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送弟弟去溧阳高铁站，途经琅玕山。琅玕山在我老家西南方向，约三四里地。自从离家后，几十年来未曾有机会走近过。

眼前的山，如画般葱翠，安静里透着秀气，已非记忆里开山采石、来往车辆不断、运送石头石子的热闹繁忙景象，这是恢复生态后的另一番景象。从前，这里炮声隆隆、飞沙走石，你还别说，这炮声留给我的却是童年时代乡村光阴里最深的记忆。

在那缺衣少粮、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时钟没有手表，人们对时间的掌握没有更好的工具，开采的炮声自然而然地担负了报时的作用。每天有着如闹铃般的提醒，村里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听到炮声的奶奶会说：“10点钟，要烧饭啦。”

父母都在田里挣工分，做饭的事就由奶奶承包了。于是，她弯腰弓背，拎着筲箕、菜篮子，去河边淘米洗菜。奶奶能干，一上午要做我家、我叔及自家的饭菜，忙得有时难免会错时，随后奶奶便会问年幼的我有没有听到“轰隆隆”。其实，即使错过也无妨，还有那“备份”——天上的暖阳早早地偷摸着斜溜进家门，照在堂屋的泥地上，慢慢移动，越来越大胆地往里面闯。

奶奶告诉我，当太阳光跑进家门一大步，就要烧饭了。那时的我喜欢站在门口，看阳光里亮晶晶的点点浮尘，看它们忽多忽少、忽快忽慢，永不停歇地上下翻动。我常常伸出小手，希望它们能落在我的手心，好让我看清它们长得啥模样。太阳的起起落落，就这样代表着乡村光阴里判别时间的刻度，每个刻度里便有了不一样的意趣。

在乡村没有时间的光阴里，往往会模糊好多东西，比如说生日。我们老家有句话说“女子逢六，穿红着绿。”意为女孩子出生在每月的初六、十六、廿六，便会不愁吃穿。我的生日恰好是农历九月十六，所以，我一直为这样的巧合而开心，带着父辈、祖辈的祝福与期盼出生。他们期盼我衣食无忧，甚至期盼我大富大贵。直到40年后的一天和母亲闲聊，她说：“你的生日确切地说应该是十五。”

“啊！怎么会不对？”我很好奇。

“那时没有钟表确定时间，只能推算。”母亲轻描淡写地回答。

我，相信母亲的感觉，结合外婆曾经不止一次告诉我出生时的状况来推断，绝对不会错，尽管所有证件上，登记的是当初带着好兆头的日子，对生活并没有影响，但我更喜欢真实。所以从那以后，我总按母亲确定的日子过生日，弄得先生总是搞不清，每年要解释一遍。

乡村的光阴在缓缓流淌，有美好，也有平淡，有些期望的日子，自然会浅留心间。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大家庭里像过年样喜庆，大人们边忙边讨论着什么，且言语里藏着笑意。我混在人堆里凑热闹，透过大人的衣角察看，见一头大白猪嗷嗷叫着被抬出家门，才明白要到街上去卖猪了。稍后，家里便安静了下来。此时小小年纪的我，想着卖猪是家中难得的喜事，父亲应该会带些好吃的回来，比如饼干、糖果，或许会多买几样，心里就期待着父亲能给我惊喜。

美好的期待总是愉悦的。父亲笑嘻嘻地回来时，手里除了绳子扁担，胳肢窝里还夹了个纸盒。我尾随父亲进屋，眼睛盯住纸盒，巴望着盒子里神秘的东西能如我所愿。父亲打开盒子的心情好像比我更急。他，小心奕奕地打开盒子，一手拎着，一手拢着我说：“看看，我们买了小闹钟，以后就有时间了。”

——哇，原来父亲将卖猪钱的一部分买了只圆圆的、晶亮的、还带着两只大耳朵的小闹钟，那不知要比糖果饼干好多少！

从此，我们家开始有了准确的时间。这只大肥猪换回的小闹钟，不仅教会了我识数，还教会了我守时，伴我走过美好的乡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