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自19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型，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籍着经济、组织、文化资源不断向上层集聚，原来只拥有组织资源的公务员也拥有了文化和经济资源。

在我国，社会中的精英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明显向富人、而不是向穷人倾斜。

自从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人大代表中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比例便占大多数。第10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干部占32.44%、知识分子占21.14%，而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分别是10%和8.4%。在某县人大代表中，干部比例竟占96.3%，农民代表只有1%！　1

中产阶层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过大，实际上是以剥夺弱势群体的发言权为代价的。而国家政治无疑应当体现全体人民利益，不仅仅是某个阶层。

在应对中产阶层参与政治决策上，应当注意以下4个方面：

知识技能，用软资本参与竞争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变迁中，有两种人在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特殊社会功能。一种是新兴的知识型中产阶层，另一种是具有道德批判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这两种对象都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层。

用知识技能参与市场竞争

从本质上看，并不是所有经济收入比较富裕的人都可以称为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只是其中那些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作为“软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并因此取得竞争优势的那部分人。

近几年来，政府专门针对公务员的多次加薪，表明政府扩大中产阶层规模的趋向日益明确。也正因如此，公务员被贴上了中产阶层标签，作为被期待的中产阶层中坚力量。

2004年4月1日，江苏省无锡市（对日）招商首席代表颜兵走马上任。2003年9月，当无锡市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特岗公务员消息传出时，当时已经拥有4家企业的颜兵报了名，后来在29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被正式录用。虽然这个岗位税后年薪50万元，非常具有吸引力；可是在颜兵被正式录用后，他聘请别人接管他的公司时付出了高于50万元的报酬。也就是说，颜兵更看重的应当是（对日）招商代表这个事业平台，而不是经济报酬。如果要说经济报酬，对他而言实际上是“负数”。在此以前，他在日本呆了7年，曾经负责国际投资、新事业立项等工作，研究了日本500多个行业中上千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对日本的文化习俗也很熟悉。

自从2002年末吉林省率先试行政府雇员制，给首批政府雇员最高年薪19.8万元待遇以来，上海、苏州、长沙、成都、深圳、珠海、广州、佛山、南京等地竞相效仿，关于政府雇员制利弊以及公务员改革的话题也一直持续并被热烈讨论着。

当然，以知识技能参与市场竞争，并不是、也不该一定要进入公务员队伍，但显而易见，知识型企业家与知识型能人必将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主体。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

中产阶层政治地位的特点是，因为他们相对富有、具有较高文化修养、拥有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所以他们本能地反对“革命”；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不会完全满足于现状，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

例如，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权钱交易、官僚系统中的非法行为侵害、不正当的阻挠时，他们会希望进一步完善社会制度和法制建设，并且身体力行推动这一过程，以便开拓发展空间、保护合法权益。

最典型的一种情形是：某私营企业主在刚刚起步时，不得不通过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行贿手段来获取某些方便和生意机会，打通各种渠道。可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他们就觉得通过这种偷偷摸摸的途径“太累”、而且“代价”太高，不如通过规范、透明的制度取得正当收益。这时候，他们就会越来越希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　2。

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甚至会组成自己的政党来推动这种改革。

例如在香港，2005年3月17日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香港全民党。多名港区人大代表、商界名流、选委会成员、区议员明确宣布，这是一个代表中产阶层的政治团体，以中产阶层为主体、团结各阶层人士，旨在培养和造就一批参政和具有执政能人的治港人才。他们将来会积极参与各层次选举，并且努力发展成香港主要政党　3。

搭建平台，吸纳中产建言献策

中产阶层中人才济济，政府应当搭建平台，吸纳中产阶层建言献策，让他们发挥参政议政作用，推动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进步。

在这方面，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利用互联网搭建信息平台是一条最佳途径。事实上，目前有条件上网的群体与中产阶层群体高度吻合。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舆情

在我国，目前网民人数已达1.11亿人，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1%。网络传播的特点是即时、互动，能够为广大民众表达民意、参与经济生活及政治生活提供方便快捷的舆论平台。所以，本届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网络舆论所反映的民意。

早在2003年，新华社就首次披露中央高层领导对网络的重视程度。胡锦涛总书记在“非典”时期视察广东时，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

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北京大学抗“非典”工作时也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

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亲自上网了解民意外，中共中央、国务院还设有专门机构，每天从网络上收集重要信息，以“互联网舆情”的形式提供给中央领导参考，网络舆论也因此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

2006年“两会”期间，网民通过网络给温家宝总理中外记者招待会提出的问题多达几十万条！温家宝总理公开肯定了这种“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的沟通方式。

