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头，瓦窑堡的炭”，“面条像腰带，避雷针头上戴，陕西姑娘不勤快，板凳不坐蹲起来”。哼着陕北的顺口溜，我来到了陕北黄土高原中央地带，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环绕四周，远在3000多年前的夏朝即有村镇的山城延安，这座当年国民党眼中的“共党老巢”，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革命胜地”。在1937年至1947年的10年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凡重要的会议和决策都是在这里举行、决定。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仍是大陆文艺政策的坐标。今天，这里完整地保留着杨家岭、王家坪、枣园、凤凰山等多处革命胜迹，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的故居旧址，供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有兴趣的游人和研究者参观、朝拜。但市场经济的引入，使革命圣地也逃不掉商品味，以前还是免费瞻仰、凭吊，而今接受革命党史教育每人每地至少要付五元钱的代价。甚至听当地人说，王家坪已承包给个人。租景照相渐成风气，主人围起最佳摄影角度，按一下快门一元钱。延安最显著的标志，是九层44公尺高的八角形砖砌阁楼式宝塔，宝塔山因此而得名。令人遗憾的是远观尚使人心仪，登高则需内宾8元，外宾15元。其实，商品意识才刚刚进入延安人的大脑，生意人也还实在，不太需要心眼。即便这样，贫富差距已经显现出来了。
王家坪的一位工作人员，1983年参加工作，现在每月拿274元的工资。如果仅是如此，他的生活也就刚刚过得去。但这位聪明能干的小伙子，主动承担起王家坪革命旧址的保卫工作，每天夜里睡觉值夜班，白天开店铺，做买卖，挣了些钱，花一万多买了辆西安产的古城牌三轮摩托，没事的时候拉着游客观光，再多挣一份钱，贴补家用。他有个两岁多的儿子，生活过得蛮舒心，知足，他最得意的是，不久就可以分到楼房，告别窑洞。
像这样的年轻人，延安还有很多。借上几万块买辆面包车跑长途，3年还车，就可以挣不少了。开饭馆、作小买卖的青年人也不少。以后还会更多。但延安大部分人的生活品味和质量有待提高，追求物欲的同时，忽视了精神生活和教育中兴，未来将付出惨痛的代价。人的纯朴善良不能替代文明，更何况这种人性善的朴素本质，将随着延安的进一步商品化而退化并最终消失。书店里书少，人少，娱乐厅开始爆满。青年人正由观望到参与，他们开始在乎每月消费100多元的烟酒之外，再加上打台球和游戏机的花销。以其低收入来衡量，将出现非常可怕的赤字。这恐怕会导致一种精神道德的沦丧。“延安精神”今天在延安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发扬光大更显得子虚乌有。十月一日国庆，我听到“新闻联播”里讲，祖国各地以各种形式迎国庆。可我在延安街头几乎看不到一面五星红旗，没有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只是买炸羊肉串的排起了长队。晚上正赶上演周润发和梁朝伟主演的枪战强片《枪神》，延安电影院里人满为患，繁乱嘈杂，乌烟瘴气。延安人似乎特别爱吃瓜子，影院门口有好几辆大板车装满了炒好的瓜子，看电影的差不多人手一包。银幕上枪声大做，血肉横飞，观众席里瓜子皮雪落，仿若众鼠集会一般。事实上，看这样一场电影10元钱，对延安人来说算不上便宜。
