴上看像是一位农村妇女，无论什么时候她都戴着口罩，所以我无法判断她的年龄。
于是每逢听到这歌声我都非常感动。我一边踱步一边想象着：丈夫如此病重，妻子还能宽心地天天唱歌给他听，可见他们之间的感情一定非常深厚，可能也是当年的下乡“知青”吧？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里的患者是一位比植物人略强一点的老太太，唱歌给她听的是陪护，多年在她家做女佣。老太太生有4个子女，可是我只见过她的大女儿一次，那是在一个礼拜天，她来病房坐了不到10分钟。
再里边房间的患者是一位刚刚入院的老太太。据说，她的女儿也是一位护士，老太太的褥疮已经烂得看得见骨头了，女儿也不来看一眼。老太太几次想找女儿来说句话，可是女儿一直推说没有时间。
我右边房间的患者也是一位老太太，这个房间经常传来一个女人很粗野的喊叫声：
“大妈，吃饭了！”
“大妈，吃！再吃一口！”
“大妈，喝奶！……往里吸！使劲儿吸、吸呀！”。
有时竟然还喊：
“拉屎啊，大妈！”
而且，还经常发出“嚎……唠唠唠唠！”好像喂猪似的那种叫嚷声。
这个声音不分早、午、晚，不断在这层楼四处回**。起初我还以为经常喊叫的这个女人真孝顺，后来才知道她是以陪护为职业，以耐心为包装。知道了她的真实面目后，我不由得顿生反感。其它房间似乎也都很讨厌这个声音，一听到喊叫声就“咣！咣！”地关起自己的房门。
走廊顶头房间的患者还是一位老太太，她的两个女儿轮流陪护。经常能听到老太太痛苦的喊叫声，据护士讲“她见人就笑”。
走廊另一头的患者中有几位老先生，经常看到年轻的女陪护拉着他们的手乘电梯出去散步。有一天，一位老先生竟然在等电梯时悄悄摆脱陪护，拿着一张纸走到开水房去大便。我听到护士们在走廊里说：
“您怎么在这大便呢？您的陪护哪去了？走吧，我送您回房间。”接着，护士又去找来他的陪护，一边让她收拾粪便，一边耐心地叮嘱着什么。
（七）
这天晚上，我照例在房间里从窗户到门、再从门到窗户，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哼唱着凤飞飞的《海鸥爱我》：
“穿过大海，吻着波涛，你把方向告诉我，我的心有了寄托，从此我就不寂寞。穿过大海，吻着波涛，每天你都来看我，海鸥呀因为有你，我的生活多快乐……”
这几句歌词我已经反复哼唱过上百次了，也不记得是否准确，可就是喜欢唱它，觉得它很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那是一种很神圣、豪迈的情怀，似乎唱着它我就可以勇敢地走下去。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护士小赵不就像这首歌中所唱的“海鸥”吗，因为在住院那些日子里，小赵每天都能来看我。一想到她那双善良、深邃、泉水般的眼睛，想到还有人在关心我、鼓励我、帮助我，我就觉得又有了好好活着的勇气和力量。
有一天，我又对护士小赵提到了手机短信的事儿，并想拿给她看一看。可是她却马上说：
“我没洗手，你能念给我听吗？”
我很高兴地给她念了起来，她听得很认真，一点儿也不像应付我的样子。她一边听还一边笑着说：
“你看，多好呀，有这么多人关心你、惦记你，你一定要好好生活下去。”接着她又说：
“我还接到过三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只说是你的朋友，他们都很想了解你的康复情况。”
我没有问是谁打来的，我知道问了也没用，但我心里多少有点数了。他们这样关心我，肯定是我的朋友，我很感动，有朋友真好。
那天小赵走后，我一边散步、一边还在高兴地想着这事儿。不由自主地朝门口看了一眼，突然发现一个戴口罩的男士正站在我的门口向里面张望。起先我没去理睬，可是当我回转身又走到门口时，这个人竟然一只手摘口罩、另一只手伸过来要推门的样子。我突然发现他长得很丑，好像“非典”病人，不由得顿生反感。于是我不假思索地伸手把门“咯噔”一声锁上了。那人虽然离门而去，却再一次引起了我对“非典”的恐惧。我觉得心慌，“咯噔咯噔”地跳个不停；又觉得腿软，我立即躺到**去不想再散步了。
晚上8点钟，护士小樊前来测体温和血压，发现我的体温又超过了37度，血压也升高不少。
“阿姨，你下午不是好好的吗？怎么这会儿又不舒服了呢？”小樊关心地问我。
当她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后，马上对我说：“阿姨，您别着急，我这就去给您叫医生。”
当夜值班医生正好是我的主治医生，不用多问她就能看透我的心情，也知道在什么时候该使用什么方法。她很快来到我的身边，一进门就直截了当地说道：
“治好了就是治好了，不会复发的，你放心好了。何况你现在用的药疗效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在康复过程中可能会有点儿小的反复罢了。你想，什么病能一下子就彻底治愈了？！但是，对于心理障碍来说，一定要学会用心理疗法来配合药物治疗，才能尽快康复。我们人类求生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在我们这个科室你是病情最轻的一个，其他人病情都很严重，可是她们还都努力配合治疗，希望能够生存下去。一个人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度过一生，挫折和烦恼的事儿总会遇到，遇到了怎么办？要学会不断增强自己的心理抵抗能力。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做到什么都不怕。”她略作思索后又说：
