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这个数据是代表官方的。它所发表的每一个数据是为中央政府负责的，为社会公众负责的，同时也是为国际统计界的同志们负责的，还为各个经济学家负责的。就说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代表国家，代表了社会公众的意愿。我们的发布才具有权威性，科学性。那么可以用这些数字进行经济分析，进行经济运行的比较，来得出比较正确的决策。”

——摘自某公开报道

上面这段话，是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调查司巡视员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中，面对记者提问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都对北京市房价上涨幅度发布了统计数据、为什么这两个数据会相差很大时所做的回答。

在这里，巡视员巧妙地回避了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所得到的调查数据为什么会成倍相差的原因和细节，而是着重强调请大家务必相信统计部门的调查数据。道理很简单：国家统计局是权威部门。

但显而易见，在这里他并没有明确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市统计局　1都是政府统计部门，按理说它们应该是具有同样公信力的。

也许正因如此，巡视员才不得不同时提出建议，希望统计部门将来在公布统计数据之前最好先协调一下，以免相互之间的数据不一致给公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混乱　2。

为了便于理解，这里稍微补充一点背景材料。原来，2006年3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一、二月份的房屋销售价格数据，其中显示北京市一、二月份的房价同比上涨7.3%。不料第二天，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北京市统计局等部门就对外发布该市一、二月份的商品住宅预售交易平均价格涨幅为17.3%　3。这下好了：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时间，两个政府部门发布的同一个统计数据居然相差1倍以上，没有人知道该听谁的。一个月后发布的统计数据，同样显示这两个数据分别变成了上涨7.6%和14.8%，依然相差1倍。

面对公众对统计数据打架的质疑，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国家统计局都表示自己的数据是“权威”的，这种表态更让公众陷入思维混乱。

北京市城建研究中心表示，他们采用的统计方法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法确实区别很大，但这是它们和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国土资源局4部门联合制定的房地产市场数据信息调查和发布制度，并且他们采用的统计方法更能真实反映市场情况，“非常客观”，因而这本身就是非常权威可靠的数据，没什么可怀疑的。

而国家统计局认为，根据《统计法》规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才是代表官方的，因而它们的“每一个数据都是对社会公众负责的”，也是比较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轨迹的，呼吁公众“请相信统计部门的数据”　4。

但问题显而易见：真相只有一个。尤其是在面对同一个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统计时，必定只有一种结果最接近真实情况。至少，也不可能两个都是对的。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冒出这样的问题：究竟谁才是发布统计数据的权威部门？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就一定权威吗？

“权威”一词，字典上的解释是“使人信服并顺从的力量和威望”，以及“在某个范围和领域内最有影响的地位的人或事物”。

由此可见，无论权威部门还是权威数据，首先它必须让人“信服”然后才谈得上“顺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拿出真实、客观、及时的统计数据来。换句话说，权威地位的获得不是钦定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业绩来得到大家公认的。

那么，既属于国家统计部门又属于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联合发布统计数据的北京市统计局，它又如何解释呢？该局新闻发言人说，其中的主要差别在于国家统计局采用的方法是抽样调查，通过对不同类别的商品房赋予权重来计算得到房屋价格，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方法中没有考虑权重因素。那么，考虑权重和不考虑权重哪个方法更科学、更准确呢？这对公众来说又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按理说，统计部门的任务就是如实、准确、及时、全面提供统计数据，并且要让读者看得懂，至少是不会产生误解。也就是说，统计数据应该通过如实反映事实来表明自身权威，并不需要耍嘴上功夫。统计分析虽然也是统计功能之一，但前提应当是“解释”而不是“美化”，否则就会误导读者、误导政府。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钟茂初认为，不但如此，还要特别警惕通过分析统计数据来“评价政策成功与否，（这）不是统计局的份内之事，也不是其身份适合做的事！”　5

本书前面提到，统计数据打架在我国比比皆是。由于受政绩考核影响，“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就导致不同数据发布部门哪怕是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据，都谈不上什么权威性。

例如，如果上级要求下级按照“计划”上报统计数据，或者干脆直接虚报、瞒报、篡改统计数据，这样得到的数据不但不权威，而且还会因为以“权威”面目示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西南地区某乡镇政府为了实现既定经济目标，就由领导授意统计人员在下面报上来的统计报表上直接改数据，某企业的产值原来是500万元，大笔一挥就改成了800万元；另一个企业上报的产值原来是300万元，领导嫌数字太小，干脆在后面加个0，变成了3000万元　6。可笑的是这些数字一进入地方统计部门报表，就成了“权威”数据了。