我在往太和山道观的路上，认识了一位卖水的妇人，和她两个上不起学的女儿。她和丈夫每月加起来挣两百多一点，刚够吃饭肚子。孩子的衣服是买来粗布自己做。大女儿13岁，上到5年级退学，因学费太贵。7岁的小女儿索性就不上了，她已学会帮母亲卖水，能清楚地记住不同矿泉水的价钱。这位母亲告诉我：“有钱人盖房子，没钱人住窑楼(土窑)。女娃上学没有用，也学不出来。学费贵，老师有的不好好教。长大嫁个汉就算了。俄(我)穷，没办法。”
延安很多人的观念还很陈旧，经济自主的意识比较淡薄。这样，教育上不去，经济也发展不起来。一位转到临潼上学的初二学生对我说：“教育上不去，延安没有希望。教师素质不高，经常体罚学生。上课不负责，下课忙挣钱。”他的父母都在延安邮政部门工作，效益不错，两人一月收入1400余元，自然有能力把孩子转到条件好一些的学校，以期孩子学成出息，考到西安这样的大城市，永远离开穷山沟。
现在延安的青年一代，对延安作过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和圣地，那种强烈的自豪感已明显减弱。甚至有的青年抱怨，在战争年代，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是哺育、壮大红军的摇篮。而革命胜利了，延安似乎被忘到了脑后。即便是当年在杨家岭见过毛泽东的一位78岁的卖枣老汉，提起毛泽东在1947年3月18日下午六点离开王家坪，随中共中央迁至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延安，心底也是有些许的不解和牢骚。他淡淡地说：“毛主席忙国家大事，顾不上回来。”中共领导人物只有周恩来在1973年回过延安，当他看到革命老区的人民生活依然是那么的艰苦、贫困，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乘坐的吉普车陷到泥里，忠厚纯朴的百姓硬是用双手托起吉普车走出了泥地。
总体来说，延安市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许多，至少是超出了我的想象。但我的忧虑在于，庞大的基层政权组织，能否真正担负起商品经济发展的协调和引导作用，并使这种能力的提高真正得益于教育，而非仅仅是在商品经济的洪峰潮流中随波逐浪。那样，经济的发展将不能与现代化文明的要求相吻合。无论如何，延安的发展，还要走一条相当漫长的路，在这一过程中，要把商品化可能带来的负效应尽量降低，以免畸形长成了再做整形手术可就麻烦了。这是有前车之鉴的，不能只顾经济而不顾其他。至少目前，过去有着泱泱之势的滚滚延河水，已被河道两旁的工厂、企业严重污染，加之今年陕北干旱，延河已成浊浊黑流。延河水与宝塔山交相辉映的自然景观消逝了。难怪有位李工程师作了这样一首讽刺现实的打油诗：“滚滚延河流黑水，巍巍宝塔颤微微，延安精神放光芒，照得穷山响叮当”。这当然不全是事实，却也是一种针砭。??
二
若论天地阴阳，延安还真算得上是块风水宝地，河、塔、山、寺，样样俱全。按迷信说法，中国共产党籍此根据地而统一大成，一定是借了风吉水利的光。这且不管它，位于延安城北、南隔延河与宝塔山相望的清凉山，确实景色秀美，题刻遍布，并以保存大量石窟闻名。
清凉山的山门处有一牌坊，上书“清凉第一”，两边对联为“二水绕座晨望嘉岭塔边烟，八景环山夜对凤凰楼上月”，万佛寺石窟依山而凿，共有万佛洞、三世佛洞、弥勒洞和释迦洞四窟，共计大小石雕佛像万尊，雕工细腻，神态殊异，栩栩如生，实是古代雕刻艺术的杰作。最大的万佛洞开凿于隋唐，盛于宋，金、元、明各代有过重修，洞高六点七米，宽17米，深14米，中央台基上有三尊大佛像，窟内四围及大屏石柱上布满神态各异的浮雕佛像万余尊，蔚然壮观。洞前两门刻有菩萨，石壁也有较大的两尊。东屏柱正面浮雕刻的是佛祖涅般的故事，弟子围棺而泣，壁柱上还雕有15级浮图，翼角飞翘，玲珑剔透，塔下16尊罗汉像，姿态神情，维纱维肖。