“科里的每个人都很关心你，科主任甚至说：如果能对你的康复有帮助，你边治疗边拿电脑在这里写作我们都不反对。”
接下来，她又给我例举了很多伟人、学者，讲述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坚强毅力，并讲了“适者生存”的道理，还用我之前努力奋斗的精神来激励我。说：
“药物的作用总是有限的，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只有你自己能够救你自己。”她看了我一眼又轻声说道：
“但是，你目前的代偿能力还比较低，难以承受较大的打击。今晚少加一点儿药，好好睡一觉，明天就会好起来。”
果然，第二天早起后精神好了一些，我照例进行一天的各项治疗。但是到了下午又有点发蔫儿，好像对自己信心不足似的。而且晚饭时，我右边房间又传来了“大妈，吃饭了……大妈，吃！再吃一口”的喊叫声。
我心里很烦，便“咣！”的一声关上房门，又上床躺下了。
我似睡非睡地一直躺到天渐渐黑了下来。就在这时，护士小赵突然推开门走了进来，而且我注意到她又开始帮我开灯、关卫生间的门，而且她也没再像前几天那样总是戴着手套。
“你怎么来了？”我奇怪地坐起来问道。
“怎么，你不欢迎我来？”
“当然不是，”我这样说着，但却高兴不起来，“你也值夜班？”
“我就不能值夜班了吗？”说到这，她见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就干脆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前几天抢救的那位患者不是“非典”病人，所以我到你这来就可以不用再担心了。”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可是她没有想到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竟流出了眼泪。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消息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我内心里对此已经期盼了很多天了。
我坐在**，双手抱着膝盖，觉得自己如今竟是那样地无能、无力和无用。
“今晚儿我可不想‘蜻蜓点水’了，我现在已经把各病房的活都安排完了。而且，你看……”
我抬起头来看到她手里拿着一摞照片。原来那是她那双胞胎儿子的照片，小哥俩搂着肩膀拍照，那神态、那动作还有那模样真是太可爱了。看到这照片，我似乎明白了小赵的眼神为什么始终都是那么的深邃而又善良。不仅如此，小赵还特意给自己或者说是为我安排了一个夜班，好弥补这些天来对我探视不多所留给我的空白。而这正是我所盼望的，于是我的眼泪竟止不住了。
她似乎已有心理准备似的，毫不奇怪地帮我拿纸擦眼泪，然后又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自己却依然严守护理部规矩站在我的床前不肯坐下。
我一边擦拭眼泪，一边向她诉说我是怎样从一个小镇考进城里读高中、怎样下乡当“知青”、怎样考取大学、怎样从事新闻工作，以及这些年来如何先进、如何正直、如何一个人艰苦奋斗的大概经历，并诉说了关于我如何评上高级记者后政策不落实、待遇不公，以及所受到的种种委屈和磨难。总之，我想尽量向她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原来并不是现在像这样的脆弱和无用的，另一个就是希望她以后不要像我这样只知道傻干，适可而止就行了。
小赵默默地听着，一直没有说话，深邃的目光总是含着微笑。中间，她跑出去两次，因为有护士喊她。
这一晚，我们虽然谈了好多话题，对一些方面情况都加深了了解。但是，依然是我说得多，她说得少。我知道，她在给我时间让我倾诉，让我放松，她在努力使我明白：这个世界上除了“非典”，还有关爱和友谊，而关爱和友谊不是我们一生都在努力追求的吗？
“你看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吗？”我说完了自己的情况后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看过。”她不知道我要问什么，因此没有往下说。
“你还记得托尔斯泰描写安娜临终前准备去撞火车时坐在马车上沿途所见所闻吗？”
“记得……”她还要说什么，我却把话接了过来：
“以前我看这部小说的时候，总觉得这段描写那么生动感人，很多文学评论家也都对此发过很多感慨，说什么‘死得壮烈’、‘死得从容’。可是，现在我才觉得这段描写那么虚假，起码说明作者对一个已经对生活绝望了的人的心情并不了解。”
