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里仁》
【解意】
孔子说：“如果一切都依照是否有利于个人私利来行事，就会招致很多的怨恨。”
在宋仁宗时期，宰相富弼采用了朝士李仲昌的计策，从澶州商湖河开凿六漯渠，将水引入横贯陇西的故道。
北京留守的贾昌朝素来憎恶富弼，私下与内侍武继隆相互勾结，命令司天官二人，等到朝臣聚会的时候，在殿廷提出抗议，就说国家不应该在京城的北方开凿渠道，这样就会让皇上的龙体欠安。在几天之后，两个司天官听从了武继隆的主意，于是向皇上上书，并且还请皇后与皇上一起出来听政。
后来，他们的奏章到了宰相文彦博的手中，他看完之后藏在怀中。他不慌不忙召来两个司天官：“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的变异，这才是你们可以说的事情，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为什么要胡言乱语干预国家大事呢？你们所犯的罪有灭族后果。”两个司天官听完之后非常恐惧。
文彦博紧接着说：“看你们两个也是狂妄愚昧之极，今天不忍治你们的罪。”两个人走之后，文彦博把他们的奏章拿给同僚们看，富弼等人十分愤怒地说：“奴才们胆敢如此胡作非为，为什么不斩了他们？”
文彦博说：“如果我们斩了他们，那么事情就会公开化了，宫中也会闹得不安宁。”
就这样过了不久，大臣们决定派遣司天官测定六漯渠的方位，文彦博这一次还是派那两个人去。由于这两个人怕治他们的前罪，于是就改称六漯渠在京城的东北，而不在正北。
其实这就是示之以威，之后网开一面，从而造成威慑的例子。而将这一策略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则应该属于宋朝的赵鼎。
在宋高宗时期，刘豫在山东自立为皇，而且还狂妄地要求天下的人给他这个皇帝进奉药物，而当时的太监冯益正好派人去山东境内收买飞鸽，结果就在那里听到了很多的流言蜚语。于是，泗州知州刘纲就把这一情况上奏给了朝廷，而枢密使张浚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奏请皇上斩掉冯益，从而消除流言蜚语。
而赵鼎继也上奏道：“冯益的事情确实存在很多疑点，非常值得怀疑。而且这件事情关系到国家大体，如果皇上忽略了不加以处罚，那么外面的人肯定会认为他是皇上您派去的，这样就太有损于圣德了。臣以为，不如先暂时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且派他到外地去任职，以此来消除大家的疑惑。”
宋高宗听完赵鼎的意见之后，欣然答应了，结果冯益就被调往了浙东，而这件事并没有结束，张浚认为赵鼎这是在和他唱对台戏，心中很是不悦。赵鼎知道后说道：“古往今来，任何事情都总是想着处置坏人，那么把坏人逼急了，坏人与坏人就会进行相互勾结，形成朋党，这样反而还更容易招致大祸；如果我们能够缓一缓，不要把他们逼得太急，他们之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相互排挤，不攻自破。
而现在，冯益犯了罪，如果杀掉了他，这样并不能够叫天下的人拍手称快。可是一旦杀了他，那么众多太监就会因为恐惧皇上杀了一个冯益，而想杀第二个，那么这样就必然会竭力为冯益争取减轻罪责。因此，咱们不如贬谪了他，把他放到远离京师的地方，这样不仅无损于皇上的尊严，而且冯益自己也看见所受到的处罚很轻，自然也就不会花费心思去求别人了，更不会想着要回原来受宠的位置了。对于她的同党来说，看见他被贬，那么肯定会伺机窥求上进，自然也是不希望他再一次进宫的。可是，如果我们还大力排挤他，那么他的同党也肯定会因此而畏惧我们，这样他们之间就会勾结得更加紧密，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攻破他们了。”张浚听完了赵鼎的分析之后，十分叹服。
【释用】
孔子强调个人的品德修养，要求人应该做到省己迁善。省己迁善的内容之一就是戒贪。妄取邪求，贪得无厌是贪；吝惜财物，强取横夺是贪；与他人谋求私利是贪；聚敛财富，唯利是图是贪；广求宝物，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要弄到手占为己有，这也是贪。贪心不除，是难以论道的。贪由心起，戒贪当戒心，戒心就是要修心，修心就是炼己之功。
孔子所反对的“放于利而行”，其实就是将追求“利”的程度无限扩大化了，以至于用“利”来衡量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因为这恰恰违反了他一直追求的“义”。如果人们都“放于利而行”，由于物质等满足人的欲望是有限的，这势必会引起人们之间的冲突，得到满足的人就会感到高兴，可是得不到满足的人就会有怨恨，发展到最后，就不再是争夺了，而会变成争战。
【小语】
当人的行为只是出于赚钱的目的，那么肯定会招致更多的怨恨，如果行为已经违反了公众的道德准则，那么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和公众的蔑视；如果行为更进一步，触犯了国家的法律，等待他的就是法律的严惩。
因此，要想成大事，就不能只顾着赚钱。不管是为了诚信、为了道义，还是为了照顾伙伴，总之，在利益的取舍之间，我们应该好好体会孔子的思想智慧。
我们很多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商场虽然存在竞争，但还是要“以和为贵”。做生意，就是在做人。要想把生意做大、做好，首先你要学会做人，学会做孔子所提倡的“仁”人。崇尚仁道，不要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这样就能有所得；如果忽视了仁道，抛弃了仁道，违背了仁道，对个人得失斤斤计较，虽然你能够暂时得到一点蝇头小利，但最终还是会“偷鸡不成蚀把米”，甚至触犯国家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