万佛洞左侧的三世佛洞，有东、西、北三壁雕象，正面是骑着青狮的文殊和骑白象的普贤两位菩萨。两壁靠洞口处雕有威风八面的韦驮和增长天王。
弥勒洞建于明代，洞内正中两米高的莲台上，端坐着一尊一米八高的大弥勒佛，心宽体胖，喜笑颜开。石壁上还刻满了许许多多的小佛像，洞口两侧是那著名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清凉山面西的一处崖壁一块巨大石盖临空飞出，石上自然风化侵蚀的沟状石层纹理，宛若浮云。每当夕阳西下，落日斜照，石上烟云顿然生辉。加上延河水的波光映衬云石，更是霞光异彩，绮丽纷呈，五色变幻，此处景题“宛若云霞”，果不虚言。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六角形的“月儿井”，月明星稀，沿井俯身下望，井底涌出一弯瘦月，与皓空皎月交相辉映，无不使人赞叹。
“诗湾”与“水照延安”两景亦奇妙有趣。“诗湾”是在一狭长湾状崖壁上题满了刻诗，也称“诗中画”。闲情在此，吟诵雅句，实在是一番好境界。“水照延安”更是有趣。一处石崖下有月牙状瘦长石槽，里面盈满水，将头贴近槽角，以眼侧视水中，延安全景缩收眼底，好像一晶莹秀美、玲珑雅致的山水盆景，令人叫绝。
如果有兴致，坐在悬空的清凉亭上，远眺宝塔山，俯瞰延河水，任思绪纵横驰骋，镶满脑子的诗情画意带你浮出红尘，在落日余辉中独饮心灵的那口活泉，便真的入了佛地一般。在华丽与庄严的佛法智慧海洋里翱游，我即是西方了。
但我没有忘记，还有生灵在受苦。我要到他们中间去。??
三??
还是在电视节目里，最早见到令人激赏的陕北独具特色的腰鼓表演，被那粗犷豪放的舞阵所震撼，其中尤以安塞腰鼓名气最大。安塞人身著紧身白衣，上披坎肩，腰围战裙，脚穿缀有英雄花(陕北人叫“火胆”)的布鞋，仿若古代的武士。他们腾挪闪跳，旋转蹦越，边舞边打边喊，在大鼓、锣、钹和唢呐的助阵下，以灵活多变，令人眼花缭乱的套路，造成浩大壮阔的声势，动作刚劲有力，独具阳刚之美。
我想一定是这亢奋的鼓声，把我带到了安塞，这座陕北小城。在延安去安塞的长途车上，人挤得很满，活像一听密封的沙丁鱼罐头。尽管早晨的气候已经很低，但我还是被车上云雾般缭绕不散的劣质烟草熏得拉开车窗，使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陕北男子多喜欢抽烟，差不多是人嘴一支，年岁大的还常含着管旱烟袋，难怪我常能从陕北的婆姨们身上嗅闻到一股呛味，原来是毒源的熏陶。
我旁边挤着一位18岁刚成年的安塞后生(陕北人这样称呼未婚男人)。他家住在遥远山村的土窑洞里，下了车需再坐4个小时汽车，然后走30里山路才能到达。姐弟三人，姐姐已出嫁，姐夫是个庄稼汉。他这就是去姐姐家，要是回家去看父母，国庆放的几天假全得扔在路上。家里还有个上初中的弟弟。一家的生活全靠父母种地来维持。赶上好收成，一个月能落下300多元。而他一个人在延安上卫生学校，一年的学费是400元，每月吃得再省也要花掉150元。莫名其妙的窑洞建设税是免掉了，但每年的土地税和树木税等还是要花上200多块。倘若是自费读个中专，3年要交两万元。而教师的水平、素质如何呢?教师大都是当地人，也仅是中专毕业。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才不愿来，另一方面，即便本地鸡窝里生出个凤凰，他也得飞到异地觅梧桐，根本留不住。
他的父母这辈子只到过延安。说到这，他的眼圈儿红润了：“北京是想去，可怎么去得起。他们现在只想种好地，供我上完中专，考西安的医学院。”我把头转向窗外，喉咙有些哽咽，抑制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我的眼前浮现出他的父母，一对黄土高坡孕育的儿女，中国真正贫苦的农民，面朝黄土，背负青天，辛勤地耕耘劳作着。他们上过小学，已比文盲的祖辈强。他们巴望着自己的后代再超过自己，考到大城市，不再种地。但当他告诉我，由于今年干旱，夏粮无收时，我终于哭了。
