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还认为固守田园稳妥的时候，黑龙江省农行行长王祥就冒着风险迈开了改革的步伐。在许多人面对困扰停步不前、犹豫观望的时候，王祥仍旧坚定不移，在改革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因为他看准了一个方向：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他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五年中，他从如何更好地发挥农贷资金效益入手，对银行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东北大地培育了他的情感，他要让黑龙江的农民把一个钱变成两个钱、三个钱……

有人说，王祥的脑袋没白长，利用率极高。这话不仅指他爱思考，而且指他经常琢磨那些关键问题。

“农民种地，为什么非得国家拿钱？”这个多年来人们熟视无睹的老问题，被1985年刚上任的省农行行长王祥咬住了。当他看到东宁县三岔乡一个百户小村几乎家家盖起了砖瓦房，总共花掉近百万元，而种地却靠贷款来维持的时候；当他听说许多农民都认为贷款反正是国家的钱，你贷我也贷，不贷白不贷的时候……他内心震撼了。原来多数农民不是没钱种地，而是国家不给拿钱就不种地，这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但是，当他把这种感觉说出来的时候，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尤其是一些县、乡干部，当面对他说：“种地不拿钱，还要你农行干什么？”一些农行干部则说：“种粮放贷，打粮收贷，农行多少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听到这些话，王祥才感到：自己的想法不仅没有错，而且应该早点提出来才对，应该早点改变这种可怕的习惯。于是，王祥开始了宣传解释工作。他先从大处着眼，对农行的干部们算了一笔细账。他说：“现在，80%以上的农户种地靠贷款，造成十几亿元的农贷沉淀收不回来，结果农民人均负债上百元，有的地方甚至户均欠贷上万元。南方用于种地和搞多种经营的农贷比例是1比9，而黑龙经省则是9比1。这样的农贷不仅不能使农民致富，反而成了农民的包袱，农行不就成了使农民背着沉重负担的罪人了吗！可是，如果我们早点改变这种习惯，来个紧中求活，也就是让农民自己拿钱种地进行简单再生产，而农行则集中资金支持科学种田，支持农民搞多种经营，搞乡镇企业，让农民用自己挣的钱去补农，这有什么不好？！”就这样，人们静静地听着他的分析，跟着他的思维转动着脑筋，平静的脸上渐渐有了变化，这说明人们听进去了。的确，他没有白做宣传解释，他的话在这些农行干部一向沉静的心里搅起了不小的波澜。

他的这一想法也立即得到省农行党组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决定动员各地政府和农村干部配合，组织农民自筹资金种地，国家可以补助，但不再包办。农行也立即着手开办了农业生产费用专项存款，为农民种地早做准备。由此顶下的贷款，农行再添上一些用于支持科技开发和效益好的农村商品经济项目。各地回收的陈欠贷款，可留当地发展工副业生产。与此同时，农行还进行了包县扶贫，对粮、牧、山区分别实行了区域信贷政策。

三年下来，农民自筹种地资金的比重很快由20%上升到40%，甚至50%多。全省农行每年可以拿出2亿多元用于40多个市、县推广科技攻关田，再拿出2亿多元支持农民搞商品经济。于是，农民逐渐走上了脱贫致富路，农行的资金效益也不断提高，当年贷款回收率均达99%左右。

改革增添了他的胆识，他要把农村金融工作完全置于农民的监督之下

熟悉王祥的人都说他敢碰硬，农村金融工作中制约手段最硬的就是农贷。土地承包后，全省380万农户对资金充满了渴求。一些农行干部也乘机违章放人情款、收人情息。仅1984和1985这两年，全省共发现以贷谋私5000余笔、近2000万元。

“这可不得了！”王祥非常愤怒，“这股风不刹住，还叫什么为农民服务！”可是，他没有料到，农行的一些信贷干部硬是不理他这个茬儿。

他决定公开刹风。省农行班子先后召开了七次刹风会，对30亿元的信贷资金做了全面清查，对有问题的干部动了真格的：处分了一批，撤职了一批，112名情节严重的被送交司法部门。

