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肯定是习惯将约定俗成，甚至见怪不怪的人或事称作能够接受的“本类”的，要不为什么总把那不能接受的“叛逆”的人或物归为“另类”呢。丁玲在创作伊始就以“另类”的手法塑造了叛逆的“另类”小说人物莎菲。因为在莎菲之前，中国的文学人物里面从没有出现过这一类女子，竟敢在惯于把女性当玩物的男权社会，反过来“玩弄”男性，且“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以自己的生命为玩具，这个人物虽然以旧礼教的叛逆者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只是一个没落阶级的颓废倾向的化身。”（周扬语）打入“另类”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可以说，丁玲最早就是以“另类”女作家的面目登上文坛的。对于写作的初衷，她在晚年写的《我的生平与创作》中说：“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心细刻，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我是为人民，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写作的。”

丁玲这样说是不是一种“胜利者的宣传”不得而知。但假设她写《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是抱着“她的全部不满是对着这个社会而发的”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而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颓废倾向”，还会有日本学者中岛碧女士在其《丁玲论》中说的那个丁玲吗？“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

有意思的是，丁玲一生的生活和文学创作始终就是在“丁玲——莎菲——丁玲式”的“另类”命运中轮回着。以至于50年代有人在批判丁玲的“另类”时干脆指斥说：“莎菲就是丁玲，丁玲就是莎菲！”“莎菲是个坏女人，丁玲就是坏女人！”晚年丁玲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年轻时的“坏”，才在评说当年写这个敢于**裸表达女性的**和情爱要求的小说时强调，“莎菲没有什么性的要求嘛。”这时候，我觉得丁玲又不够“另类”了。

由此就不难理解，到了80年代的丁玲，已不再喜欢人们谈论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另类”创作，而把《杜晚香》当成自己最好的作品。她在《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一文中说：“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漩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几级台风。但我因此得到了很难得的经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我这样常在风浪中走，等于在不断受到锻炼，对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这里划出了一条丁玲人生的大曲线，里面当然包含着无数说不清的复杂的小曲线。但简单说来就是，丁玲在“一帆风顺”之后，从莎菲这一“另类”的“云霄”，跌入了“激流漩涡”。当她从“风浪中”“不断受到锻炼”以后，又走向了“另类”的“杜晚香”。这是再一次的“云霄”，还是“海底”？“丁玲现象”能那么容易说清楚吗？

我想，她也许是一辈子在文坛的是非恩怨里“另类”怕了，重出江湖以后，想过一种相对平稳的晚年生活。但这恰恰是在人们开始挣脱束缚，沐浴着“右”的思想恩泽的时候，无形中她又把自己推到了极“左”的“另类”堆里。所以就有了现在人们要“左右说丁玲”的话题，同时也为“丁玲现象”又续貂了一个尾声。

王蒙先生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中，引了一位大他七八岁的名作家私下里对他说过的话，那便是个明证。文中的某某，王蒙先生显然是为了尊周扬的名讳，没有说明。这是心照不宣的。那位名作家如是说：“她与周扬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50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周扬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到了80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判她的对立面‘左’，揭露周扬才是文艺界的‘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周扬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周扬的‘右’来，这样一来，周扬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是很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

丁玲有许多“另类”的面孔。施蛰存先生在《丁玲的“傲气”》一文中回忆丁玲在上海大学时的情形说，她第一是有“女大学生的傲气”，因为那时上海还没有几所男女兼收的大学，另外的“傲气”是“意识形态上的傲气。她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女青年。”我想这就有点“另类”了。她晚年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这么“傲气”，这么“另类”。她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时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她和胡也频同居是如此，到后来与冯达同居也是如此。

这个时候她是“莎菲式”张扬的“另类”。

但很快，她就像她1942年在《风雨中忆萧红》中所说的那样，“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她“左倾”了，主编了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反蒋抗日。她革命了，1932年2月加入了共产党。不久便被国民党视为“另类”，遭到绑架逮捕，关在南京等地囚禁了4年。她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记述的就是这一段的经历。