看到路上跑着的一辆辆油罐车，他对我说：“安塞发现了油田。许多脑子灵的后生，借钱买车运油发了财。捞钱的人没文化，上学读书的又没有钱。”这最后一句话，就像针把我的心扎出了血。
陕北人性子直，热情好客，没花花肠子。邻座的见我和后生紧着聊天，也不时插上一言半语。坐我前座的婆姨40出头，在县印刷厂工作，月收入200多，赶上活多，能挣到300元。她有两个娃，大的上初二，小的刚5岁，是超生的，被罚了1300元。她说哪怕自己再穷再累，也要让孩子好好读书，长大了一定要离开穷山沟，别再回来受穷受累。旁座的屠户，倒是想的开。他每天卖80多斤的肉，一斤里赚5毛，一个月就是1000多块，养两个孩子，生活过得挺好。他说：“娃们上不上学不打紧，何必找那份累呢。能挣钱就行。怎么不都是活一辈子。山里的娃能学成什么名堂。日子过得去就挺好，想得太远没用。”
在安塞下了车，我见道旁的玉米地里有几个娃挎着篮子在捡拾玉米，准备回家喂猪的，便上前和他们闲聊起来。我问他们怎么不上学，辍学在家的姐妹俩笑着说：“上学有啥意思，我不喜欢上。学费又贵，也上不起。光买东西就不少花钱。”她俨然大人似地给我算起账来，“买袋面要67块，一斤猪肉6块8，粉条一斤4块，除了这些，就没钱上学了。她说得非常轻松，轻松得让我心里像压了石头。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下意识地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为一个失学的女娃留了影。
听说县里建起了一座希望小学，我满怀着欢欣顺着河道，过桥，来到校址。从外表看，这所小学建得非常漂亮，三层楼，背倚一面凿满了窑洞的黄土坡，就像脏稀稀的秃小子堆里忽地站出个俏姑娘。学校放了假，操场上只有四五个孩子玩耍。见到这我个陌生人，一点不羞怯，而是围拢来，问我是啥地方来的。
这所小学是深圳龙岗区平湖镇平湖村出资30万兴建的，所以起名叫“平湖希望小学”。我不懂基建，不知像这样一所小学花30万能不能建起来。假如可以，那我就不知县政府何以还要集资100余万。多的钱哪里去了，这可是百姓为后代能受教育付出的血汗钱。但愿我这只是臆测。我最后给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照了相，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正是这所小学的校长。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了陈老汉。他背着一大捆干透了的玉米杆，当柴火烧的，正打算放在路边歇脚。我就和他攀谈起来。
我问陈老汉(其实他刚过50岁)，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苦不苦?老人像是准备好了答卷，快言快语地叙说起来：怎么不苦呢，大官大捞，小官小捞，书记、乡长都富了，卖地赚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县里发现了油田，县委书记批条子，收了钻采公司70多万元。群众反映到上面，调查的结果只是把他调到了延安。原因是证据不足，他说钻采公司在延安给他买的房子，是自己借钱买的。那么请问，以他书记不丰厚的工资收入，该如何偿还买房的巨额开销。陈老汉淡然地说，还不是因为上面有人。
政府修公路，占了陈老汉的地，县里从卖地的收入中分给他8000元。这差不多就是他的家底了。陈老汉感叹到，这年头，钱不值钱，还不好挣。有权有钱的想不起穷苦人，最后就苦了种地的。可种地还得听县里的指示，一说种果树赚钱了，就种果树。粮食少了，花钱买又贵，米要一块五一斤，面要60多块一袋。前些时候他的老伴生病住院，半个月就花去住院费(一天4元)、医药费1000多元。没等病好就出了院。穷人看病难啊!