但是，农民反映：明的没了，暗地里的小动作还不少。这个反映提醒王祥和班子成员，应当将农贷置于农民的监督之下。

1986年初，省农行决定把老底儿都亮给农民，逐户建立经济档案、落实贷款计划，并将贷款对象、用途和数额在村里张榜公布，由农民评议监督。

可是，农民又提出：放款公开了，收贷也应该公开。“这意见提的对！”王祥当即肯定说，“这说明农民跟咱农行是一条心，都希望把钱真正用在农村经济发展上。”于是，农行马上采纳了这个意见，并进一步把贷款政策和利率也一并彻底公开。还规定：凡是以贷谋私者，一律以受贿论处。从行长到信贷员，手中不留机动款。对此，一些农行干部幽默地说：“这回我们可真成光杆儿司令了！”王祥听后苦涩地笑笑说：“这是逼出来的一招棋。还得感谢农民兄弟，是他们在帮助咱们进步呀！”

别说，这一招还真灵。农贷公开后的两年，全省两次普查，农民对贷款满意率达96%，农行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也走上了正常化。这一招，不仅地方政府满意，而且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赞赏。今年初，王祥还被请去北京介绍经验。

由此王祥又想到：既然农贷可以办得让农民叫好，那么农村信用社为什么不能让农民参与管理，为农民当家理财？可是有人不赞成把信用社搞成民办的，怕在存贷款上争嘴，怕农行萎缩。“农行设在地方，就应当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不适应的垮了活该！”优胜劣汰嘛，这就是王祥的思路。

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王祥先在双城市搞了试点：撤掉了农行营业所，把地盘让给民办信用社。接下来又在海林县照此办起了六七个，在全省办了上百个。农民像选村长一样精心挑选自己的当家理财人。新办的信用社存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由于是当地民办信用社，农民存款的积极性很高。1987年改革当年，信用社存款猛增，比之前的农行营业所实力明显增强，净投放18亿元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致富起到了重要作用。

多年的金融工作给了他一种责任感，他要让农行工作全面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1949年考入银行的王祥，发现这些年太平行长、太平干部比之前多了起来。不管资金效益好坏，也不论下面出现多大的问题，干部照当，奖金照拿。如果再不对此进行改革，农行的问题就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层出不穷。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王祥又做出一项重要决定：把竞争机制引入农行。

1987年初，省农行系统实行了等级竞赛活动。他们要把全省68个县级行分出等级来，按照各项指标进行百分考核，论等级行赏。等外行一不增拨流动资金，二不发综合奖金。问题多的县行就怕这两条，因为第一条地方政府不答应，第二条内部职工不答应。于是县行行长吃不消，有的不想干了。王祥说：“那好哇！农业银行企业化，太平官当不成了，哪位不想干就早点说一声。”他的话使大多数基层行的行长们不敢再抱幻想，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员工投入到等级行竞赛中来。

“下面搞等级行，省行机关为什么不能搞等级处室？”顺应农村金融事业发展进程，王祥锐意改革的思路不断拓宽。他的这一提议立即得到班子成员的一致赞许。可是，一些处长却不赞成，多数处长还想吃太平饭。王祥不由得拍案大怒！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喜欢吃大锅饭，除了懒惰和能力低以外，也是一种习惯。穷，都穷；富，都富。看不出山高水低才好，既不用担责任，面子上也过得去。可是，一旦比出差距，效益不好的就得承担责任。不行，压力太大了——这就是那些太平官的真实思想。”王祥太了解自己的队伍了，对干部们思想深处的激烈斗争，更是看得一清二楚。其实，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坚持要在省行机关进行改革，他说：“改革，就是要调动人们努力承担责任的积极性。”

省农行班子决定把竞赛从下面到上面全都搞起来。省行机关的等级处室竞赛一下子牵住了“牛鼻子”。百分考核，每增加一分，就是1万多元的留成，确实使人心动。……那一年，年终评比，从下到上，各项指标全都好于往年。

在一些人“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累”的时候，王祥却是工作起来三宿四宿不累。他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可还是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下边，而且经常工作到后半夜。熬不过他的人居多，但是不服他这股子开拓精神的人却太少了。不论是与他同龄的副手王君仁，还是小他几十岁的处室干部，都一门儿心思地支持他、协助他。

五年来，王祥带领这班人一环紧扣一环地开拓进取。可他还是感到改得还不够。眼下，针对以贷谋私等一些时有发生的问题，以及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他正在谋划新的招数。

（原载1989年《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