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在党和政府的照顾下，熊十力回到北京的几年生活是安逸的。

不过，他的学说毕竟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与时代发展的大潮越来越不相容。由于孤傲的性格使然，他拒绝适应时代的潮流去改造自己。

中国哲学会曾经邀请他做委员，他毫不客气地开出两个条件：一不开会；二不改造思想。他坦率地对学生讲：“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如此一个“老顽固”，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他必然会被逐渐边缘化，昔日在家授徒会友的门庭若市情景一去不返。老人的内心非常地孤独，他曾写信向老朋友诉说过心中的苦闷：“吾常愁苦一室当中无人可与言斯学者”，“吾之学，百年之后能否有人讲，甚难说。吾书恐疑难存下去”。

事实上，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正在或者将要改弦更张，虚心接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不少人还取得了累累硕果。冯友兰便是其中之一。冯友兰，唐河县人，1919年赴美留学，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广东大学哲学系教授，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校秘书长、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会议主席，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49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友兰比熊十力小10岁，一直是谈得来的好朋友，但是，进入50年代，熊十力的学术研究陷入了与时代不合拍的境地，而冯友兰则迎来了学术的又一个春天。冯友兰学术生涯的早期，确立了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建立了极有特色的完整的新理学哲学体系。进入50年代后，他开始转型，放弃其新理学体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著作。

相比之下，熊十力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坚守，则要执着得多，纯粹得多，故而也就显得“顽固”得多。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顽固”显然“不合时宜”，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这种“顽固”，多少有一点“率直”的味道。

转眼到了1954年10月，天气转冷，年近古稀的熊十力，因为多年的老病根未除，冬天里既不能在屋内生火炉子取暖，又不能穿上皮衣，仅靠一身棉袍，实在难以抵御北京的寒冷，常常冻得浑身发抖。于是，他向组织提出请求，搬到气候相对温暖的上海，与儿子熊世菩住在一起。

其实，熊十力要求离开北京，除了气候不适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因为他的好友梁漱溟遭到了批判，引起他内心的郁闷，迫切希望换一个新环境。

在董必武的关照之下，熊十力如愿以偿。离开北京的那天，董必武在北京饭店设宴，特地为他饯行。这一次，义女熊仲光没有一同随行，而是留在了北京，在一所中学里担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