说到这，我抬头看了她一眼，想知道她对这个话题是否感兴趣。可是，我看不出来，因为我只能看到她的两只眼睛，而她的两只眼睛又总是微微笑着的。于是我只好当作她愿意听我的议论继续说下去：
“其实，一个精神崩溃了的人是没有心情再去观看周围的世界、再去细细体会人生的变故的。我还记得我心情最坏时，对我曾经是那么珍视的工作、那么爱惜的家里环境，竟然都毫无感觉地放弃了。我不再关心单位的事情，穿着鞋在家里的木地板上走来走去。衣服掉在地上也不再捡起来，什么名呀利的全都抛在了脑后。我勉强锁上家门，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身边有什么，迎面走来的又是谁，我根本就没有看见。”
我对她说这些的目的只是想说明：人一旦精神崩溃了，许多明摆着的道理他也不再去想，更很难想明白。当然并不是道理本身不好懂，而是他不想去弄懂，因为在他看来，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这时，我看见小赵很赞成似的点着头，可是我仍然没有等她说话就又说了起来：
“你知道，一个曾经绝望、失去自控能力的人，一旦苏醒过来，是多么的渴望友谊和帮助。你可能想不到我为什么天天哼唱《海鸥爱我》吧？因为这支歌能带给我力量。我想象着：我就像那大海边上的一个孤独的旅行者，而你就像那只高高飞翔的海鸥……”
“我有那么好吗？”这次是小赵没等我说完就接了过去。
“起码在我心里是这样。”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但决不想恭维她，此时我只想说出我的心里话。
就这样，我和小赵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一直没有时间说的话。又一起看了一遍发在我手机上的短信息，只见后来又多了这样几条：
“该‘通风’的不只是空气。”
“有人说‘等非典过去，我他妈的天天下饭馆，想咳嗽就咳嗽，想打喷嚏就打喷嚏，谁也管不着’。”
“缘的流星对你说：爱+爱=非常的爱，爱-爱=爱的起点，爱×爱=无限的爱，爱÷爱=唯一的爱。我们要你得到所有的爱。”
“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心，心也舒坦。常与知己聊聊天，古也谈谈，今也谈谈，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忙碌中别忘了给心灵一点空间，让快乐与平静自然滋长；随时给生命来个深呼吸，会发现美好无处不在，快乐随手可得。”
“我们都很惦记你，每天都在关注你，但又不能去看你，希望你能早日告诉我们好消息。”
“朋友，不一定合情合理，但一定要知心；不一定形影不离，但一定要心心相惜；不一定锦上添花，但一定要雪中送炭；不一定常常联系，但一定要放在心上。”
“祝你今天开怀地笑、甜蜜地睡、天真地发呆、放心地酒醉！”
“芸芸众生，失意与烦扰皆是在苛求得到时萌生。做一个施人以爱、赐人以福的人，精神便愉悦舒畅了。于是佛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
于是我们又说起了关于友谊的话题，我说我的朋友对我确实都很好，但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我不能给朋友添乱。我说我的确有许多朋友，多数都比我小，最小的一个比我小15岁。
“不对，应该是小24岁。”小赵不希望我再说感伤的话题，很快就把我的话接了过去，因为她比我小24岁。我明白她的好意，也很感动，我相信这是她的心里话，因此我由衷地说了一声：
“谢谢你能这么想。”接着我又问道：
“闹‘非典’，对你们的影响太大了。你没想过要转业改改行吗？”
“没想过。”她回答得很干脆，“不就是一个病毒吗，染上‘非典’大不了一死，何况也不一定就能染上，日子总得一天一天过，干吗每天总是愁云惨雾的。再说，我干护理工作都快十五年了，我很热爱我的工作，我觉得能亲手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是件挺温暖的事情。尽管有时候看到有患者病故时我也哭，有时候我们护士说我哭得比死者的亲属还痛苦。”
“如果你继续从事医疗工作的话，你没想过应该主张‘安乐死’吗？人没有选择生的权利，还是应该有权利选择死吧？！否则，像那些没有多大希望医治好的重患，看着他们这样活着不是太痛苦了吗？”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人不能光从自己这个角度想问题，还要为他们的亲人想一想。我每天不管工作多累，一回到家里见到我的两个儿子一边跑过来、一边喊着‘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我就感觉不到疲劳了。”接着，她给我讲了关于她外公的故事，末了她说：
“只要我们知道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心里就踏实。”
