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属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而社会管理的社会学正是社会学理论知识及其实践经验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尝试和应用。对于什么是社会管理，包括核心概念、理论体系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方面都尚未形成定论，不同学科都在各自理论体系内赋予含义并加以阐释。一直以来，社会学领域对社会管理的研究还未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成果，呈现出分散化的状态。各分支社会学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社会管理的组成部分逐一解读和多维诠释，包括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政策等都对社会管理进行了专题研究，也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在社会管理相关主题中仍留下了不少有待拓展的空间。

一、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是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与回应。那么，怎样在现实社会生活场景中理解社会管理？现代社会诸因素又是如何塑造和重构了社会管理？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社会学在回应时代主题和关心社会热点时思考的重点。立足社会管理的社会学视角必须把书本上概念化的“社会管理”引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对这一概念的社会现象还原，探求社会管理背后的社会学内涵及其外在动因。

1.社会管理与社会学意识

社会管理的定义是抽象而广泛的，需要借助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实例来加以说明和描述。在对“社会管理”概念进行社会学解释之前，应从以下列举的社会事实中解读、寻找切入社会管理主题的有关线索和突破路径，全面理解社会管理产生的根源与发展动力。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课程。目前人们能切身感受到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影响。那么，对于这个社会现象，如果打开社会管理的社会学视角，其实能看到一幅复杂多变的社会图景。

第一，人口老龄化既是生物现象，又是社会现象，同时它也被置于我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人的老化是生命发展周期中一段极为重要的过程，它不仅意味着社会个体生物机能的衰退，也是人们对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思考总结，更会成为变换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转折点，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传统文化中，尊老是个人良好社会公德意识的体现，人们通过代际传递着这一优秀的文化因子。“尊老”，晚辈或下一代人被附加了原有社会角色之外的一种道德身份。一般来说，形容老人的日常话语中不少是从“衰老”和弱势的角度进行描述和概括，认为他们应该是“被照顾”的对象。不可否认，他们的身体机能的确退化和衰弱了，但其社会身份尤其是代际身份却获得了另外一种认可、提升乃至推崇，这是维系和巩固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以及避免代际冲突的一个重要导向性因素。因此，应该重新认识和深入思考“尊老”的价值观，更进一步讲，应该尊重类似的传统文化价值，加强人的心灵建设，将其有机纳入社会政策体系，从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使社会管理在协调社会关系时体现文化的潜在价值和实际作用。

第二，与人口老龄化联系较多的一个词汇是“退休”。在制度设计中，退休是改变老年人原有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一种安排。作为一种生物性的机能——劳动力，一般是指16～64岁年龄段的人口，这是一种基于经济维度的划分标准。实际上，老年人的实际劳动能力与年龄高低并非完全是线性对应关系，一些高龄老人仍然在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一部分退休老人“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被称为“银发人力资源”。事实上，老年人从事劳动时间的长短是被社会“人为”规定的，社会性、政策性因素更为明显和突出，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概念的提出，进一步表明老年人潜藏的价值在适当条件下会得到充分释放。因此，老年人的年龄高低不是最大的影响因素，而关键在于以怎样的视角来看待人口老龄化，积极视角或优势视角更能发挥“银发人力资源”自身的特点，以此作为社会政策的出发点，会使社会管理的政策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可见，社会管理与社会学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学理论对社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着极为透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社会管理可以作为具有普遍社会学意义的解释性概念。

2.社会管理在社会学中的含义

什么是社会管理？其定义种类繁多，已成为一个概念复合体。长期以来，社会管理被置于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研究视野之下，事实上，社会管理更应该成为社会学重点关注的对象。社会学往往将社会管理置于人和社会的互构关系中进行考察，关注人与社会的互构过程如何影响社会管理，探讨社会管理的功能和意义。迄今为止，学界还在不停地建构着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定义。

