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之前，就把“精彩”两字先预支出来，不知道讲完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刘老师的“预支”准确。我自己也不敢说讲的就是大家喜欢和愿意听的，更不敢保证能讲好。请允许我先为我工作的单位做一个小的广告。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现在做的工作跟刘老师一样，也在主持一个讲座，叫“中国现代文学馆星期义务演讲——在文学馆听讲座”，两个星期一次，是星期日上午9：30到12：00。主讲老师都是我请，讲两个小时，还留半小时是跟大家交流，回答提问。去年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科学教育频道的《百家讲坛》栏目跟我们合作，从2月份开始到现场录制，7月份开始在每周三专门为我们开辟了一个专题节目《在文学馆听讲座》。如果大家在廊坊地区能看收到中央十套的话，诚挚地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每周三中午12:30收看我们的节目。每一次播出时间是45分钟。我们的这个讲座是义务的，不要钱。要是大家在我们讲演日的时候，有时间，可以坐车到文学馆来。我欢迎大家的到来。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机遇与成功”。大家要问，我有资格讲这个题目吗？首先我不敢保证我是一个成功者；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轻易地说自己在某一个事业当中获得了成功。成功是相对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他的事业途路中，都应该是在不断进取，不断追求的。成功是没有尽头的，只能是相对而言。

我跟刘老师商量题目的时候，本想就我自己研究的课题作一个讲座，比如讲现代作家老舍、萧乾、徐志摩、凌叔华等。考虑到我们大学城的同学主要是大学本科的学生，面临学习的压力和将来就业时的竞争，刘老师说希望能够讲一个跟我们的学习和将来的就业以及怎么样走向成功更切近的一个题目。我想，就讲“机遇与成功”吧，也许大家更爱听这个题目。如果讲现代文学专业的题目，不熟悉的同学或者非现代文学专业的同学，可能比较陌生。

至于机遇与成功，我觉得是一对辨证的关系。如果没有机遇，成功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事业上成功的人没有遇到过好的机遇，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是由许许多多的机遇促成的。我们很喜欢这样描述一个人，假如他是某项事业的成功者，我们会说他真是个幸运儿。幸运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机遇好，怎么那么好的机遇都让他给碰上了。同时我们还有留给自己的一句话，说：“我怎么那么没福气，那么背运。”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没有赶上好的机遇。

其实，机遇从我们一降生就一直在伴随者我们，只不过你没有意识到而已。机遇只提供给那些能在瞬间抓住并把握好它的人，只提供给那些自己有实力抓住它的人。对于那些没有做好主观努力的人，当机遇出现的时候，对你而言，它也不是机遇。当你庸庸碌碌地过了大半辈子，埋怨说“我怎么那么背运”的时候，其实机遇早已无数次地经过了你的面前。如果我反反复复地讲上面的这些东西，大家会觉得很枯燥。所以就先讲到这一点：机遇和成功是一对辨证的关系。下面我就我的研究对象举几个例子，大家会感觉更直观一些。

我要讲的第一个例子是老舍先生。我为什么说机遇是伴随着一个人的降生就已来临的呢？从老舍先生身上可以看出来。老舍先生出生在一个败落的正红旗下的平民家庭，出生在护国寺大街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胡同里。看过电视剧《四世同堂》的朋友会记得那条胡同叫小羊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现在的护国寺小羊家胡同8号，就是老舍先生出生的地方。《四世同堂》和他的《正红旗下》的故事发生地，都是在这个院。

老舍先生生下来家里很穷，一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父亲是清朝的护军，每天在街上巡逻。老舍先生生在1899年，第二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老舍先生的父亲作为护军，在同八国联军进行的巷战当中，对射时身上的火药被打着，活活的被烧死了。几乎可以说老舍先生完全是由母亲把他带大。他小时候没有任何玩具，身体也不好，到了三岁，还不太会走路，不太会说话。六岁的时候还不识一个字。我们说，老舍先生的降生的机遇好不好？可以说非常的悲惨。相比起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生下来之后，都父母双全，在一个安稳的、安全的家庭环境下成长。

我想由这个说到机遇与成功的辩证关系。就作家来说，家境贫寒似乎有它特别优厚的地方，它是送给作家的一个素材礼物。如果不是将来当作家，这份礼物就显得太残酷了。对老舍先生来说，很悲惨的青少年时代的成长，成了他长大以后进行文学创作时非常好的创作素材。一个作家成功的基础或许就是由于很大一部分素材，是来自于青少年时代自己的苦难历程。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机遇与成功”这样一个辩证关系的转换。

