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社会分化过程中，贫困人群和富裕人群之间出现的中产阶层，正在影响我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城市现象，它正在日益成长，尽管在经济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还没有成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力量。领导层将谨慎地关注其发展走向。”　2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以及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4方面：

社会属性，此阶级不是那阶级

从小就听惯了“阶级”、“斗争”、“剥削”等词汇的人们，一定会以为：中产阶层既然作为“阶级”，就必然会有只有阶级才有的“斗争性”。可中产阶层不但温柔可爱，而且还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为什么？原来，此“阶级”不是那“阶级”，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要搞清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首先弄清其中的区别。

中产阶层的本质是中间阶级

中产阶层的概念近几年来才在我国出现，根本原因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名词一直被狭义地理解为资产阶级的同义语　3。

这种狭义理解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中产阶级就是指富有的商人阶级。马克思称之为“资本家阶级”或“布尔乔亚阶级”。如果中产阶层在我国占有相当比重，政府又鼓励发展中产阶层，那岂不是真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了？为了避免这种误解，直到今天，我国官方文件中还没有出现过这个名词。

而实际上，中产阶层的本质含义是中间阶级，即介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这一阶层是在市场资源配置与社会纵向流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虽然他们的职业多种多样，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所受的教育、专业技能、知识技能，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的资本（称之为软资本）。

这种稀缺资源包括财富、地位、名望、权力等。这种软资本，能够帮助他们在与蓝领阶层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当这个群体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慢慢向上流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一个社会中间层。与有权有势、富裕的上层社会相比，他们的生存态度更积极；与刚刚解决温饱甚至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普通劳动者相比，他们的价值观更保守。

两种不同的中产阶层概念

2001年8月，一位著名理论家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提出，我们党没有采用“中产阶级”概念，不上西方那个洋当！随后，他在《文汇报》上撰文指出：坚持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这对我们至关紧要。那种认为同传统产业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有高科技知识分子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把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经营管理者等知识分子单独划为“中产阶级”的观点，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不然，就只能是分裂、贬低、抹杀工人阶级，从根本上动摇党的阶级基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认识　4。

显然，这一说法是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上的中产阶层概念而言的。而现在我们所指的中产阶层，则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社会阶层。这种中产阶层概念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他们是一群相对富有、有较高文化修养和高质量生活、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较强认同感、并且为全社会收入中等水平的群体。

我国中产阶层不可能成为剥削阶级

我国现阶段，基本生产方式仍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基本阶级只能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私营经济，属于非基本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中产阶层，也只能是非基本阶级。

这就是说，作为非基本阶级的中产阶层，它们必然具有这样两重社会属性：既是资本私有者，又是劳动者，还根本无法成为政治经济学概念上的独立的新生资产阶级。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认为，究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他们还不具备稳定的经济基础，发展历史还只有20多年、规模又普遍偏小、经营很不稳定，从整体上看，与公有制经济相比还处于明显劣势地位；

其次，他们的社会身份转换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种转换是不彻底的，随时可能回归原来的普通劳动者身份，或者转换成其他社会身份。　5

不偏不倚，中产渴望社会稳定

中产阶层渴望社会稳定，这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的。

消费前卫，政治后卫

一般来说，当代各国中产阶层都有这样一个显著特点：消费前卫、政治后卫。

就中国中产阶层而言，消费前卫很好理解，因为他们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他们也需要炫耀自己的消费实力。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与过去的短缺经济相比，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和壮大，这几年几乎引发了一场“消费革命”　6。可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　7。

中产阶层的政治后卫，确切地说，是他们主张以渐进而不是动**的方式推进民主政治，并不是一味反对或不拥护民主政治的推进。

中国中产阶层的这种明显反差，原因主要在于：

首先，那些通过市场改革乃至寻租方式获得财产的中产阶层（主要是私营企业主和国有企业管理层），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党和国家的代理人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许多人都与当地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社会关系。有研究表明，在私营企业主中，比重（30.7%）最大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　8。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部分中产阶层并不希望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和政府之间发生严重冲突。