不知有多少人责难，丁玲在关押期间，居然还和出卖了她的叛徒丈夫冯达生了女儿。可真够“另类”的了。在他们心目中，此时的丁玲正和她笔下的贞贞一样，是个在双重意义上丧失了节操的“寡廉鲜耻的女人”。我想，在惯常把革命看成连作为人的权利也要一起革掉的人们，主要是男人们的眼里，（虽然他们自己在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做太监，并不停地使女人们受精怀孕，）这种行为无疑是给革命抹黑的“另类”的行为。但只要稍稍从一个人，特别是女人，在信仰和理想之外还有性欲和情爱的基本要求上来考虑，谁还是或谁该是“另类”呢？

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非常的经历，丁玲才能将《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贞贞写得**气回肠，光彩照人，塑造出一个伟大而丰富的灵魂，并借贞贞之口说出了她作为女人的独特、复杂、精微、细腻的感受：“每个人一定有着某些最不愿告诉人的东西深埋在心中，这是指属于私人感情的事，既与旁人毫无关系，也不会关系于她个人的道德。”这纯粹属于对女人私处隐秘的阐释，给喜欢揣测旁人隐私的人们提供了足够大的想象空间。他们也许还会龌龊地在想象中揣摩着日本兵兽性**贞贞时的快慰，并恨不能是自己替丁玲在南京写的那份“变节行为”的自首书。

丁玲在狱中的遭际和感受不会比贞贞的舒服。借用王蒙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她们都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王蒙先生还有一点说得很到位：“她是那一辈人里最有艺术才华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她的女性写作，真是让人牵肠挂肚，翻瓶倒罐。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娼妓、天使、英雄、圣哲、独行侠、弱者、淑女的特点集于一身，卑贱与高贵集于一身。”

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说，“我是一个喜欢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贞贞）就正是这样。”丁玲自身何尝不是这样呢！

可是当她1936年逃离南京，抵达陕北，在延安叛逆了早年的那个莎菲，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之职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无疑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眼中的“另类”之后，因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等小说、散文，遂又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没有分清“延安”还是“西安”的“另类”。多亏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偏袒”了他这位湖南老乡，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实味是托派。”领袖定了调，丁玲暂时躲过一劫。

曾几何时，毛泽东与丁玲过从甚密。1936年冬，丁玲甫抵延安时，毛泽东还特为欢迎丁玲投奔革命圣地作了一首《临江仙》，称赞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在延安，能跑到毛泽东窑洞里聊闲天的人可不多，丁玲是极少数中的一个。据陈明回忆：“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泽东接着话茬说，那么，那你得给我封官啦。丁玲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

这一方面应该反映出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潜意识里就已暴露出的封建皇权思想，同时也显现着毛泽东和丁玲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丁玲带领的“西战团”赴山西和回延安途中，毛泽东多次打电报关照。1940年10月，毛泽东还在中组部就审查丁玲关押南京期间是否自首的结论时，亲自加了末尾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当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也许正因为此，江青才在得势以后，打翻了醋坛子。

解放以后，毛泽东显然不喜欢丁玲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斯大林文学奖金”都救不了她。她再一次成了“另类”。1956年，周扬开始大肆攻击丁玲，列举了她一系列的“反党”行为。第二年，毛泽东为诱使牛鬼蛇神出笼，便于锄掉毒草，亲手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丁玲在1955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事隔两年之后的1957年，又一次被打成“丁冯右派反党集团”。这回的批判文章是由毛泽东亲自操刀，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加写：“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这个时候她又是“贞贞式”屈辱的“另类”。北大荒和牢狱对她成了最好的去处。

晚年丁玲被视为“另类”，主要是由于她在含冤那么多年，在遭受了那么大的罪之后，竟然不“揭露”，不“控诉”，而是悟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那是因为她相信，“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七一”有感》）

有些作家文人尽管他巴不得赶紧被“政治化”喽，好享受与之相匹配的一级政治待遇，可他表面上却总还要装出一副好像特别讨厌“政治化”这个提法的超脱样子，愤世嫉俗、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这何尝不矫情呢？见到这样的人，我就禁不住像吞了只苍蝇般的恶心。

