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熊十力还是“北漂一族”的时候，就与一帮学生租住在一起，过着简单清贫的集体生活。那时候，他和梁漱溟一道，凭借微薄的薪水，维持着日常生活，把学生们当作自己的孩子，该嬉闹的时候嬉闹，该训斥的时候训斥，关系融洽，俨然一大家子人。这就与那些特别喜欢强调“师道尊严”的老师有着巨大的区别，因而在学生们的心里，对熊十力更多的是尊重和亲近。

吴林伯是熊十力1945年6月，在游览重庆北碚金刚碑时收下的一个学生。他是湖北宜都县人，1919年出生，毕业于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先后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学院、武汉大学等大学。他毕生精研群经诸子，著有《文心雕龙义疏》《周易正义》等16部专著，近八百万言。很多年以后，吴林伯对当年师从熊十力的一幕幕仍然记忆犹新。

当年，吴林伯带着钟泰师的推荐信去见熊十力，诚恳地表示想拜师。熊十力看过推荐信，脱口就说：“听说你是某某的学生，那我们谈不成啊！”言外之意是不愿掠人之美。吴林伯赶紧解释，说明此次拜师与某某人并无瓜葛。熊十力听了，高兴地说：“那就好啊！孔融《荐称衡疏》里的两句话你还记得吧？‘今之少年，喜谤前辈’。可是你这个新学校的青年教师，却还想从我读书，很好！”当即，熊十力留吴林伯吃午饭，边吃边聊。

“成家了吗？”熊十力关切地问。

“还没呢。”吴林伯答道。

熊十力点点头，说：“治学必须专心致志，你们年轻人最怕有家室之累。从现在起，你就跟我学好了。教不严，师之惰，教师对学生就是要严，有时，我的话说得很重，你受得住就来。我的学生高赞非就是我打出来的嘛！”

吴林伯默默地听着，时不时地点着头。

“师从一家，读其书，不如亲承音旨。你辞去教职，一心来学吧！”熊十力诚恳地说，“为学当及时，你来我家学，不要你出饭钱，住宅狭窄，你就与我同住。”

熊十力的热忱，顿时令吴林伯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暗下决心一定终身跟随熊十力学习。

正是因为熊十力待学生如子，所以，向他求教执弟子礼的人很多，可谓桃李满天下，虽然比不上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那么多，但是出类拔萃者也不在少数，在中国学界颇有名望的就有张立民、唐君毅、牟宗三、韩裕文、徐复观、云颂天、黄艮庸、李渊庭、王星贤、郭大中、张云川、邓子琴、田慕舟、潘雨廷、唐至中、燕大明、刘子泉等人，其中，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后来成为了熊十力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在这三大弟子中，牟宗三是跟随熊十力身边时间最久的一个，从1932年到1949年的17年间，牟宗三从23岁的青年学生变成41岁的中年学者，一直聆听熊十力的谆谆教诲，可谓受益匪浅。牟宗三曾经这样说过：“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也。”熊师，指的就是熊十力；君毅，指的是唐君毅。

然而，查阅诸多资料，我们不禁非常吃惊，竟然很难找到熊十力照顾、关心、教育子女的记载，即便有所记述，也是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熊十力潜心向学，主观上不愿受到家庭的牵累和羁绊，从而忽略了作为父亲的职责。熊十力的女儿熊幼光曾在长篇回忆文章《女儿忆熊十力——回忆父亲二、三事》中也说过：“父亲因要研究学问，不愿受家室之累，基本不带家属。”可以看出，熊十力是把家庭和治学对立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熊十力为了理想，或革命，或求学，或就职，长年漂泊在外，客观上根本无暇顾及家庭，孩子们的教育都甩给了妻子傅既光。在他女儿的回忆文章中，对父亲如何教育他们姐弟俩的事情，极少提及。

不得不说，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熊十力比起梁启超来，可能要逊色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算不上一个称职的父亲。

梁启超共育有九个子女，对这些孩子，可谓呵护备至，教育有方。梁启超虽然有政事重压在肩，平时还要治学作文，会见宾客，但是，不管时间多么紧张，不管多么忙碌，他总是不忘通过书信的方式，同儿女们沟通交流，教育他们成才，有时候甚至一天一封信。在给儿女们的书信中，他总是以“宝贝”“小宝贝”之类称谓开头，或者亲昵地称呼他们的绰号，比如，他称三女儿梁思懿为“司马懿”，称小儿子梁思礼为“老白鼻”，白鼻，是英语单词baby的音译。

在孩子们的教育上，梁启超提倡“智育教人不惑，情育教人不忧，意育教人不惧”的“趣味学习法”。他总是像朋友一样，为孩子们的成长和发展提出建议，循循善诱，以自身的言行启发、引导孩子们树立爱国、奉献的信念。他十分注意学问之道，注重治学方法，细微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

在梁启超的精心教育之下，九个孩子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熊十力和妻子傅既光一共生育了三个孩子，长女熊幼光生于1915年，晚年退休于北京航空学院。次子熊世菩生于1921年，曾就读西南联大，后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职，对其父的哲学没有什么兴趣。幼女熊再光生于1925年，也没有走上父亲的治学之路。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人继承衣钵，晚年的熊十力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不得不说，这是其人生的一大遗憾。之所以会有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可能还要归咎于他作为一个父亲的缺位。

从这个角度看，熊十力虽然无愧于自己的学术事业，却有愧于自己的家庭。然而，纵观古今中外历史，类似于这样的无愧与有愧，在很多卓有成就的伟大人物那里则是一种常态。真正能够像梁启超那样事业与家庭兼顾者，实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不过，倒是还有一个孩子，能够给晚年的熊十力一些宽慰，这个孩子名叫熊仲光，是1948年熊十力认下的一个义女。

熊仲光原名池际安，生于1920年，祖籍湖北安陆，她的生父池师周是熊十力的好友，也是一名学者，1932年编辑出版过《北平市工商业概况》一书。1948年春天，池师周罹患肺病在武汉去世。王孟荪向熊十力介绍说，池师周的五个孩子(一男四女)个个聪明，最小的女儿池际安尤其奇特，曾经潜心儒佛诸学，益有超世之志，誓不嫁人。由于当时国共内战正紧，战火烧及安陆，池际安无所依托，王孟荪建议熊十力将其认作义女，传授哲学衣钵。熊十力欣然同意，认池际安为养女，为其改名为熊池生，字仲光，和自己亲生的女儿幼光、再光一起排行，“仲”，就是第二。

熊仲光喜欢安静，爱读佛书，帮助熊十力料理家务，抄写文稿，十分贴心。熊十力晚年得一女弟子，能够听他讲学，心中十分满意。他曾高兴地说：“伏女传经，班女爱史，庞女传道，得仲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传道的人。”

这也许就是天意，在熊十力生命里，始终还是学生强过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