老舍先生是这样。如果在他生命当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人,他可能就要在贫民窟中长大了，就像任何一个北平的穷孩子一样，没有学上，成为文盲。长大了当一个什么摊贩，卖一些小杂物，凑合着维持一个家庭，碌碌无为地过一生。当然，就我们很多的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一生，大概也挺好。只不过他不去做很深层面的文化思考。但是在老舍六岁的时候，他的一个邻居叫刘寿绵，后来老舍管他叫刘大叔。这是一个乐善好施的阔人，他资助了一些慈善机构，包括给穷人施粥。有一天，他到老舍家串门，发现老舍是一个很聪明伶俐的小孩，觉得不上学太可惜了。刘大叔就跟老舍的母亲说：“我花钱让你孩子去进私塾。”这对老舍可以说是他后来走向作家的第一个机遇。如果没有刘大叔资助他上私塾，老舍不可能认字，一个不认字的作家是难以想象的。

老舍先生由这个乐善好施的刘大叔资助进了私塾，而后依然是刘大叔资助他考上了高小。因为家里穷，要生活，后来他背着母亲考上了可以不交学费的免费师范。老舍成为一个作家的人生第一步，可以说就是这位刘大叔教他起步了。刘大叔后来出家当了和尚，自己的家也败落了。老舍先生曾写过一篇饱含着深情的回忆散文《宗月大师》。刘大叔出家之后，法名叫宗月。老舍先生很深情地写道，如果没有刘大叔的帮忙，我将不可能成为作家。如果没有刘大叔的帮忙，老舍不可能上学，不可能认字，也就没有后来人生途路当中的方方面面。

不是说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在工作当中，机遇就出现了。我始终强调，机遇从你一降生就出现了，但这个机遇会给你的将来带来什么，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当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不期而遇的时候，你的人生，已经在不经意间做出了抉择。老舍先生就是这样，如果他没有碰到刘大叔，那后来的老舍先生的人生轨迹就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老舍先生由刘大叔资助上了学，后来种种的机遇不断地找他。而老舍先生也总能够抓住机遇，比如说，后来他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教会做服务生，认识传教的英国学者伊文斯。伊文斯很喜欢老舍。因为这时他因为上学，已经表现出了很多方面的才能，包括演讲和写作的才华。伊文斯就推荐老舍先生到英国伦敦东方学院去教中文。老舍先生是我国第一个到英国去教授汉语的中国人。

1924年到1929年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中文，对老舍先生来说是又一个机遇。如果没有缸瓦市教会的工作，如果不认识伊文斯，如果没有伊文斯的推荐，老舍先生不可能去英国。去英国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诞生了。老舍1926年在英国开始写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写《二马》。同样是在缸瓦市基督教会，老舍认识了他终生的朋友许地山。许地山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老舍先生在英国阅读了大量英国小说，抱着“玩玩”的态度也写起了小说。这好像似乎让我们觉得有点像今天王朔把写小说当成玩。老舍先生就是这么说的而已，可能是一种自谦吧。就是当他不知道何为小说，写作小说需要什么艺术等等东西的时候，他开始尝试写作小说。

他在英国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又由青少年时代在北京成长的经历，他很自然地从一开始就以北京的下层小人物的生活为题材。后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他的幽默风格，在这时已经呈现出来。我刚才说的这些，大家都可以把它套在机遇与成功上。当然，这时的老舍作为一个作家还不能算成功。现代文学史上，把他的成功还是主要定位在他写出了《骆驼祥子》，《茶馆》这样的伟大作品。我的意思是说，老舍先生如果没有我刚才讲的这些机遇的话，作为一个作家的老舍是不可能诞生的。英国期间对老舍来说是一个创作的转折点。

他去英国之前在国内还经历了“五四”运动，对每一个经历了“五四”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凡这个机遇对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老舍来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他可能是在学校里当老师。那时，老舍毕业于师范学校后，去做北郊的劝学员，还有今天方家小学前身的小学校长。就是说，如果没有机遇，没有这样一个外在的思想的冲击，老舍可能就作一个小学的校长，一辈子而终。