县里对水利重视不够，水渠不少，就是没水。水渠坏了，没人修。抽水灌溉，代价又高。上面也不来人，来人也没有人管。县长、书记坐着小车下来，到各乡吃喝一通，就算视察了。老汉难过地说，贪污就贪污，吃喝就吃喝，没人管哪。以前毛主席在，说了话下面能听。现在没有人听了。有的地方，县里考虑赚钱，指定种烤烟，可种烤烟的效益还不如种粮食。没办法了。每年还要有春、夏、秋三季“大会战”，每家出一名壮劳力，平地、挖水渠、修路、栽果树。参加“会战”算义务劳动，不挣钱。可要是一个劳力不上工，队长就要罚十块钱，白条都不打。队长自然乐得买烟抽，买酒喝。百姓的怨气不小，大多觉得这种“会战”收效不大，水渠修了也没水。我在县政府大门对面的墙上，看到了“安塞县廉政公开栏”，不知道这“廉政”在对上面有个交待的同时，是否还包括听听百姓的怨声和牢骚。有时候，牢骚是金呀!
陈老汉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还在上学。说到上学，他又来了气。安塞县中学新学期学生报名进校门要花20元买门票，这可真是天下奇闻了，一定比腰鼓声传得更远。买了校门票，需再交250元的报名费，然后才是学费，学外语的还要多交500，听说最近涨到了1000。而老师也不专心教书，下了课多忙着做生意挣钱。关于报名买门票，民怨太大，反映到省里。一定是上边来了人，要不怎么退回来两块钱呢。
天渐黑下来，我在县城街道上边走边等回延安的车。看见路旁有一家里面黑洞洞的卡拉OK歌厅，好奇心驱使我把头探了进去。不曾想一下子出来四五位安塞小姐，热情把我请到里面，问先生唱不唱歌，有小姐陪的。我行家似地问怎样消费，小姐告诉我门票五元，唱一首歌五元，小姐可以陪唱、陪舞，小费30元即可。偌大的歌厅尚空无一人，我说我不会唱不会舞，只是随便走随便逛。我问小姐，现在陕北的年轻人还唱民歌吗?小姐说唱的人越来越少，后生女子多喜欢港台流行歌曲。难怪我这次在陕北坐了那么多趟长途车，司机放的录音全是清一色的流行歌，许多我还没听过。也许用不了多久，陕北的城里人会把纯朴和民歌一道让位给市场，人情也会随之商品化。这一点，我已在宜川和洛川看出了苗头。以后若再寻陕北的民情民风，恐怕只能跟着砍柴的农家娃往山里走了。??
四??
蟠龙是个小镇，因当年共产党歼灭胡宗南不少部队，取得蟠龙镇战役的胜利而闻名，蟠龙大桥的对面即是革命烈士陵园。??天空刚下过小雨，阴着脸。我顺着弯曲泥泞的碎石路，拐进一户只住着一孔土窑的农家。夫妻两口子，养了一男二女三个娃，均因上不起学闲呆在家里。男娃有时帮父亲放羊。两个女娃正滚在炕上陪母亲，见我要照相，直往母亲怀里钻。
这家的汉(陕北人称呼当家的男人)，也就是40岁的样子，种着七八亩地，一年需交100多元的土地税。为使日子过得好些，他借了一万多元以每只240元的价钱买了41只羊。每只羊每年也要交3块的税，不知叫什么税，上边来人收钱就给。我问他借的钱多长时间能还清，他说要看羊的发展。如果吃草足，长得快，生了小羊卖了好价钱，还起来就快些。我又问他挣了钱想不想让娃们上学读书。他说还是上不起，一个娃一年两次报名费是50元。学费是400元，由于他是外村的，还要补交“外学费”100元。这样的负担，他实在承受不起。再说，他是惦着攒钱建窑洞哩，现在是一家5口挤在一张土炕上。
