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熊十力向来是相当自负的，在学界似乎很少有几个人能够入得了他的法眼，可是，一个比熊十力整整小20岁的青年学者张荫麟，却能够使得他佩服有加，赞不绝口，这多少有些令人感到意外。

那么，张荫麟又是何许人也？

1905年11月，张荫麟出生于广东东莞的官宦之家，小时候家境殷实，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读过许多典籍，不幸的是，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16岁那年，张荫麟考入北京的清华学堂，求学八年，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都有极大兴趣，尤其喜爱历史，是当时名闻全校的学霸级人物，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四十多篇。

有一件很牛的事情发生在张荫麟18岁那年，他在大学者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自己的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这可不是普通的质疑文章，他质疑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在文章中，他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进行批驳。当初，《学衡》的编辑在收到稿子时，并不知道这个叫张荫麟的作者仅仅是个学生，还误以为是清华的国学教授。

想想看，如果今天，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没毕业的在校生，发表文章质疑赫赫有名的一位学界泰斗，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绝对算得上一件可以登上头条的重大新闻。

当时，张荫麟的文章发表后，不仅震动了整个清华园，也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人们都认为，这下肯定会把梁老先生气得不轻。可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梁启超读到那篇文章后，不仅没有怪罪张荫麟“大逆不道”，反而觉得他是个“天才”，并给予大大的褒扬，还想结识这位“天才”学生。

一天晚上，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作中国文化史演讲，忽然问：“哪位是张荫麟？”并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接着说，“这封信是张荫麟同学写给我的，质疑我前次演讲中的问题，现在，我可以当众答复一下。”

可是，梁启超的这次“点名”却没有得到张荫麟的回应。事后，张荫麟的同学都说他傻，把这次与学界前辈搭上关系的绝好机会就这样轻易放弃了，真是可惜。直到几年后，张荫麟才被同学硬拉着去拜见梁启超。当时，梁启超见到自己的这位小老乡，非常高兴，夸道：“你有做学者的资格！”

梁启超的书法作品，可谓一字千金。能够得到他的墨宝，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当时，清华学生中，就有很多人跟梁启超套近乎，以求老先生能够惠赐一幅字。张荫麟内心里也很想得到，但是，始终不好意思开口。后来，他在写给同学的一首诗中表明自己的心迹：“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原来，从当初课堂上以沉默回应梁启超到后来不求墨宝，张荫麟自始至终都不想戴上“攀附权威”的帽子。

1929年，张荫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公费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提前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1935年暑假，张荫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编撰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

然而，天妒英才，博才张荫麟不幸早逝。在撰写《中国史纲》的两年内，张荫麟生活极不规律，常常因为写文章几天几夜不睡觉，直到文章完成后，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结果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罹患严重肾脏炎。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世，年仅37岁。弥留之际，他与立在病床前的诸位学生逐一握别，口诵《庄子·秋水篇》，慢慢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熊十力与这位小自己整整20岁的年轻学者相识，是在1942年，当时他就对这位年轻人的学识十分赞赏。张荫麟的早逝，令他非常震惊和惋惜。1943年元旦，《思想与时代》杂志为悼念张荫麟，特别推出纪念专号，熊十力发表了《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在文章中，熊十力写道：“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又写道：“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

作为前辈学者，熊十力能够对一名青年才俊不吝赞美，固然有张荫麟确实才学过人的原因，但恐怕还在于张荫麟为人处世的风格作派，与熊十力有着某些相通与共鸣。

张荫麟也是一个狂放率真之人，褒扬或者挖苦全凭自己的判断和认识。当时，“清华学派”中的重要人物都对鲁迅没有什么好感，斥之为“匪徒”“文丐”，可是，作为“清华学派”中的一员，张荫麟不为别人所左右，根据自己的判断，写出了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

1923年，冰心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前后，20多岁的冰心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从此名满中国文坛。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了《冰心全集》三卷本(小说、散文、诗歌各一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部作家全集。

冰心的这些成就在当时是令无数人仰慕的，可是，张荫麟在《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中，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意为‘感性垃圾’)”，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左右”。

胡适撰写的《白话文学史》(上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名著，可是，张荫麟却能指出其中定义混乱、去取多由主观的毛病，并且逐一举证，言之凿凿，叫人不得不服。

郭沫若翻译歌德的长诗《浮士德》，由于出版社催稿很急，郭沫若急于脱稿。结果，书印出后，张荫麟毫不留情地指出，书中“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并择要纠正。

不过，张荫麟虽然批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有诸多毛病，却能敏感地发现此书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证的优点。虽然对郭沫若的德文水平很是看不起，却能客观地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能够“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实在是一项“重大贡献”。

不可否认，张荫麟这样的一种治学和处事风格，与熊十力曾经的作为非常相似。有一年，熊十力住在武汉，听说有个大仟法师设坛讲学，而且派头十足，要求听课的人都要行磕头礼。熊十力便抽空去会他，结果，通过对几个问题的交流，他发现这个大仟法师完全是个“水货”，并当面毫不客气地说：“你好大胆！许多东西你自己都没有搞明白，竟然敢四处讲学！”训得大仟法师面红耳赤，第二天赶紧卷起铺盖偷偷闪人。

或许，在写作《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这篇文章的时候，熊十力眼前闪现的正是当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