丁玲好歹是“政治化”的率真，并因此受到太多的“伤害”，但却又不能因为她的受伤，就不忏悔、反省她“伤害”过像萧也牧那样有才华的作家。她在1951年7月写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几乎就等同于一篇“政治化”的讨伐檄文。而且，她作为批评者主动施与的话语方式，与她在延安以及后来作为被批评对象挨批时被动接受的话语方式如出一辙，只不过这次的“另类”是萧也牧，而非丁玲。我简直难以相信，这篇书信体文章的作者同《我在霞村的时候》和《“三八节”有感》的作者竟是同一个人。

“另类”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其实说到家，“另类”与“非另类”原本就是“本是同根生”的同类。想想像这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批评、斗争方式及情形在我们的文坛，多的不计其数，甚至恩泽至今。发人深思啊！

像许多现代作家一样，丁玲1949年以前的创作以小说为主，而1949年以后，特别是在摘掉“右派”帽子，获得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以后，则以散文创作为主。也许是散文这个体裁更适合经历过些沧桑忧患的人们抒**感意绪，反思蹉跎年华的缘故，到了一定岁数的作家，像巴金、冰心、夏衍、萧乾、季羡林，等等，他们晚年的散文，尤其是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散文，更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烙印下了特定时代的文学留痕。

丁玲也是如此，她说：“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人不应受造物的捉弄，人应该创造，创造生命，创造世界。”她在复出文坛以后，写了大量的散文，包括《访美散记》，以及两部散文回忆录《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也写了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我的自传》）

短短千把字的《彭德怀速写》历来被认为是丁玲散文中的精品，它用朴素、大胆而准确的白描语言，勾勒出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的剪影速写。正如诗人牛汉所说：“写他，正需要那些像泥土一样平凡、石头一样沉重的语言去写。这才能逼真地塑造好这个真实对象，完成一个血肉之躯的艺术生命。”

有至情有至性，才能成就真散文。《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以深沉的挚情、真诚的崇敬，追忆昔日的生活和革命情侣胡也频，是怎样矢志于文学事业，并从一个漂泊者迈向革命征途，献出宝贵的青春生命；《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将感情丰富，对爱情如醉如痴，有坚定信仰和勇敢气魄，最后慷慨就义，“乃是一个大勇者”的秋白，立体地塑造出来。“秋白的一生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他没能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

在丁玲的内心世界里，胡也频、瞿秋白这两个精神伟岸的男性，也使她具有了一如他们的率真和坚定。劫后余生，她说：“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

丁玲以为，“一篇散文也能就历史中的一页、一件、一束情感，留下一片艳红，几缕馨香。……能引起读者的无穷思绪，燃起读者的一团热情，给人以高尚的享受，并从享受中使人的精神充实、净化、升华。”丁玲从早期写《五月》、《河西途中》、《风雨中忆萧红》等散文篇什，到晚年写出厚重的《“牛棚”小品》、《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的过程，不啻就是从精神炼狱中的磨难到人格思想深呼吸的一次历练，一种升华。身陷牢狱也好，蹲牛棚，下放北大荒也罢，孤独可以压迫她的呼吸，却无法窒息她的生命。她认定自己是无辜的“罪人”。“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将同这些可恶的恶魔搏斗。”真诚、朴素，倔强、勇敢，乐观、悲壮，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和理想智慧的光芒。朴素中溢出高山流水的境界，冲淡处透发梅雪争春的清芬，酣畅里闪现粗犷豪迈的雄奇。

香港著名学者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这样评价丁玲的散文：“丁玲这位以小说成名的作家，散文也相当出色，她直吐胸臆的风格，有几分像徐志摩和郁达夫，但没有郁的委婉和徐的蕴藉，反之她有男子气，长风破浪的豪放。”我以为然。

丁玲散文的语言自然、朴素，激昂、豪放，凝练深邃，雄健酣畅。她说：“朴素的，合乎情理的，充满生气的，用最普通的字写出普通人的不平凡的现实的语言，包涵了生活中的各种情愫。”这样的语言“才能使读者如置身其间，如眼见其人，长时间回声萦绕于心间。”（《美的语言从哪里来》）

我倒想用她在散文《秋收的一天》里描绘陕北秋色的话来形容她的散文，“不以纤丽取好，不旖旎温柔，不使人吟味玩赏，它是有一种气魄，厚重、雄伟、辽阔，来使你感染着爽朗的秋季，使你浸溶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