然而，村里却有钱重修了山头上的药王庙。每年阴历四月廿八，村里的男女老幼都来赶会烧香。我有时爱凑个热闹，居然爬到坡上去求签，谁想竟是一个关于情感婚姻的上吉签。而我这人，向来在这方面不顺畅。但愿药王保佑吧。
从坡上下来，远远见一位头扎白羊肚手巾的老汉闲坐在路旁的一截石柱上出神。这是我在陕北走了几个县所见到的唯一一块白羊肚手巾。我打小时候就记得陕北人是扎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的，不想真到了陕北，也还是难寻这“民粹”。
过了一会儿，老汉的儿子和孙子也来了，这才有了照片上的祖孙三代的合影。老汉今年67岁，瘦黑的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记录下岁月的沧桑和艰辛。他有7个孩子，5男2女。这位40岁的中年人，是他的二儿子，也已有个4个娃。想想这日子过起来就不容易。
我问中年人，政府强调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这里落实的怎么样。他满面愁容而又无奈地告诉我，不种地吃不上饭，可现在地也快种不起了，化肥、农药都涨钱，种一亩地一年需花200块，年底收成好可赚出200块。他种了30亩地，一年可挣6000元左右。每年夏、秋两季，要交教育附加费120元，民兵训练费38元，树木费166元，真正应交的农业税154元。农民意见大，没有用。政府派制安员下来收税，农民哪一项也不能少交，更不敢不交。如果不给，制安员要加倍处罚。若再不交，就会派人到窑洞里把值钱的东西抄走，有的时候还会打人。
我越听越气愤，涌上一股书生气，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到上面去告。难道县里就不派人下来调查，来管一管吗?老汉摆摆手，像是把一切看透了。他说，父子俩都是中共党员，一年到头难得有一次组织生活，也就是读读红头文件，提意见根本没有用。县里也从来不下来人。到县里告状，一是没人，再说连门朝哪开都不知道。乡长是上面任命的，下到村里，就是到村干部家吃吃喝喝。村长、书记一年有300块的补贴。说到这，老汉又怀念起了毛泽东。他说，毛主席在的时候，就是农业合作社，农民缺少自由，别的政策都好。现在是除了农民有了自由，别的什么都没人管了。修乡村公路，该是政府拨专款的，没钱了也找农民要。老汉的眼角闪出一丝泪光，他叹了口气，哀怨道，农民真是可怜，赶不上好领导，就没有希望了。看来，中央光有好的政策还不够，政策的贯彻落实全要通过农村县、乡和村三级组织，在一个环节出了纰漏，就可能会造成农民的负担。而这“三级跳”的形象直接影响着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信誉。因此，提高农村基层管理人员的素质，认真为农民排忧解难，力办实事，而非雪上加霜，把农民当成待宰的羔羊，变得更为重要。种不好地是农民的责任，农民种好了地而落不下钱，恐怕就是政府的责任了。
农民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五??