对社会管理概念进行回溯，从词源看，“社会管理”即socialman　agement。按照社会学家的解释，它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政府行为的一种说明，通常以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社会保障或福利的名义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管理是由社会政策延伸而来，更加强调社会政策如何“落地”的问题。社会管理的发展与社会政策（尤其是民生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社会管理的内涵又是不断被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构建和塑造的。也有学者持类似的看法，比如“socialman　agement（社会行政）一词系指对社会服务进行管理的人的工作；或者指一门学科，该学科对社会政策进行分析，研究社会政策通过社会行动的贯彻，以及社会政策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效用……分析在把政策化为行动以及这种政策在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的效用方面的组织过程和管理过程”。简而言之，即社会政策向社会服务的转变过程，社会行政与社会管理在这个层面上含义出现了相互重叠。因此，社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转化成社会行政与社会控制/社会治理两个维度，社会管理可以成为稳定社会秩序和维系社会信任的“黏合剂”，从而促使社会结构合理化，规范社会行为，减少社会疏离，增强社会信任，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综合看来，关于“社会管理”的定义有以下几种典型的观点：一是将社会管理等同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不强调区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范围，两者在某种层面上达到重合，即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运用法律、法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发展不同领域和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二是突出“治理”的色彩，认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国家、各类社会组织/民间组织以及公民个体，其作用发挥既依靠行政法律等强制手段来进行管制、约束、规范、监督，也需要进行组织、协调，并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实现社会自我管理。三是注重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社会管理，提出广义和狭义两种维度的划分，分别围绕社会系统的组成展开论述。前者强调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管理，带有系统化、整体性的特点；后者关注的是作为子系统的“社会”如何影响和管理人们的行为。

“社会管理”呈现出一种立体性和复合型的概念形态，既强调社会系统运转需要主体作用的发挥，同时，也强调社会自我的管理和约束，更揭示出社会个体拥有能动性的一面。正是社会系统与个体行为之间形成的互构关系将社会管理的内涵加以深化。

二、社会管理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社会管理是如何影响社会生活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又是怎样影响社会管理的？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学理论作出回答。同时围绕这个主题也不断涌现出新的理论，其中夹杂着不同理论视角的融合与分野。社会学理论在解构—建构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出新的活力，诠释着社会管理的内涵与外延。

1.社会管理的社会学路径

（1）“公民社会”理论：解读“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中世纪和近代契约论思想家（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传统的公民社会的含义多指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文明社会，它直接表征政治效能和政治意义。而亚当·弗格森、托马斯·潘恩、黑格尔、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所提出的公民社会理论具有现代公民社会的意义。所谓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理论是指坚持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两分法，强调独立于政治国家、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的社会自主领域，主要指向社会经济领域。而以葛兰西、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为代表的当代公民社会理论大多坚持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与公民社会的三分框架，着重从文化维度规定公民社会，即不再把公民社会的核心指向经济领域，而是主要视为文化批判领域，视为建构公共理性和生成公共伦理的社会自主空间。

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出发，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管理的理论路径，通常分为三元模型、二分法模型两种类型。三元模型是指生活空间、政治与经济子系统三因素的互动关系框架，后来被演化成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视角。社会管理调整了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一关系对形成、塑造社会管理实践机制的作用明显。作为社会系统具体化的产物——生活空间，其实是为社会个体在私人领域（相对公共领域而言）的实践提供活动空间，而隶属于经济子系统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影响到国家实施社会管理的尺度和领域。社会管理并不是纯粹的自我管理，因为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过程充分揭示了它与社会在边界上重合及等同的可能，事实上，国家仍然在社会管理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不仅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调解社会矛盾，还有利于重构社会生活秩序。它们的相互合作最终有利于产生一种好的社会治理后果。二分法模型实际上是国家一社会一市场（经济）互动关系的前身，三元模型则是二分法模型分化而得的结果，通过两者相比，可知市场（经济）因素早已被卷入到现代国家持续发生的社会分工历程中，成为支配社会治理、实现自我规制的一个重要变量。