由于“五四”运动，老舍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开始思考人生，关注世态，开始把自己思想中深刻的东西融入到这种终极的人生关怀里。在这样一个很好的人生机遇，到英国之后教书，看了大量的作品，然后尝试小说的写作，终于作为一个作家的老舍迈出了第一步。

我刚才讲到了许地山，许地山是老舍的朋友，同时也给老舍提供了发表第一次文学作品的机会。老舍在英国写的小说是经许地山推荐给他的朋友，在《小说月报》连载发表的。我们从老舍身上可以看出来，机遇是随时随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的，能不能抓住它是关键。

老舍先生的例子我先讲到这儿，下一个我讲萧乾，我的文学师傅。　我是大学毕业之后认识的萧乾先生。作为作家的萧乾，大家可能相对有点陌生，因为他写小说的时间不长，一共1933年到1938年写了五年，作品也不算多，一共二十几部短篇小说，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只能算是中篇的小长篇，十来万字的《梦之谷》。但如果提到二战期间，中国有一位战地记者在西欧的战场上驰骋，实录风云，那个记者大家有没有知道的，他就是萧乾。萧乾作为一个作家，远没有作为一个记者的生涯为人们所称道，了解和记住。

萧乾能够当上这样一个记者，也是跟他出生之后受教育和成长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巧合的机遇，然后被他紧紧抓住，是密切相关的。萧乾像老舍一样，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汉化的蒙古族平民家庭。老舍是满族，萧乾是蒙族。老舍是在他一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萧乾是在他还没有出生，父亲就去世了，是遗腹子，非常穷，跟着寡妇妈妈过生活。

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只有在以研究的视角来观察一个作家的时候，才能够理性地感觉到他人生开始的时候某些个点是机遇。但对刚刚开始生命起步的任何一个作家来说，他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经历着的某一个点，就是机遇。

萧乾是独生子，遗腹子，父亲死了，不可能再有兄弟。但他有五个堂兄，其中的四堂兄娶了一个美国太太。在20年代，这是很稀罕的事。美国人肯嫁给一个中国人，太难得了。到今天美国人都觉得自己是最尊贵的人，他们的生命最值钱。何况是20年代！其实这个美国女性是断绝了与家里的一切来往，执著地义无反顾的嫁给了萧乾的四堂兄。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萧乾九岁的时候开始教他背英文的《圣经》。虽然萧乾从始至终没有信过教，但是从九岁开始背《圣经》给他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英文基础，这对萧乾后来上学，再去英国旅英七载，当研究生，是不是机遇？可是作为当时九岁的萧乾，他能理性而清醒地意识到这对他来说，可能是改变后来人生轨迹的机遇吗？不可能。

萧乾的母亲是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受教育，有出息。因此，在萧乾十几岁的时候，就送他上了教会办的崇实学校，分小学部、中学部。就是今天的北京二十一中，现在那个主建筑还是当年萧乾受教育时的样子，已经修葺一新了。崇实学校的校长是外国人，萧乾一个穷孩子只能半工半读，半天放羊，给人送羊奶，挣学费；半天自己刻苦读书。由于有了堂嫂的英文培养，他在学生当中，虽然很穷，却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是。

另外，萧乾跟美国堂嫂背诵英文《圣经》，不光是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而且，《圣经》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一个很好的纯文学的范本，可以说从创作上给还给打开了一扇视窗。甚至可以说，他从九岁开始背《圣经》就是他日后成为一个作家最初的起步。今天当然可以看楚了，但他自己在那个过程中时，可能是很茫然的。这与我刚开始说的那一点，又可以接上了，就是在你刚开始面临一个机遇来临的时候，你可能茫然不知所措，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机遇？而只有当你度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时候，你发现，哦，当初就是那个机遇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们应该已经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我们坐在这儿，坐在东方大学城，能在这儿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你能说不是个机遇吗？为什么是你坐在这儿呢？首先，我们从降生开始，生在某一个家庭，这就是你人生机遇的第一步。为什么你的父母是现在的父母？这是最初的机遇。这个机遇是无可选择的。其实，我们后来的很多机遇有的时候也是不可选择的，是外在的一种东西促成的。但是，外在的那种东西一定要靠内在的一种东西去配合，把它抓住。