其次，那些没有在市场改革中通过寻租获得财产的中产阶层（主要是高收入的白领阶层），由于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教养和体面的收入，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同样不希望社会动**，否则一旦失去工作，他们也就失去了收入、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发展预测”课题组进行的一项关于69种职业声望的调查表明，有21种职业得分在80分以上、28种职业在60～80分之间，这两类人恰好构成了中产阶层群体主干　9。

最后，有相当一部分中产阶层直接从事的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造和传播（主要是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家等），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对目前社会秩序的肯定，最容易被整个社会认同。他们最希望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和政治。他们既不会拒绝社会变革，又会反对社会动**。

中产阶层经济前卫、政治后卫的特点，很好地表明了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未来社会的稳定程度，就取决于中产阶层的成长速度和规模。

中产阶层政治上的两面性

早在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10

由此可见，中产阶层因为居“中”，所以政治上具有两面性。不到不得不分化的程度，就会暂时具有稳定性。同时也表明，他们在政治上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存在，不是倒向左边就是倒向右边。

相辅相成，腰包鼓了说话也响

中产阶层因为其经济地位，所以在参政议政方面说话比较有分量。这是他们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缘由之一。

中产阶层将成为社会主流公民

2002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2002学术前沿论坛”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指出，20年后，那些经济上比较殷实、思想文化素质比较高的中产阶层应该成为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他认为，那些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比较低的先富者，充其量只是“暴发户”，根本成不了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　11。

与中产阶层相比，下层社会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甚至有奶便是娘，擅长于破坏却不擅长于建设。

形成并壮大中产阶层队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扭转这种局面，提高整个社会素质，推动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12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从无产阶级阶层的政治特点来谈，有其独到之处，以至于后来《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引入“流氓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时，基本上就是以此作为注释依据的。

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公民，必定会促进社会稳定，提高社会政治参与度。这一功能在新中国历史中已经得到证实。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城市中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尽管当时的收入很低，可相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优越，在意识形态上被认为是国家政治主体，生老病死都有福利保障。所以，他们就是当时的中产阶层，或者说，至少发挥着类似于中产阶层的稳定性。即使毛泽东发动的“**”，也没有能够动员起他们中的真正精英　13。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中产阶层在经济上处于社会中间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具有积极参与政治的愿望。

中共十五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当时就引起争论。到了中共十六大，提法改成了“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语气就有所不同。到了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则变成了先讲“激发活力”、再讲“注重公平”。这些提法及侧重点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中共中央在认识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不断深化。

辩证地说，如果没有差距就没有发展动力，而差距过大也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前整个社会最主要的不公是什么？是部门、行业、人与人之间竞争机会的不平等、竞争规则的不公平，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而在这其间，中产阶层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位。这使得他们有一种求稳心态，希望在稳定中求发展。因为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中，中产阶层才能形成、发展、壮大。

正如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所说：中产阶层的形成需要一定社会条件，并不是按照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些条件包括：

首先，要有产业变迁的条件。一般来说，它处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产业演进过程，才会成规模地形成诸如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职员层等中产阶层。

其次，要有职业变迁的条件。由现代职业结构取代传统职业结构，就会形成并扩大一个庞大的、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

最后，要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条件。本书前面已经说过，高等教育是造就中产阶层的机器，只有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而不再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中产阶层才会有赖以生存的土壤　14。

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演进的关键时刻，城乡居民都会因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升级，实现地位上升。而且，这种变迁会持续相当长一个阶段。职业地位的上升，必然会增加这个群体的最后认同感。也就是说，职业的上升流动，会有利于社会稳定。

话语权利，社会资源向上集中

所谓话语权，是指不同人群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各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发言权。它反映的是一种政治权利。

普通百姓正在慢慢失去话语权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也就是中产阶层形成以前，几乎每个职业的话语权都是相等的。然而，自从中产阶层形成后，由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思想观念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在履行职务行为时，自觉不自觉地偏离广大工人、农民的立场，从而维护他们自己所在的中产阶层利益。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前一段时间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说法，受到老百姓的猛烈抨击。为什么？说穿了这对中产阶层有利、对广大百姓不利。虽然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全球性趋势，可是就我国而言，许多企业效益不好、纷纷减员，在职员工普遍存在失业担忧，尤其是中老年职工还没到退休年龄就被老板以各种借口给辞掉了，越老越不值钱。更何况，延长退休年龄还会增加年轻人就业压力。就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拥有话语权的以专家学者、记者编辑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却视而不见，仍然在一味强调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15。

