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治,就是要解决大范围内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古代政治建立在价值观上,所以经常在实务问题上就显得很不理性。而现代政治,拥有太多的工具和手段,所以更是一种理性的政治。
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重大的主题,学者给出了很多答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其中也折射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
什么故事呢?
话说明代有一个人,叫沈榜,一辈子官当得不大,基本上都是县令这一级别的官员。但是他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贡献,就是留下了一本书,叫《宛署杂记》,一共二十卷,是他在万历年间当宛平县知县期间写的。其实就是他的博客了,记载了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在后代人看来,这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地理、风俗民情的宝贵资料啊。这部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宛平县不是一般的县,属于顺天府,就是北京,是天子脚下。宛平县,管的就是今天北京城西南部这一片,著名的卢沟桥“七七事变”,就发生在这里。
《宛署杂记》当中,写了很多当时的财政事务,从这些数字中,你可以看到大明朝的运作机制。
过去我们印象中的知县大老爷,天天审案子、收税、吃香喝辣,威风八面。其实哪有那么简单,一个县的事务非常繁重,光赋税一项,就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
宛平县就那么大一点地方,赋税负担有多重呢?
首先,县里的公共事务要办吧?当时的主要公共事务是这么几项——
一是宣讲大明朝价值观:
明朝规定,除了农忙时分,每个月都要宣讲。宣讲内容包括皇帝的公开讲话、国家法律和道德劝说。
宣讲的时候,知县要跟在府尹后面,恭恭敬敬地迎接宣讲内容,然后在特定地点把这个对着当地的有名望的老人念一遍,由他们向民众传达。
二是祭祀祖先天地:
每个县都要祭文庙、祭天地,这也基本是知县带头。但宛平县还有特殊任务——这里离北京城很近,要拨人参加天坛、地坛的维护与祭祀工作。
而且每年皇帝都要在地坛“亲耕”,以示对农业的尊重,相当于今天领导植树节种树,宛平县要专门选拔老人家去跟皇帝一起参加。
还有一笔费用是养老:
当时每个县都有养济院,给孤寡老人发生活费。
沈榜专门记载了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外地老人觉得京城福利好,专门跑来京城的养济院要钱,不给的话就成群结队在京城里乞讨。地方官怕承担政治责任,只好发钱。
另外还有一笔大支出,就是县衙门里的人也要养活。
宛平县衙里有43个人,其中5个人是官,他们的工资是中央发,一年90石大米,是吃皇粮的。剩下38个人都叫吏,这些人的收入可就要从宛平县的财政里出钱了。
这还不算完,要知道,明代可没有今天的转移支付制度。
什么叫转移支付呢?简单理解就是,地方把所有赋税都上交中央,再由中央来统一拨付给需要的地方的制度。明代那个时候,一个地方的赋税,一部分上交中央,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央制定用途,你自己给交过去,是点对点的财务支援。
就像宛平县,除了交皇粮国税之外,还要点对点地支援很多地方。
比如,当时科举考试中的殿试,用的一些物资是宛平负担的;还有一部分皇宫里的开支,比如浣衣房、蓝靛厂和光禄寺,宛平县负担;还有京郊军队的马粮,也是宛平县负担。
所以这沈榜也不容易,别说什么审案子之类的事,光是安排财政,负担就非常重。
沈榜上任不久,就发现自己面临严重的财政亏空:一年三四千两银子,这对于一个县来说是巨款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沈榜很聪明,想出了一个很有现代色彩的处理手法:政府搭台,经济唱戏。
他联合旁边的大兴县,修了一条商业街,把这条街上的房子出租给商户,收铺税。这一项给当地财政带来的收入是每年一万两银子,不仅补足了亏空,还有盈余。
但是好景不长,万历十年大旱,根据当时人信奉的“天人感应”的理论,这说明皇帝的德行出了问题。怎么办?需要改革,需要施行仁政。施行仁政就要免税啊,于是皇帝一纸诏书下来:免铺税。
沈榜好不容易到手的这每年一万两银子就要飞了。皇帝说免税很容易,但是再落下亏空怎么办?县衙里的工资发不发?那些公共事务办不办?还有,那些点对点的财政支援要不要搞?没钱怎么搞?
沈榜急眼了,就问上级,怎么办?上级的回复是:你看着办。看着办是怎么办?其实就是没办法,只能不办。
这件事就折射了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区别。
所谓政治,就是要解决大范围内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古代政治,没有那么多技术手段可以用,所以在古代政治中,用价值观来整合大范围的人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价值观,政体的运行才能更润滑、更顺畅,成本才更低。
明白了这一点,你才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强调儒家思想。比如忠君爱国思想,这就极大降低了政权压制反抗的成本。
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社会才能产生那么大的政治精英集团。西方也一样,越是古代的政治,就越是强调观念、宗教的作用。用思想和价值观来管理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在古代都是成功的。
回到前面讲的沈榜的例子,万历皇帝和他的官僚系统难道不知道,一免税,下面的基层官员会作难?
当然知道。但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向天下展示皇恩浩**。
这就是现代政治和古代政治的一个核心区别。古代政治建立在价值观上,所以经常在实务问题上显得很不理性。而现代政治,拥有太多的工具和手段,所以更是一种理性的政治。
政府要承担公共责任,要花多少钱?收多少税?怎么花?谁来花?谁来监督?怎么改进?这都是有一整套程序的。这程序的背后,是庞大的理性的官僚机构。
所以,古代政治更像是一个宗教团体,是靠观念来整合人。现代政治,更像是一个公司,是用理性计算来整合人。
这也从某个角度顺便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政治的发源地是欧洲。
欧洲中世纪小国林立,大家彼此竞争,就像开公司一样,财务一旦出问题,你就会破产,所以你得理性地计算自己的收支平衡,多少钱拿来发工资?多少钱拿来扩大投入?竞争压力逼迫它们不得不建立起非常理性的政府管理体制。
这才推动了欧洲国家向现代政治制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