所以，从刚才讲的老舍也好，萧乾也好，我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一点，就是你自己的主观努力，跟客观的机遇一定要协调，一定要搭配。当一个客观机遇提供给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充分的主观努力做好准备，这个机遇你是抓不到的。比如说，萧乾假如没有九岁跟堂嫂背《圣经》打下这么坚实的英文基础，他不可能在同学中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也不可能以特别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这两所美国教会办的学校，都是英文教育。一个出自贫民窟的孩子，如果没有小时候受过非常好的英文教育，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学校出人头地的。

萧乾可以。他进了辅仁大学，跟一个爱尔兰籍的美国神父办《辅仁校刊》，开始把一些中国现代作家介绍给西方。后来他上了燕京大学，又跟一个到中国进行冒险的美国青年办了一份中国简报　China　in　Brief。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份用英文向国外介绍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刊物。还是那句话，如果萧乾没有人生机遇的第一步——跟堂嫂学习英文《圣经》，后进入了教会学校、，一步又一步连环套似得接受了很好的英文教育，也就不可能有他后来的这些经历。

在燕京大学，萧乾学的是新闻，他特别爱听爱德加?斯诺的新闻学课程。后者人人都知道，著有《红星照耀中国》，是国际知名的记者。他在课堂上给萧乾讲授新闻学，使这个不安分，老想着冒险的青年，开始想去做记者。这又是一个机遇。在大学就读时，萧乾就认识了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沈从文和巴金。这还是机遇。沈从文当时在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是萧乾的第一个文学师傅，规定萧乾每两个星期交一篇短篇小说。他说你可以写五篇，但只把你觉得五篇里最好的交来。机遇！萧乾也很努力。试想，当你面对这个机遇来临的时候，整天里晃晃****，庸庸碌碌的，还跟人显摆认了一个好老师，沈从文是我的老师。然后每天什么都不干，能成功吗？不能。萧乾作了沈从文的学生，非常好地完成了老师交给自己的任务——语言的修炼，结构的铺陈，等等，已经具有“京派”后起之秀的雏形了。

于是，沈从文把萧乾的《蚕》在1933年11月1号在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位非常漂亮的现代女作家、才女林徽因的关注。林徽因可能大家都知道，她和丈夫梁思成都是中国的建筑学家，英雄纪念碑、国徽都是他们参与设计的。当时林徽因在北京的家，被北京的作家们称为“太太客厅”。很有名的作家都跑去他们家聊天，那儿完全是一处文化沙龙。林徽因读了《蚕》之后，感觉非常漂亮，写得非常好，就跟沈从文说，你哪天把那个青年带来。萧乾那时候还是穷酸的，找出一件最漂亮的蓝布大褂，跟着沈从文很拘谨地走入了“太太的客厅”，也融入了北平的文化圈子。今天谈京派作家，不能不提萧乾。萧乾的起步是从沈从文开始，从《大公报》开始，从林徽因开始，是人生诸多的机遇凑在了一起。

他在林徽因家还认识了一个人，这又是一个特别奇妙的机遇。因为这个文化沙龙是各方面的朋友都来，不光是文学圈的，经济学界的，社会学界的，等等，都来。林徽因交往非常广，萧乾在林徽因的家里认识了一位国民党飞行员的太太。这位飞行员叫刘粹刚，在对日作战保护八路军反攻娘子关的战斗中，因失事而殉难。这位遗孀向萧乾讲述了刘粹刚牺牲的故事，这就是萧乾后来那篇非常有名的特写《刘粹刚之死》的由来。现代文学作品中可以说很少有从正面描写国民党空军协同八路军作战的特写。这篇特写的成功，依然有机遇在背后起作用。

除此之外，萧乾作记者一个最大的机遇是什么呢？就是遇到《大公报》的老板胡霖，非常豁达的一个老板，对年轻人非常信任，非常鼓励，把一份工作交给了你，就放手让你去

完成，不再束缚你的手脚。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分别是两次大战，两个优秀的战地记者。萧乾在1939年8月31日欧洲完全笼罩在二战浓浓硝烟中，当很多人都退掉了赴欧洲的船票，怕受到战争硝烟所笼罩的时候，萧乾只身踏上油轮，奔赴欧洲。这个机遇，他当时可能不是刻意去捕捉的。这个机遇实际上是一个伏笔，这个伏笔只有当他人生成功了，我们来分析一个成功者成功途路的时候，发现这是个机遇。但当时他可能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件事决定了他将来可以当一个鼎鼎大名的战地记者，并度过了自己辉煌的记者生涯。