于是我们又聊到了心理治疗与生理治疗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共同的认识，都认为心理治疗与生理治疗同等重要，尤其是应该重视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医院应该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从而提高社会生活水平。至于心理与生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并没有多想，也许因为我对此还不熟悉、不知道该怎么说吧。
小赵走了之后，我觉得很多想说的话终于都说出去了，心里痛快了许多。也许是因为过于兴奋的关系，夜很深了，我还没有睡着。不一会儿，门开了，我睁开眼睛，看见小赵走了进来，她给我拉了拉被单儿，说：
“我来看看你，睡吧，好好睡一觉。”
（八）
后来，我的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虽然说自从有了轻生的念头之后，身心一有不舒服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与其活受罪不如……”，但是，在医护人员和朋友们的关心、帮助和感召下，好好活下去的愿望已经明显增强。
记得出院那天，医生和护士都来到我的房间，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地说了好多话，令我十分感动。我由衷地说道：
“真没想到我对这所医院会恋恋不舍。”其实，“非典”二字在她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沉甸甸的，但是我看到的却只有一双双美丽的眼睛、一颗颗善良的心。这时我才明白：“非典”留给人们、尤其留给医护人员的回忆就是要珍惜健康、珍爱生命。
当我走到门口时，护士小赵跑了过来，深邃的眼神依然微笑着。她说：
“我代表大家来送你。”
我和她几步就来到了电梯间，我说：
“真的谢谢你了，握个手吧。”
她把手伸过来，我轻轻地握着。接着她用力握了一下后随即松开手，拍着我的肩头说道：
“记住，回去后一定要按时服药。”
那语气、那动作，俨然我俩的年龄颠倒了过来，好像她年长我许多似的。我感到温暖，像一个聆听教导的孩子似的连连点头答应着。
电梯来了，我一边上电梯，一边听她说道：
“因为医院暂时还不允许探视，所以你的朋友只能在楼下边接你。见到他们以后，你想知道的事情就会都知道了。”
我听了以后先是一愣：小赵对我保守了这么长时间的秘密，原来她早就什么都已经知道了。我的心里顿生愧疚之感。
我想再看一眼小赵，把她对我的关爱永远记在心里。更想看清楚小赵内心里是否真的会保存着对我的友谊。可是，电梯关门了，我心里只留下了她那深邃、总是微笑着的眼神。
我孤独地站在电梯上，好像周围什么都不存在了一样。电梯工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
“您出院了？”
我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我出院了吗？我康复了吗？我有信心了吗？我能独立勇敢地站起来、走下去了吗？我说不清楚，也不知道。
此时，我的心里一直在想：小赵给我的友谊是否会因此而结束？因为那是在我最痛苦的一段岁月里给了我力量的最可珍惜的东西，不管它有多少，我都衷心地希望它永存。想到这，我突然感到还是不要再去探寻究竟了，模糊一点、朦胧一点未尝不好，这样也许可以让希望永存。否则，如果看得太通透、一览无余了，可能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难道小赵只是我渴望的友谊和爱心的化身？
我提着原本不属于我、只在住院期间使用了一段时间的衣物，茫然若失地走下电梯，走出院部大楼，踟蹰不前地挪动着脚步。
我不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什么，我又将走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在经历了这样一段痛苦的日子后，我能适应吗？
突然，我睁大了眼睛。眼前果然站着我们机关医务室的郝医生，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她也是我的朋友。但是，在她旁边站着的那位秀丽的女士，好像是我大学的好友阿娟，这我可没有想到。第三位好像一位男士，我怎么也认不出他是谁。
三个人都同时认出了我。阿娟先是愣了一下，可能是被我的孱弱、憔悴吓着了。
“哦，你们怎么来了？”
“太好了，终于出院了。”
这两句话几乎是双方同时说出口的，因此谁都没来得及回答。
“来，还是让我先来介绍一下。”郝医生说着，把手指向了阿娟，“这位你该认识吧，你的好朋友。这位呢？也是你的好朋友，他见过你多次了，可是你却不认识他。他叫叶林，是这所医院的医务处处长，也是……”郝医生还要说下去，可是被叶林打断了：
“够了，是朋友就足够了。走，咱们先上车。”叶林的话音刚落，一辆小轿车就停在了我们面前。司机是位军人，麻利地下车先向我敬了个军礼，然后为我打开车门等我上车。