在统计数据的权威之争中，有许多假冒“权威”或根本就无中生有的“权威”数据充斥其间，混淆视听，这也是要警惕的。

2009年6月25日，国内某媒体报道称，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7

从新闻角度看，这篇报道的亮点在于，一方面，上述报道中提到的这些部门无疑都是权威部门，由此及彼，它们所发布的统计数据也应该是权威数据；另一方面，贫富差距问题在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特别吸引眼球，两者结合起来，使得这篇报道一出笼就受到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转载，并且一再强调这些数据全都出自“中国权威部门”。

然而没想到的是，这段数据经过媒体大肆炒作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纷纷出面辟谣，表示从来没有联合做过这方面的社会经济状况调研，更没有起草过这方面的调查报告，或者在调研报告中引用过这些数据。

为了搞清事情原委，人民网记者几经周折后终于在2009年7月31日联系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才得知这段数据其实源于国内某经济学者2006年写的一篇文章，是从互联网上抄来的，理由是“当时网上（这组数据）非常流行”。至此，事情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

想一想也是，类似于这样的财产数据恐怕无论哪个部门都无法得到真实情况，更何况这些还都是“高干子女”的财产，谁去调查？谁敢调查？更不用说，居然还得出了“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这样精确的统计数据，就更是不可能了。

而进一步追查得知，这组数据最早发表在2006年10月19日的境外媒体上，同时还出现一系列相互矛盾、语焉不详的描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没有注明统计数据的来源和统计时间　8。

由此可见，如果一提到“权威数据”就信以为真，也不多问几个为什么，未免过于幼稚；至于一味迷信权威数据，就更不应该了。

当然，作为公众个人来说，有时候很难核实某些统计数据的正确性、科学性，这就给媒体、专业机构、专业人士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不要淡忘职业操守，要及时揭露虚假信息、推出正确数据以正视听。

有时候，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虽然是权威的、正确的，可是由于发布的统计数据过于粗线条，也会导致公众对此感觉截然不同，纷纷质疑这样的数据是否真实、可信，这也是很常见的。

例如，中国劳动学会发布的数据表明，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中国在岗职工4年来平均工资年均递增12%，比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9.2%高出2.8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工实际工资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不仅是最近4年来，而且从1999年开始的8年来，我国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每年都在2位数以上，平均涨幅为12.9%　9。这两个部门的数据公布后，立刻引起一片嘘声。

究其原因在于，仅仅用一个平均上涨幅度很难衡量每一位公众的个人收入增长幅度。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此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在这次全国29个省市区1604人参加的调查中，85.4%的人称工资涨幅没有达到12%平均水平，甚至有7.1%人自称4年来的工资不但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了，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10。

试想，如果这些权威部门在发布统计数据时，能够在全社会平均工资涨幅12%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细分，便于公众具体对照自己属于哪个档次，这种质疑统计数据不权威的声音就会大大下降了。

统计数据的权威性，与其看重权威的统计部门、权威的统计人士，不如关注权威的统计数据本身。道理很简单，即使最权威的统计部门、统计人士，也可能会说出不够“权威”的话来、掩盖事实真相。

例如，美国康奈尔大学对1500名普通的、年龄中等的毕业生进行调查表明，其中93%的男性已经结婚（同龄人中这个比例为83%），65%的女性已经结婚（同龄人中这个比例为89%）　11，于是就得出结论说，“读大学会对一个人是否保持独身产生影响”。具体地说是，如果你是女孩，上大学会提高你成为单身的机率；如果你是男孩，结论恰恰相反，它会减少你单身的机会。

读者在看到这个数据时，往往没有谁会怀疑它的权威性。事实上，这个数据也确实来自康奈尔大学，是“权威”的；可是跟随在这个统计数据后面的结论，即“大学毕业生中男性的独身率低、女性的独身率高”却不是康奈尔大学的观点，而是作者自己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况经常会被读者忽略，甚至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所以，当读者看到某组权威数据时，不妨想一想到底是这个统计数据是权威的，还是它仅仅出自权威部门；出自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如果真的是权威的，那么紧跟在它后面的结论是不是也是它的？有时候同一组数据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来，这就更与下结论的人有关了。

例如，一只瓶中剩下50%的水（假定这个数据是权威的、绝对准确的），乐观的人会说，还好，还有50%的水；悲观的人说，不好啦，只剩下50%的水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再例如，2009年10月17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说，在中国，小青年结婚买房是父母在掏钱，甚至双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在掏钱，所以不心疼。是这种经济学上的“第三方埋单”，扭曲了房地产市场价格。媒体在报道时，纷纷把它简化为“是父母为子女买房推高了房价”　12。

毫无疑问，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发布的统计数据是权威的，但这种“是父母为子女买房推高了房价”的观点却不但不权威，而且还混淆了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