他是怎么去欧洲的呢？也非常巧合，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就是老舍先生教书的那个学校请他去教中文，外国人都知道他英文好。但每年的年薪非常苛刻，只有250英镑。萧乾就把邀请函扔一边了，根本没当回事。等二战将要爆发的时候，老板无意之中听他的同事说起了这件事，就找萧乾说，你不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吗？干脆接受它，去英国，剩下的钱，报社给你补。你就当是报社放在那里的一个棋子。你们看，胡霖这一步相当具有远见卓识，战争爆发之后，记者再去欧洲就很难了。于是，萧乾1939年就到了英国伦敦，然后就赶上希特勒对伦敦的轰炸。因为那时候希特勒要侵占英伦三岛。

作为《大公报》的记者，萧乾写了非常多的描绘战时英国情形的特写，发回《大公报》，成为了国内的读者了解欧洲战场的一扇窗口。萧乾在欧洲的特写被后来的欧洲史家称为是二战期间欧洲发展史重要的见证。这个见证的得来是有非常厚重的机遇在起作用的。

到了1933年1934年，萧乾想读一个学位，就由英国朋友推荐进入了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对于90年代出版的《尤利西斯》大家可能还有印象，萧乾在剑桥大学期间就开始研究《尤利西斯》，研究弗基尼亚?沃尔夫，研究意识流文学。在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开始之前，胡霖随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到英国，他再次凭其远见卓识的眼光意识到盟军马上就要反攻了，就劝萧乾放弃即将到手的硕士学位，说，你人生的选择，甚至人生的机遇已经摆在了眼前。你是要王家学院的硕士学位，还是去当一个驰骋前线，实录风云的战地记者。萧乾被说动了。　在诺曼底登陆几乎打响的同时，萧乾获得了随军记者的资格。他的记者证上还有这么一行字：如果被俘，享受上校待遇。你们说，这是不是有机遇？

第三个例子呢，讲一讲我自己。我首先不说自己是个成功者，但我觉得我能够今天跟大家有一个交流，也是有非常多的机遇在背后的。四年大学本科对于我，今天回想起来也是过得昏昏然然，乱七八糟的。书读得也很乱，没有一个特定人生走向的把握。我真正走上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路，完全是因为我大学毕业一年之后就认识了萧乾。对我来说，这绝对是机遇。我周围很多朋友都非常羡慕我，说你大学毕业一年之后，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正不知所措的时候，认识了这么好的老师。所以我想，机遇的存在跟遇到另外一个可能改变你人生抉择的生命有关。那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但你在当时还看不出来。要不是我们两个有缘分，不是我也很勤奋，很努力，不是萧乾先生也很赏识我，提携、教诲，我怎么可能有今天。当90年代初“全民皆商”的时候，如果不是萧乾先生指引我在文学的路上执著前行，说不定今天北京仅仅又多了一个小商人。这都是可能的。

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太多了，而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又很难变得清醒。这时我们就需要一个清醒的人提示你，而你也要很客观，很冷静地看一看这个提示对你来说是不是适合的。我想这对大家将来工作以后面临各种抉择的时候都是有用的，有意义的，交通术语叫“一慢二看三通过”。我想，我们在选择职业，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也需要冷静的观察，自我评估。一个人如果到了不能够冷静客观认识自己的程度，机遇也许就与你失之交臂了。机遇有很多是主动性的，也有的是被动性的机遇。我感觉不论是主动性的机遇还是被动性的机遇，你都要把握住它，那才称其为是机遇。

我再举下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唐师曾，俗号“唐老鸭”。海湾战争期间，自己主动请命跟领导说，我要去当战地摄影记者。这个机遇就是主动性的机遇。报社的领导答应了，于是中国一个很好的战地记者就在海湾战争的时候诞生了。如果报社领导不答应，假如说是那种很保守的，很禁锢的领导的话，不许去。那这个主观的机遇就失去了。而作为客观性的机遇来说，一战也好，二战也好，以及海湾战争和这次海湾战争也好，战地记者多了。客观给你的机遇变多了，很多的媒体都在派自己的记者到前线报道。但当这种机遇很频繁出现的时候，你就发现很难得再出现一个像过去萧乾先生那样的记者。你看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国记者去了那么多，却没有一个像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唐师曾那样出名。唐师曾出名是由于第一次海湾战争，他是很少数的战地记者之一，又很有特色。机遇使他占了很大的便宜。萧乾先生也是这样，二战期间中国驻西欧的战地记者当然不止萧乾先生一位，当时还有国民党中央社派到欧洲的一些记者。但是写出了那么大量、漂亮的特写的中国战地记者似乎只有萧乾一个。而且随着后来大陆和台湾的隔绝，令萧乾在大陆，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挖掘那段历史的时候，从大陆的角度来谈战地记者，他几乎是变成了唯一。