（2）“治理”理论：体现公共治理的互动过程

“治理”并非是一个新诞生的词汇，而是长期以来与“统治”一词混合使用。由于定义存在模糊性，在一定层面上造成其同时含有“统治”与“指引”两种含义。一般来说，它“常指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并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进行有效的安排以便实施某项计划”。自20世纪90年代始，治理概念内涵由历史逐步走向了现代，开始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企业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及决策分析等多个领域频繁应用，不同流派、不同理论视角、不同学术观点纷纷涌现，类似善治、新型治理、人本治理等极富想象力的新提法也层出不穷，由此，治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兴盛发展时期。

由于治理本身就是一个概念复合体，所以，治理概念的内涵变化也可理解为一个不同学科观点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综合来看，多层次治理、现代治理、公司治理一起构成了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分别体现了三种思考维度，即制度、政治与企业。克劳斯·奥夫、鲍勃·杰索普等与全球治理委员会的一大批学者和机构投身到对治理的共同论述中，增加了治理概念的学术影响和实践价值，甚至也被不少国际组织机构在实践工作的层面加以使用和进一步发展。

就社会学关注的治理角度而言，对治理的研究主要与公共政策网络工具兴起有较大的关系。社会学家开始依靠网络分析的方法论工具探寻各种关系网络的结构化特征，之后逐步延伸到研究政治决策方式的领域，提出了如“公共政策共同体”之类的概念，罗德·罗茨的成果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他揭示了一个全新的公共行为研究维度，认为治理就是网络化的公共行为”。

通过对多位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总结性的观点：“第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第二，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第三，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第四，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第五，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这一关于治理的不同主题内容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其概念内涵，从不同层面加深了对治理的认识。

综上可知，治理概念在不同时代被学者赋予了差异性的内涵。实际上，对这个概念的讨论与思考是一个知识再生产的过程，促进了治理研究视角的日益多元、内容覆盖广泛的局面形成。上述诸种定义共同揭示出治理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利益共享、共同参与、集体结构网络化、决定权弥散、协商互动等。这些特征在社会管理应对各种挑战之时有着特殊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2.立足社会管理：社会学与管理学对话

（1）由工业时代迈向现代社会的管理思想变迁

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促进生产力的飞速跃升、经济社会格局的巨大转变及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也提出了如何进行社会管理的问题。工业革命释放出当时社会活力及其内在潜力，工厂管理体制、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及其生产活动成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管理特征。

在早期的管理思想中，人是需求的主体，管理活动依赖于组织，而管理变成人与组织联系的中介，组织与人的互动则占据了当时管理研究的中心位置。而后开始步入科学管理时代，这个时代的首要特征是追求效率和系统化，同时也关注人的因素，包括人与各类因素的相互关系。人被嵌入管理中，组织在管理思想的作用得到凸显。在科学管理时代的后期，“社会人”作为一种管理理念登上了历史舞台，人际关系的研究成为社会人时代管理发展的核心主题。其中，文化因素扮演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从重视生产向关注人自身转变，由以效率为中心向以情感投入为主转变，组织的能动性比其内在的刚性制度结构更为重要，组织与人的关联程度进一步提高，这些思考与实践丰富了当时主导的管理哲学观念。现代管理时代是一个更为开放、包容力更强的时代，突出人的需求是组织运作的目标。对管理思想历史的追溯，说明了管理曾经是什么样、现在变成了什么以及导致变化的内外原因。管理思想总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革新，通过叙述这一思想变迁能为我们揭示出管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凸显管理学的思考框架，实际上，以往历史上的种种管理思想积淀及不同流派人物的激辩论争早已为此做好了知识的铺垫和准备。

（2）德鲁克的管理社会观诠释

德鲁克对社会管理问题思考的结果，认为社会与管理的互动融合是一种趋势。他提出的不少概念对管理与社会关系演变做出的理想解释，至少提供了一种参考性的解读路径。在《管理的前沿》一书中，他认为社会创新是管理的新领域，甚至直接确定管理正日益成为社会创新的促进剂，而且，在20世纪，社会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管理者的任务。在他的视野里，管理由对象客体变成主体，由驱动走向能动，管理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的活跃因素和主导力量。