实事求事地说，“父母为子女买房”与“推高房价”之间确实有关联，但这种关系是正相关关系，决不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父母为子女买房推高了房价”，即使父母不掏钱为子女买房，房价依然是在快速上升的。话说回来，如果房价不是上涨得这么快，年轻人结婚时也能像美国普通职工那样凭自己5年的收入就买得起一套商品房，谁还好意思伸手问双方父母、父母的父母要钱呢？况且后者也不一定就有。

另外还有人认为，我国不仅缺少权威统计数据，有时候即使不缺少权威统计数据，也会缺少权威的统计数据使用者。换句话说，哪怕最权威的统计数据都有可能被公众、市场误读。当然，这方面的主要责任应该在统计部门，因为你没有把你是采用怎样的统计方法、怎样得到统计数据的过程告诉公众，没有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运用统计数据　13。

2009年6月23日，为了回应“地价推高房价”的争论，国家国土资源部首次公布“中国地价占房价平均为23.2%”的数据，表明“所谓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推涨了房价这种说法没有根据”。结果没想到遭到业界强烈质疑，认为这样的数据“太模糊”。在此背景下，国土资源部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2009年7月24日把这次调查中得到的全国620个调查项目的全部数据公布于众，让公众看个究竟　14。

国土资源部推出这一举措虽然迟了几年，并且所公布的数据中有许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　15，但无论如何这让公众看到了有说服力的证据。

显而易见，如果权威部门发布的权威统计数据因为公布不及时，给公众造成“马后炮”感觉，也会对这种“权威”性大打折扣。

最后还须一提的是，并没有谁规定权威数据就一定必须由权威部门发布；只要是有说服力的数据就都是“权威”数据，或者说就可以推翻原来的所谓“权威”数据。

例如，2002年3月北京市两位中学生林伟峰和陈曦，发现当时采用的我国青少年性调查资料过于陈旧，沿用的还是1989年的数据，于是萌发了重新进行一次调查的念头。接下来，他们花费半个月时间自学卡封检查和统计学等大学课程，最终采用机读卡问卷、电子邮件、QQ、面对面访谈等多种形式与中学生进行交流。

2003年5月至11月间，他们一共搜集到来自全国的3271份数据，其中有效数据2979份。调查结束后，形成了一份长达16页、中英文对照的《北京市中学生性生理、性心理发展现状及其期望的性健康教育调查研究》报告。

例如，报告中有一问是“你怎样看待婚前性行为”，他们的数据表明，在1795名北京中学生（其中男生1062人，女生733人）中，高达45.3%的初中生和63.9%的高中生认为，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全球青年倡导组中国区代表航璨得知这一报告后，惊讶地表示两名中学生得到的这份报告“简直是奇迹”，表示要尽快把这份报告交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他认为，这两个孩子如此大范围地对中学生关于性健康、性心理掌握的第一手数据非常珍贵，很“权威”，它不但填补了我国中学生性健康调查空白，并且推翻了我国最权威的中学生性现状调查结论　16。

【解读点睛】

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就更正确吗？不一定。那些拉大旗做虎皮的所谓权威部门就更别提了。请相信，只有永恒利益，没有永恒权威。

1　这次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发布的北京市房价上涨的统计数据，是和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城市经济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

2　《国家统计局建委数据迥异，北京房价涨幅听谁的》，CCTV经济半小时，2006年4月21日。

3　《国家统计局建委数据迥异，北京房价涨幅听谁的》，CCTV经济半小时，2006年4月21日。

4　胡雅杰：《PK：统计数据信谁，数据之争让人一痛再痛》，北京青年报，2006年4月29日。

5　钟茂初：《4万亿成功与否，不劳统计局评价》，国际财经时报，2011年10月19日。

6　吴兢：《依法挤干“数字水分”，蒋正华谈统计法执法检查》，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4日。

7　韩洪刚：《0.4%的人占有70%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时代周报，2009年6月25日。

8　唐维红、张玉珂等：《高干子女占亿元富豪91%说法调查：数据以讹传讹》，人民网，2009年8月5日。

9　王岩：《中国职工平均工资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中国新闻社，2007年7月2日。

10　李涛：《民调：85.4%受访者称收入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涨幅》，中国青年报，2007年7月9日。

11　达莱尔·哈夫著、廖颖林译：《统计数字会撒谎》，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12　许可新：《姚景源：“第三方埋单”扭曲中国房价》，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0月19日。

13　《马旗戟：中国不缺权威数据，缺权威使用者》，凤凰传媒，2008年9月17日。

14　《中国地价占房价平均为23.2%》，长江日报，2009年7月26日。

15　例如：该数据中的地价表示的是项目当时拿地的价格，与两三年后房产销售时的地价已经不是同一个时点，缺乏可比性；土地成本构成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土地增值税，许多开发商对此的归纳方法不一样，对此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等等。

16　《北京高三男生性调查显示，颠覆权威数据论断》，京华时报，2003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