我们今天讲实情的时候，总喜欢炒作。如果萧乾先生作为记者进行炒作，是有非常好的卖点的。也确实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仅仅为了新闻效应，宣传说萧乾是二战期间中国唯一的战地记者。事实是，他不是唯一的。

我上面讲了老舍、萧乾、我自己和唐师曾这四个例子，其实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有一个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现代诗人，徐志摩。他成为诗人，也可以说是机遇促成的。他不像萧乾、老舍出生在一个平民的家庭，他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家里很有钱。父亲可以说是一个资本家，想让徐志摩长大之后，继承父业。家里出钱送他到美国留学，他到美国开始学的是经济学，不是文学。是他自己感觉对经济学没有兴趣了。人在青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思想和人生的梦想是飘忽不定，时常改变的。他忽然对哲学发生了兴趣，非要到英国去追随罗素。在美国拿到硕士学位之后，他就跑到英国去找罗素。而罗素那个时候正在中国讲学。于是他就在伦敦到剑桥住了下来，交了一些英国朋友。跟英国朋友的相处过程中，这些朋友就跟他说，我们发现你非常有诗人的性情，你不适合学政治，不适合学经济，你当诗人吧。而那时候徐志摩正跟林徽因在伦敦相恋。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看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恋情是最容易使诗人诞生的，徐志摩成了一个诗人也就不意外。由于跟16岁的林徽因在伦敦相恋，而且自己内在有这种诗人的性情。由康桥的朦胧月色开始，徐志摩文学的胚胎发芽了。

那么机遇是不是成功唯一的因素呢？也不是。只是非常重要，或者说是相当重要。我们请一个成功者讲成功经历的时候，他可能习惯于为我们开出一个公式：成功等于什么加什么。这什么里面一定有天分。没错，任何一个职业，包括踢球，打篮球，同样的运动员付出了同样的训练，为什么运动员的技巧，能力有高下之分。美国有那么多篮球运动员，却只有一个乔丹。绝对是有天分在里面。中国有那么多作家，为什么顶尖级，大师级的作家只有那么几位。我们学生物的，学化学的有那么多人，真正在科学领域能够获得突破的，甚至获诺贝尔奖的只是金字塔尖上的那几个人。天分是重要的。

接下来该是什么，勤奋。老舍先生喜欢用一个词，我非常认同，现在也经常用，叫“勤苦”，就是勤奋，辛苦。没有一个天才是不勤奋的。我们今天说，老舍先生是个天才，如果他从一开始不写作，能有后来的作家老舍吗？老舍先生那时用不上电脑，他是用毛笔，钢笔竖排写作。一生差不多写了一千万字，勤奋不勤奋？现在电视连续剧《金粉世家》的作者张恨水，好像是现代作家中，如果就论字数来说，是冠军，他一生写了三千万字的作品。天才不天才暂且不论，首先他得勤奋，而且不光勤奋，真的是要辛苦。老舍先生当然也是这样。其实，不光中国，我们看国外，你随便挑出一个艺术大师，贝多芬也好，莫扎特也好，莫扎特肯定是神童了，6岁就可以弹钢琴了，8岁就可以作曲了。但他如果不写，曲子就能自己做出来吗？不能。

所以，要天分加勤奋。接下来该什么了？机遇。如果你天分够了，也勤奋努力了，总碰不上好的机遇，你会觉得这世道对你不公平。其实我要说，上帝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你觉得不公平是你还没有碰到最适合你人生抉择和人生位置的机遇。人生的路途非常漫长，你在人生的轨迹当中，任何一点小的机遇都可能使你后来的人生转向。就像我们有时候说一起车祸发生了，汽车撞倒了一个行人，撞出去多少米远，人死得很惨。反过来看，如果在这个人撞车之前有哪怕一个人跟他说了一句话或者打了一声招呼，他可能就死不了了。人生也是这样，拿老舍先生来说，假如老舍先生六岁的时候没有碰上乐善好施的刘大叔，可能后来就没有老舍了；如果萧乾先生家里的四堂兄没有娶美国洋嫂，而就娶了一个中国乡下的农妇，萧乾学不了英语，不可能从一个贫民窟走出来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世界闻名的大记者。