德鲁克的一系列论著表达了他对“管理的社会”的认识程度。在他眼中，管理是一门“宽泛的艺术”，只有人的管理是管理的实质。同时，在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人们之间会形成“命运共同体”，具备共同的价值观。他始终强调，“要用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从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功能角度解释组织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说明社会的意义取决于人的价值和存在，反过来人的本性又决定着社会的存在，这一内在关联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他把管理作为镶嵌进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出管理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同时在塑造社会秩序、社会规则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3）从社会的管理到管理的社会的逻辑转变

这一转变隐含着对社会本质的根源性思考，即社会如何从管理的客体转变成管理的主体，从社会的管理变成管理的社会，由此可见，对于管理问题的思考已经由以往碎片化的理论分析变成现在社会整体的框架解读。“管理的社会”强调体现社会管理的主体性价值，在这样的思考定位中，“管理”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被重新书写，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导向与社会建设的现实基础。这也表明当代社会已进入到一个基于管理思维重建社会的时代，立足于建设社会规则、社会组织，而且也生产出社会价值、社会秩序。

因此，“管理”成为社会中的一个活性因子，并被当作调动社会力量的关键性因素。“管理的社会”实际是在现实生活中建立了一个以“管理”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主导着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管理不再是纯物化的管理，而是突出人的主体性管理，其中关于规则意识、道德底线、价值尊重的建设成为规范社会秩序、减少社会疏离感、整合社会资源的重大前提。而且随着社会管理和自我管理的互动与融合，也为社会成员创建了社会的基本容纳空间和活动范围。

事实上，“管理的社会”体现了一个社会治理能力的高低，在促进社会结构调整、实现社会功能疏导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如果从“管理的社会”的角度重新理解社会，在这一维度下，“管理的社会”可以重构社会成员的身份和地位，塑造社会制度及其社会规则，并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思维取向，实现以日常规则和合理化制度治理社会，这些因素成为维系社会发展的支柱。反过来，社会互动关系、社会秩序以及社会整合如果处在失调分化的状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或限制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导致社会管理思维和方式返回一种接近于以前“社会的管理”的状态。

三、社会管理的社会学展望

建设创新性和科学性的社会管理是一个理念不断更新、机制持续变革的过程，而对社会管理的社会学思考正是希望依托社会学理论，梳理概念、厘清含义，努力将其活力注入到社会管理的理论建构和经验思考中。鉴于此，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我们要立足于本土思想文化资源，善于挖掘和提炼地方性的社会管理创新经验和典型案例，将其上升为社会管理模式的组成部分。无论作为社会管理者，抑或是社会管理的参与者，在社会管理的具体实践活动中都发挥着主体作用，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会带有本土的文化特质，因而，社会管理机制、模式、方法、政策、措施必然在共同性基础上存在差异性并拥有自身特色，这是本土化社会管理的价值和魅力。另外，要审视国际经验，增强本土化社会管理话语的全球影响力，地方性/区域性的社会管理经验也是世界性的。

1.走向融合的不同社会管理知识：一种多维度的管理体系建构

在诸多学科中，以管理为主题的研究一直经久不衰，各种理论视角、观点解释纷纷涌现，社会管理的知识体系也随之逐渐形成，产生了包含社会学知识的不同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它们从不同侧面阐释社会管理主题，深化对社会管理的认识，推进社会管理理念的革新，为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开辟了新的突破口。这些理论知识的诞生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治理社会的参考方案，包括处理群体性事件、老龄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弱势人群权益保障、利益协调、流动人口管理等问题。

当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逐渐增多，随着风险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时代特征凸显，不断涌现的社会风险持续挑战着社会管理者的应对能力。如果社会管理创新、知识更新迟缓，那么，社会管理者和参与者一定会遭遇社会管理的“知识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及时适应社会复杂性、多元性及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就要求融合差异性的社会管理知识，跨越传统学科的界限，打破目前既定的专业知识壁垒，实现知识整合，建立一种复合型的社会管理知识体系。