话语权正在集中到中产阶层手里

在我国，除了军队干部转业以外，目前要想进入公务员队伍，招聘考试是主要途径。可是要想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公务员队伍，简直比登天还难。

2005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4万人，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的有31万，合格人数与计划录取人数之比高达37.3∶1。而与此相应的是，从1996年实行辞职辞退制度以来到2003年的8年间，全国共有19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平均每年不到公务员总数的0.05%。即使包括主动辞去公务员职务的3万多人在内，公务员的流动率也只有1.25%，与10%左右的企业人才流动率相比，可谓是铁板一块　16。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公务员队伍越稳定，工人、农民等阶层上升进入公务员群体的可能性就越小。

正如2004年7月出版并引起巨大关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所说，自从1980年以来，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农民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几率明显下降，尽管商业服务业员工仍有一定比例进入此阶层，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则基本上没有机会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而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则存在代际继承的趋势，“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明显增强。

话语权资源还在不断向上集中

有人也许会说，目前公务员招聘的报考资格是大学毕业，而大学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普通工人、农民、职员家庭，这不就表明，工人、农民阶层也能进入公务员队伍吗？

这一结论固然没错，可是应当看到，由于我国客观上存在着教育机会严重不公、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悬殊，早在上大学这一关上，大量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就被挡在了大学门外。

不必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已经严重走样，甚至还出现了每当高考来临时，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女因为即使考上了大学也上不起学，从而被迫弃考的情形。

2006年，重庆市涪陵区有541名高三学生没有参加高考报名，也就是说，占高三应届学生人数10%的学生主动放弃了他们为之拼搏3年的高考机会。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学生弃考的真正原因在于农村家庭不堪教育高收费重负　17。调查表明，有25.5%的家庭因为负担不起上大学的费用而不愿升读大学　18。

这表明，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子女要想通过上大学这条路进入公务员队伍，机会渺茫。而这又大大限制了公务员代际之间的流动。

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是：公务员队伍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优势阶层对于弱势阶层的排斥性进一步增强。而这种变化，必然影响中产阶层的利益倾向，以及工人和农民等弱势阶层的话语权。

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实行公务员制度10多年来，只有0.5万名农民进入普通公务员队伍，这个比例太低了　19！

1　本案例参考了《我就是中产阶级》，2004年8月3日风采。

2　《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意义：经济影响和风险》，2005年4月13日财经界。

3　《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的解释是：“中等资产阶级，在我国多指民族资产阶级。”

4　陈冠任、易扬：《中国中产者调查》，2004年10月团结出版社。

5　同前。

6　Davis,Deborah(ed.),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7　Goodman，David　S.G.，“The　New　Middle　Class”，in　Goldman，Merle，＆Mac　Farquhar，Roderick(ed.),op.cit.，P240～241。

8　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15。

9　《2000年中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20～22。

10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P5。

11　《贺铿：以数字诠释人民中国（3）》，2004年2月12日中国信息报。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262页。

13　肖鸿扬：《解密一些中国富豪“暴富流程图”》，2004年8月31日市场报。

14　夏怀逸：《中产阶级是伪概念？我国离“橄榄型”社会尚远》，2004年8月12日中国青年报。

15　徐斐：《公务员记者步入中产阶级，警惕老百姓丧失话语权》，2004年12月25日人民网。

16　陆镜：《分析：公务员正在成为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中坚》，2005年1月17日新周刊。

17　莫林浩：《学生弃考折射社会分层定型化》，2006年3月22日成都商报。

18　刘开普：《大学生培养成本：一个大写的X》，2006年4月14日中国财经报。

19　陆镜：《分析：公务员正在成为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中坚》，2005年1月17日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