我想说的是，天分和机遇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还想强调一个东西，如果让我列出一个成功的公式，天分加勤劳，加机遇。我在后面要再加上一个：诚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至少我感觉到我们社会的诚信度在下降；彼此缺少信任感。至少社会上所呈现出的那种不好的现象，像企业之间的三角债，不还银行贷款什么的，完全都是在制造诚信危机。我觉得未来的成功一定要加进诚信的因素。

其实“诚”和“信”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儒家的传统。“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尚书》里。到了孟子，孔子的《论语》，管子，都在强调“诚”“信”。天下无信而不立。“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说的，就是说天下要团结前进，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现在我为什么觉得会诚信滑坡，甚至精神道德变得贫瘠，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给那些毁诚毁信者留的空间太大了。一个社会诚信机制的建立一定要在一个文明的规范建立起来后才可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我们这个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们的社会才缺乏诚信。当你们走向社会之后，如果诚信的机制还没有建立，你会发现你不敢轻易地跟一个人说话，你不敢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没有诚信的社会是多么可怕啊！

还有，没有诚信的社会对成功者来说也是一个最大的制约，一个束缚。为什么我们讲商业社会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很重要的应该是有诚信。现在我们喜欢讲以诚信为本，以人为本，但是我们做得怎么样呢？这点，让我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中国人做事是最认真，又是最不认真的。最认真在哪儿呢？比如说，我们要搞交通宣传，不是每年都在搞吗？会贴出一个大标语：严禁违章，严禁闯红灯什么的。比如说，搞卫生宣传，消灭苍蝇，挂出一个横幅：我们一定要消灭苍蝇。这事做得非常认真，我们会把横幅挂得非常大，贴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但是挂出来之后能有多认真呢？你会发现没有几个人在打苍蝇，你会发现在这个标语的周围苍蝇满天飞。“交通安全周”也是这样。好像就让人们在一个礼拜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年复一年的都是这样，我仔细观察过，北京的交通经常是只有每年的交通安全周或月什么的才有人来维持秩序，才有人纠正违章。过完那一周一月之后，又一切如故了。这是什么？缺乏诚信。

还有一条，我们常看到贴出标语说，一定要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挂出来之后，“严打”开始了。与“严打”相对的另外一个词儿我们想过没有，就是“松打”，有严必有松嘛。但我想，在法律的层面上应该不存在“严打”还是“松打”。按照法律，打击刑事犯罪应该是一贯的，不能松懈。不能说松一阵，又严一阵，这会让公民在“松打”期间失去安全感。还有一句话，我个人觉得也是存在漏洞的，比如说一个人犯了罪，我们看电视，看报纸，听电台，常有一句话叫“依法严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它背后层面的含义。既然是“依法”，还有必要“严惩”吗？法律规定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依法惩处就是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严打”的时候突然发现被抓的人比平时要多得多的原因，过了“严打”期间，很多现象又死灰复燃了。往大了说，这依然是诚信不够。对于刑事犯罪的打击，是一时也松不得的。

再比如说消灭苍蝇，我们把标语贴出去了，但我们又没有真的去消灭，还是没有诚信。苍蝇消灭了吗？没有。对于交通违章，纠正一个星期，一个月，又死灰复燃。违章纠正了吗？纠正不了。学雷锋也是，每年都有学雷锋日。在那一天，你会发现大街上的解放军突然多了，给你擦车，打气，理发。这一天过去之后，全收摊儿了。雷锋能这么学吗？一个社会如果养成良好的风气，要树立比如说雷锋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内涵，不是靠某一天的行动来实现的。这说明我们许多做法都太流于形式，好像仅仅为了宣传似的。

不过这倒依然可以用来解释今天我讲的“机遇与成功”这个话题，就是一定要有诚信。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在毕业之后，都会面临各种竞争的压力，这个时候你做什么，态度是怎样的，非常重要。我们的社会正在建立诚信机制，以后包括大学生贷款上大学，是要有诚信纪录的。如果你毕业之后，在跟银行签订的这个期限内没有把款还清，你的诚信记录里是会有污点的。可能以后单位、企业就不会录用你了。