具体来看，这种社会管理知识体系是一种不断更新、流动共生的知识管理体系，社会管理的实践活动属于社会管理知识体系的延伸。社会管理知识在社会流动加速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共享的知识，一种趋于不断融合共生的知识，知识流动性的特征表现明显。同时，社会管理也可看做一个系统化、整体化的知识管理体系，通过打破传统知识固有的藩篱、壁垒，加快知识流转和分享，有助于社会管理者发现社会管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盲点，以增加社会管理知识的实践性和现实性。

社会管理知识融合这一趋势要求不同社会角色如社会管理者、参与者包括专家学者实现知识的融合。实际上，除了不同学科的理论和观点参与构成社会管理的知识系统以外，有着不同职能分工的行政部门也与之类似，在实际运转过程中体现出其社会管理的知识实践过程，还包括社会管理的参与者的知识，他们自身的实践经验与日常生活知识也具有启发性和参考性价值。因此，社会管理部门应该从组织共同体迈向知识共同体，通过对社会管理知识的融合创新，完善组织体系的具体分工及整合运作，充分调动社会治理的有效力量，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应对社会风险、处置社会危机、解决社会问题的管理体系。总的来说，社会管理是一种管理的社会学知识的实践活动，社会管理者的主体性或主动性发挥得好与坏，决定着社会管理的现实效果。

2.国际化视角的认识：跨越管理的理解维度

一直以来，关于社会管理的思考大多停留在日常视角和传统维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急剧变化，社会管理创新也需要具有国际化的视角。

目前，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关于管理的理解维度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首先，社会管理的时代新背景已悄然而至。在全球化的场景中，社会个体、物质、信息、经济资本等要素总是处于加速流动的状态，人—组织—社会—国家等不同层面之间的互相依存和联系更加紧密，现代社会面临的社会管理难题与传统社会相比也截然不同。其次，由于社会构成要素的流动加速，以及网络技术的诞生和持续创新，极易导致社会风险产生和扩散，诱发社会管理问题发生连锁反应，换句话说，如果缺乏风险敏感意识，就容易使得社会管理问题层级从一般上升为严重，使得社会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同时，全球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流动不息的变化状态，人口跨区域的流动成为常态，类似城市“漂族”等现象也比比皆是，这些社会群体往往缺乏归属感，心理稳定性和承受力面临程度不一的挑战和威胁。再次，社会管理问题与社会风险构成了一个复杂性的社会系统，这意味着各类社会管理问题的汇合会形成叠加的累积效应，也会导致产生复合型的社会风险，即一个社会风险出现以后，次生的社会风险会连续而至。最后，全球化加剧了社会经济资源的聚集和分散，直接影响和改变了地域空间，重新分配和组合社会经济资源，使得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导致社会身份的认同和阶层归属受到影响，包括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分化、收入分配等都成为社会管理持续关注的问题。

围绕这一视角思考社会管理，可以获得以下两点基本认识：

第一，注意思考社会管理产生的聚集效应和空白地带。社会加速流动的后果之一就是制造了一系列聚集效应，如人口、资源等因素的集中，社会管理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但由于社会管理体制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大系统，所有的社会管理问题都需要合理化分配管理资源，以保证社会管理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关联和运转有序，如果使得某一类社会管理问题呈现热点化、焦点化的状态，必然会引起社会管理者、参与者的大量投入和持续关注，成为不同种类的社会经济资源流动的主导方向，这一举动有可能带来一些社会后果，导致忽视一些本该重视的领域和本应提前预防的问题。第二，社会管理的向度强调一种建立在全球视野上的社会管理层级划分，包括社会管理、国家管理、全球管理。由于全球化视野可以划分为地方性和世界性两级，地方性视野对应的是社会管理、国家管理，而世界性视野则紧紧与全球管理相连。由于个体—社会组成的共同体是维系社会管理良性运转的一个重要基础，唯有社会管理与自我管理共生运转良好，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管理层面存在的各种挑战及其社会风险。对社会管理国际视野的关注和本土经验的提炼是应对人类共同命运，提高社会管理能动程度，增强社会风险回应能力的合理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