延安行给我的震撼来自人生和自然两方面，人文的我已深刻体味到了，这一次是要经受自然奇观的冲刷了。
壶口瀑布位于宜川县的东部壶口乡龙王辿，是黄河第一大瀑布，也是仅次于贵州黄果树瀑布的华夏第二大瀑布。
驱车往宜川的公路两旁，有几十公里长的连绵开阔，层峦叠翠的森林绿化带，初秋时节已是层林尽染。谁说秋的颜色不如春的绚丽，远远望去，一丛丛、一簇簇腥红的，鲜黄的树叶交相叠映，那色调、那风姿，只比春的姹紫嫣红，百花争艳，更多了几分厚重和深沉。
同时，路旁的田地里，也遍种着像列队方阵一样整齐的深褐色的烤烟，细细的杆，却挺起直直的腰，在秋风中示威。我不知这是不是同安塞一样，县里想把烤烟作为县财政的主源之一，也不知道农民们是否心甘情愿地用烤烟来换口粮。但中国确实是个烟草消费大国，如果每年从烟草利润里拿出个零头，那么就将有无数的失学儿童重返课堂。看着眼前一片片从车窗旁一闪即逝的烤烟，我就想我们这个民族从近代以来，受烟草的毒害太深了，血液里浸透着高剂量的尼古丁。我只知道，有不少烟草公司都是各地方上的利税大户，他们可以轻易甩出些钱来，赞助些轰动时效的评奖或者赛事。也许是我太孤陋寡闻，至今还没听说哪家烟草公司拿出些钱来，捐助教育。可能这些有太重的烟气，教育承受不起也未可知。
打开车窗，已能听到吼吼贯耳的水声了，仿觉有一团水气扑面而至。这壶口两岸，高山对峙，峻峭险拔。黄河之水天上来，万里奔腾至此，二三百米宽阔的水面，突然收缩为四五十米，砸入50多米深的壶形狭谷，激起数十米高的气浪，织起一道天然的雨雾屏障。滚滚黄流，这时不再是黄的，升腾起来的，是银白色的雾霭，轻风一吹，能飘进站立河岸两边的人们的眼睛，甚至打湿了你的衣襟。看那气势，就好像万匹奔腾的烈马，呼啸着踏起漫天弥漫的黄色尘埃，闪电般越入深深的峡谷，疾驰而去，那白色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尘埃之上。又好像一群震怒的猛虎，长啸狂吼，用利爪把大地撕开一条裂缝，瞬间即窜跳得无影无踪，只有那宏钟般雷响的虎啸在空气中回响，不绝于耳。
据当地人介绍，一年四季，壶口瀑布风神姿彩各异。夏秋季节，雨水多，山洪汹涌，浊浪排空，瀑布面最宽可达一百多米，气势磅礴，方圆数里，水气遮天，真“天下奇观”。冬季，黄河冰封雪冻，壶状的石槽边挂满了瀑流冰凌，活像一位冰清玉洁的绝代佳人，裹紧雪白晶莹的披风，在冷雨中娇羞地谛听那空灵曼妙的滴水声。春季，冰雪消融，巨大的冰凌解冻，乍裂抛落，仿佛崩山的巨石，轰鸣着滚流走了。
我在壶口碰上了半阴天，没能饱赏涂满落日余辉的壶口瀑布。这是唯一的遗憾。第二天，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万里无云，晴空湛蓝澄澈。我坐在赴黄陵的长途车上，想像着壶口的美丽，从壶口腾起的漫天水雾已被阳光折出一道五光十色的虹桥，与长天相连，天地悄然一色，一定是祥瑞的佛光普照众生了。
水于山中流，山于水中立，佛光伴尘埃，缘起渡众生。
轩辕庙、黄帝陵是我延安行的最后一站。我先是在“人文初祖”大殿虔诚拜谒了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便径直登上了位于桥山之巅的黄帝陵。桥山面积八千五百余亩，郁郁葱葱的古柏多达八万六千余株，且多在千岁以上，是中国最大的柏树群。
尽管沿途及许多古柏枝干上挂着“一级防火区，严禁烟火入内”的标牌，但陵前仍旧是香火旺盛，烟雾腾云。原来，卖大把大把的圣香也算旅游收入呢。倘若黄帝九泉下有知，晓得了五千年后的子孙，在这块净土圣地之上对他老人家要买门票而朝拜，会作何感想。当然，旅游业为世代守护这里的百姓解决了温饱，黄陵甚至成了旅游收入的代名词。黄帝会为这份恩泽感到欣慰吗??? 不过，我站在山环水绕的桥山之巅，透过苍翠的松柏极目远眺的时候，真的在心底祈祷黄帝，保佑黄土高原上的他的子民；保佑青化砭那对在土炕头上包着饺子，依然吃苦受穷的老俩口；保佑安塞上不起学背了沉重的柴担往家走的农家娃；保佑那个15岁退了学，跟着亲戚跑长途，已满嘴江湖腔的小后生；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