所以，我一定要在成功的公式里边加入诚信，是因为它与我们的命运密切相关。如果说你的人生机遇很好，又有天分，也很努力了。但是假如你没有诚信，将来你在社会上也是难以立足的。短期内或许可以，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腐败的现象，就是好多腐败分子靠着一些非法的手段，钻诚信的空子，毁诚毁信，获得了所谓的成功。但这个成功他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三、五年，甚至十年之后，你所做的一旦浮出水面，必会受到法律的惩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也能举出很多这样的现象。前几天我就看到了，某原省长因为贪污夫妻双双被枪毙了。这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没有诚信造成的。

可能大家现在没有太认识到这个问题，也许你自己的切身利益跟诚信还没有挂上钩，我们还只关心怎样更快更好地走向成功。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诸多因素制约的。你在一个行业之中能不能干得出色，首先要有一个对情形的分析。我是不是有这个天分，当然你没必要在做出“我没有天分”的结论之后变得自怨自艾，甚至觉得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了。我想说的是，芸芸众生绝大多数在天分上都是持平的。就任何一个行业而论，坐在金字塔尖的成功者，都是极少数。

拿文学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文学上的天才，是能够形成文学的喜马拉雅山或马里亚纳海沟，那完全是靠天然的地壳运动构成的。天才靠努力、机遇等等，形成了高山和深壑。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山川和河流，就是说，你能够在文学上达到山川和河流，也是非常艰难的，也需要有超出常人的才力、职能和机遇才可以。我们最常见的、最多的是一种什么作家呢？我反正给自己这样一个定位，就是三流作家。也就是那丘陵和小溪。想成为高山，大川，没有那种内在的地壳里的运动，是很难达到的。而且天才也是要付出痛苦的煎熬，那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有时候我们喜欢说天才是“神经病”，有时候还真是这样，如果没有点“神经病”，没有神经质，那你首先要否定自己是天才。你作不了贝多芬，作不了莫扎特。就说在音乐领域，我们不可能产生那么多的贝多芬。现在很多家长喜欢叫小孩从三、五岁开始就学钢琴，想十几年之后自己的孩子站在国际钢琴比赛的领奖台上，享受成功的喜悦。但是北京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从三五岁就开始学习钢琴，但再二十年之后，真正能够站在国际钢琴比赛领奖台上的有几人？不一定非成大家、师什么的，通过学琴，能有很好的修养，作一个好的音乐欣赏者已经很难得了。

天分的东西有时候很难解释清楚。由此我想到我们走向社会之后，不必非常着急地为自己的成功能否到来而耗费心神，你对自己的成功与否要有一个很冷静的判断。这里，我又想起一个比喻，是萧乾先生经常跟我说的：手中鸟和林中鸟，或者说，一个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问题。我想成功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我们不可能在走出大学校门之后，就会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位置上瞬间取得成功。你可以自己有一个期盼，我想做什么？想做一个成功者，是你一个远大的目标，它是要不断经过短期目标作积淀来实现的。如果你没有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作好你目前的工作和选择的话，成功对于你就是遥不可及的。老舍先生真正树立起想当一个作家的目标，已经二十几岁了，正是我们走出大学校园一样的年纪。所以我想各位呢，没必要为自己的将来是否能成功而干着急，要勇敢地面对社会，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挑战与往往是机遇的，每一次挑战对你来说或许就是可能的机遇！

不管怎么说，先做好主观准备是最要的。这是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当一个职位提供给你的时候，你觉得非常好，正是你所期盼的位置。但在你得到之后，干的怎么样，则是另外一码事。像我们看一个电视节目，你觉得主持人特次，你想如果是我，一定比他强。但你要真试一试的话，不见得。又比如说电影，中国有很多导演羡慕好莱坞电影的大场面，大制作，大成本的那些电影，吸引了那么多观众的眼球，创了那么多的票房收入，就有人夸下海口“如果给我三亿美金，我可以拍的比他还好”。可能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最后一句话，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要脚踏实地地完成学业，不要好高骛远。未来的路还很漫长。反观我在走出校门之后，这十七年来的短短人生路途，挑战与机遇不断而来，同时也伴随有各种各样的坎坷，甚至困惑。只要树立一分自信，树立一分坚强，拥有一分诚信，然后使自己的勤苦与机遇产生完美的契合，你将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者。今天我的演讲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此篇为作者2003年4月17日在东方大学城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