互联网一小步，政府改革一大步

2003年，湖北省打工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在广东被“收容”致死，消息在网上发出后引起政府高度重视，随后就废止了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许多地方开始取消“暂住证”；2005年湖北省佘祥林“杀妻”冤案在网络上被曝光，于是推动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改革，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种种事例表明，网络舆论的影响及作用日益显著。

2006年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国政府网）正式开通。国务院强调，搞好政府网建设“对于促进政务公开、改进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能，便于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这标志着我国政府改革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正如中国政府网负责人周锡生所说：这是“互联网一小步，政府改革一大步”，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推进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的决心。国外评论认为，这有可能引发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革命性变化。

2005年1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专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情况汇报。据悉，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政府网站建设，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中可以看到中央领导对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的重视程度。并且，网站在试运行期间，还破天荒地把直播间设在中南海会议室，多次直播国务院专题会议　4。

目前，从中央部委到县级政府都有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不断提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公安部等政府部门都在通过互联网收集群众举报、实现与网民的互动。

香港政府的公共事务论坛

2005年3月10日，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设立一个搜集中产阶级人士意见的咨询论坛——公共事务论坛，就香港重要社会议题向政府提供意见。公共事务论坛网站同时启用。

负责筹建该论坛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发言人认为：“公共事务论坛采用一种全新的运作模式，以专用网站作为论坛成员间交流意见的平台，这种安排大大增加了他们参与讨论的灵活性。”

公共事务论坛计划吸纳600名月收入3万元以上、代表不同性别及界别的中产阶级人士加入，任期1年，邀请他们就重要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　5。

两难境地，必然影响政府决策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虽然人数在逐年增多、层级也在逐渐凸现，但由于受历史语境的制约，政治参与还处于个人与社会的两难处境。

中产阶层的两难境地

中国中产阶层同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具有相同禀性。他们都具有米尔斯所说的那种“地位恐慌”，天生有一种依赖性，害怕政府因为意识形态变化而使自己切身利益受损，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想影响政府决策，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政府又不可能完全听他们的，就这样，他们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除此以外，中产阶层个人与社会之间，也有一种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既是他们事业奋发向上的动力，也是迫使他们屈服于现存等级秩序的主要原因。

例如，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就举了这样一个有趣故事：一位商务代表购买了一辆与老板完全相同的私家车，结果立刻遭到老板解雇。于是，他向劳资调解委员会提起诉讼。虽然他获得了赔偿，可最终仍然失去了原来的工作。

在这里，商务代表的头衔表明他是一位中产阶级，经济上他也买得起最昂贵的私家车。按理说，谁也无法阻拦他购买和老板一样的车，可事实上他却不能这么做。如果这样做，就表明他与老板之间没有了“该有的”等级；现在他这样做了，就“活该”丢掉原来的饭碗。

这种情形在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也是如此。这说明，当一个人一旦处于社会关系网，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很容易产生追求和压制之间的矛盾。

长期生活在这种等级差别中，很容易对等级差别产生膜拜和期望，最终扭曲人的灵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渴望参与政治，结果却成了保罗·福塞尔在其《格调》一书中对美国中产阶级所评论的那样：“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

把这个评价用在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也完全合适。

中产阶层必然影响政府决策

仅仅从新中国历史看，1949年以后，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政党被无产阶级政党取而代之，“原来的工人、农民补充到精英位置上，无疑确保了在政府政策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主张。”　6在整个社会普遍“无产阶级化”下，中产阶层成了一种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　7。中产阶层无论怎样创造物质成果，都无法避免陷入社会结构的劣势地位，哪里还有他们参政议政的份？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解冻，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曾经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中产阶层又开始起死回生。据官方最乐观的估计，2006年我国中产阶层人数会达到2亿人。如此庞大的群体，不可能不影响到政府的行政决策和发展规划，更不用说，中产阶层的构成十分复杂，几乎囊括了机关、教育、娱乐、生产等各行各业的精英，掌握着政府相当一部分话语权呢　8！

不过话说回来，由于目前我国中产阶层人数还少，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还无法真正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建设中担当起“中坚、主流”作用，更不可能发挥“协调、整合”社会冲突时的弹性功能。相反，他们在商业领域的投机欲望却不断膨胀，拜金主义、攫取财富的市侩心态进一步强化。所有这些，都多少有些令政府失望。