我木然又略带惊奇的几乎是被人扶着上了车。
叶林没有上车，他嘱咐了司机几句后对我说：
“大姐，我今天还要陪同院领导检察院里的预防‘非典’情况，不能前去送您了，但我会抽空去看望您的。请您务必多保重！”
叶林上中等个儿，穿戴着医务工作者的白色隔离服和大大的口罩，看不出胖瘦和模样，眼睛虽然不大，但却炯炯有神，说话干脆，动作敏捷利落，很有军人风度。
“非常感谢您。”此时，我除了说感谢外，还能说什么呢！
小车快速行驶着，驶出人迹寥寥的医院，又驶向宽阔的街道。大街怎么显得这么宽呢，哦，可能是因为闹“非典”人车都明显减少的缘故。小车很快穿越两条横街，一直驶向阿娟的家。
车上阿娟不断地笑着看我，很想和我说话，可是又必须得给司机指路。郝医生则语气深沉地对我说：
“医院的账我都结了，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按时用药，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或者直接找叶林也行。我们认识多年了，这个人很好，对人热情诚恳。咱们单位有事儿我经常求他，只要能办的他都尽力而为、认真去办。现在咱们大家都是朋友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客气。其它的事儿，一会儿咱们到家再说。”
“还是直接送我回家吧。”
我坚持着，明知道我当时那种状态一个人独处恐怕不行。可是，我从来不愿意轻易求人或者给别人添麻烦，在这种状况下去麻烦阿娟，违反我的做人原则。何况我也知道，阿娟与我差不多，也是一个工作狂，手里的工作多得做不完，我怎么忍心去给她添乱呢？
“这怎么能说是添乱呢！”阿娟争辩道，“平时请你都请不去，你就给我们点儿机会吧。现在我知道得都晚了，还没怪你呢，幸亏郝医生找到我。如果在关键时候朋友不能尽力，还算什么朋友？再说我心里也会难过的。”
阿娟性格开朗热情，虽然只小我五六岁，可是看起来好像小我十几岁的样子。她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又是学科带头人，不仅工作成绩显赫，而且家庭也不错，儿子在国外读书，丈夫现在已晋升高官，正在国外，据说还要过一两个月才回来，家里有保姆。所以她说：
“你在我家可以安心地住着，否则我就陪你上你家去住。不管怎么说，这段时间我都不能离开你。再说，我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忙了，每天只在家里写写书稿，说不定你还能帮我一把呢。”
我像一个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流浪儿一样，得到这突如其来的看护和照顾，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好从命了。
阿娟家住房宽敞，上下两层，她领着我们看了一下已经给我安排好的房间后，对郝医生说：
“你看住这还行吧？这样你也就放心了。尽管把她交给我，我会经常和你保持联系的。”
阿娟的盛情我是无法抗拒的。她先让保姆去厨房做饭，然后带我们到客厅里坐下，就我最关心的问题由郝医生告诉了我。郝医生先对我做了肯定，她说：
“幸好你还知道找医生寻求治疗，这就对了。有知识和没知识的人就是不一样……”
接下来，涉及郝医生的事情，郝医生讲述的就简单了。大致经过是：
郝医生送来了换洗内衣及住院用的物品，还有一部手机以及手机上的短信息。
从郝医生的讲述里我还得知：
叶林几乎天天来科室探视，经常与郝医生通电话商量治疗等方面的事情，并把我当作自己的姐姐一样。而且按照郝医生的要求，一定要安排我单住一个房间，安排多科室专家为我会诊，尽量给我创造良好的治疗环境。郝医生知道我喜欢清洁，特意叮嘱说“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为了不再给我增加心理负担，郝医生与叶林商量后决定暂时为我保守秘密。
后来，两人对我出院后的康复问题感到为难了，他俩家里的条件都有限，“非典”期间又不能送我回已经没有父母的老家，于是郝医生千方百计地找到了阿娟。
郝医生平静地对我说：
“当时，也就是觉得多一个人多一条路，再说平时也常听你讲阿娟的事儿，心里早有好印象，于是我终于找到了阿娟的电话。没想到，阿娟刚一听说你住院就坐不住了，这两天天天来找我，要我想办法让她来医院探视，又问我她还能帮着做什么，并主动提出来出院后由她来照顾你。这时我们才说出了我和叶林面临的难题……”
听着郝医生的讲述，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我不敢面对我走过的这段路，我不敢回忆那情景、那心态、那选择。记得我当时煞费苦心地决定寻求治疗，也是不想让同楼居住的同事们为我不安……
我还想起了我在极度的不安和颤抖中，歪歪扭扭地给侄子写了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嘱咐他千万要吸取我的教训，做人不能太认真、太拼命了。我对他说：
“现在，我感到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