升官发财，正确看待官本位倾向

在中国，无论表面上是否承认，“升官发财”在潜意识中总是一个人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志。尤其对于中产阶层来说，“升官”“发财”如果不能双管齐下，至少也要有一枝独秀。所以，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几千年来从来就没有削弱过，而目前在我国中产阶层中又有重新抬头倾向。

官本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统治，官本位倾向在我国已经流传了上千年，改革开放后更是明目张胆地出现了“跑官”、“要官”、“买官”现象。可以说，官本位倾向重新抬头，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层参与政治的一种强烈愿望，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价值取向。

应该说，少数人具有官本位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论在怎样的社会中，都会有掌权者，也都需要有掌权者，关键是谁来掌权、怎样掌权？搞清了这个道理，就不难发现，中产阶层理所当然也是可以掌权的，更不用说他们中不乏社会精英、具备管理社会的素质和能力。

现在的问题是：把怎样的中产阶层推到管理、治理国家的岗位上去？起码的要求是，他们来自中产阶层，却不能只代表中产阶层利益。因为归根到底，国家是全民的。

普遍具有官本位倾向是反常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研究发现：“我国的中间阶层有些‘官本位’取向”，以至于很多单位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潜规则——只有坐到管理者的位置才算成功。

她举例说：曾经有个学计算机的小伙子，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国际著名的IT公司工作。他是个技术型人才，只想在软件开发上有所成就，并不希望当官。可是在这家公司，如果一个员工干了两三年还没有被提为销售经理，在别人眼里就是“不成功”。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辞职来离开这种环境　9。

虽然少数人具有官本位倾向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普遍具有官本位倾向则是反常的。

尤其是中产阶层，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本该可以从本职工作和本专业中得到满足。而现在却不，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一往情深地追求官本位，这就非常反常了　10。

道理很简单，因为官本位取向本该只在一个由权力主导、甚至垄断了资源配置和价值认同的社会形态中，才可能大面积产生。无论是过去的科举时代，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官本位成为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还“有情可原”。而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日益多元化，权力已不再是社会的唯一中心，公民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也不再只有当官这一条。

那么，这种“反常”为什么会变“正常”呢？这无非折射了一种社会现实：权力在资源分配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有权就有一切”。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2006年4月，北京律师王令与他的11名当事人前往天津市某区人民法院办理立案手续，法院行政庭庭长在立案大厅内声称“我就是法院，法院就是我，我说不立案，就是不立案。”王律师据理力争，结果遭到庭长掐脖子殴打　11。

好一个“我就是法院”！典型地折射出了官位霸权意识！只不过这位庭长说出口了，其他许多官员只做不说而已。

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类丑行一再发生，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权力没有受到必要的约束和监督，政府应当在这方面加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力度。

正确看待中产阶层参与政治

政治地位的高低通常是用“权”来衡量的。什么叫权？马克斯·韦伯认为，所谓权力，是指在一种社会关系内，自己的意志即使遇到反对也能贯彻的任何机会，不管这些机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而统治，则意味着特定内容的命令在可指明的人中间得到服从的机会。拥有权力和权威，是每个阶层在网络社会中寸土必争的内容　12。

按理说，一个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队伍的不断壮大，最有能力摆脱官本位倾向、实现自我治理，从而促进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公民社会。而现在中国中产阶层“有些‘官本位’取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权力退出不彻底、市场发育和公民自治不充分。如果任其发展，就意味着我国中产阶层可能会失去推动社会转型的理性力量　13。

1　陆镜：《分析：公务员正在成为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中坚》，2005年1月17日新周刊。

2　萧功秦：《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2003年4月8日中国经济网。

3　《“香港全民党”宣布成立，公开宣称代表中产阶层》，2005年3月18日中国新闻网。

4　以上均见林双川：《中央领导重视网络舆论，网络民意汇入中南海》，2006年4月10日半月谈。

5　《港府设立“公共事务论坛”供中产人士交流献策》，2005年3月11日中国新闻网。

6　李路路、孙志祥：《透视不平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版，P267。

7　同前，P269。

8　丁云亮：《中国中产阶级：一种文化分析》，2005年第18期中国观察（中国党政信息网）。

9　李松涛：《转型期社会机制存在潜规则，我国部分中产想当官》，2005年9月2日中国青年报。

10　吴钩：《权力不再是唯一中心，中产阶层怎有“官本位”取向》，2005年9月4日燕赵都市报。

11　《狂妄的“我就是法院”》，2006年4月12日现代快报。

12　丁云亮：《中国中产阶级：一种文化分析》，2005年第18期中国观察（中国党政信息网）。

13　吴钩：《权力不再是唯一中心，中产阶层怎有“官本位”取向》，2005年9月4日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