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熊子真潜心编辑《日知会志》的时候，时局突然变化，所有编辑工作随即停顿。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事情还得从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当上总统之职说起。1912年2月，清帝逊位，南方独立各省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

作为一个老奸巨猾的政客，袁世凯为了赢得人心，进行了一些颇具欺骗性的政治表演。为了麻痹同盟会，他大力安抚拉拢同盟会会员，包括农林、工商、司法、教育等部长在内的内阁成员半数是同盟会会员。1912年8~9月间，袁世凯还热情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共商国计。8月24日，孙中山应邀到达北京，袁世凯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进行了隆重接待，并答应孙中山提出的修建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还任命其为全国铁路督办。另外，黄兴在北上的途中，袁世凯就颁令授予其陆军上将军衔。黄兴到达北京后，上书辞谢不受。袁世凯又下发批复，盛赞黄兴的革命功绩。

袁世凯不仅向同盟会奉献“政治套餐”，还同时向社会各阶层派发“政治甜点”，支持民主。一时间，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涌现出来。1912年3月，同盟会被宣布为公开政党，8月被改组为国民党。康有为等立宪派也相继成立了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各种报纸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据统计，至1913年7月，全国报纸总数达5000种，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最多，有50余种；上海次之，有40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35种和30种。不仅拥袁的报刊，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

不过，熊子真对袁世凯却始终没有什么好感，甚至还有着天然的反感。

有一天，熊子真正在编辑部忙碌，好友胡瑛找上门来，说：“子真啊，我看这北京的袁大总统还不错，现在正在搞国会选举，你我兄弟曾为革命殚精竭虑，不如我们俩结伴同行，北上参加选举，到国会去争取个席位。”

“我是不会去的，你最好也别去。近来，袁世凯对我们同盟会的一些做法，我总感觉有些热情过度，恐怕不怎么靠谱。”熊子真冷静地说。

胡瑛还想劝，熊子真一直坚持自己的判断。最后，胡瑛说：“既然你意已决，我也就不多说了，我只得随其他同志北上了。”

熊子真握了握胡瑛的手，说：“老弟，也只能如此了。祝你一路顺风！”

第二天，胡瑛果真走了，熊子真没有去送行。

实事证明，熊子真对袁世凯的判断是正确的。

1913年2月，袁世凯根据《临时约法》，进行国会选举，结果，国民党在两院870个席位中，占有392席，共和党175席，统一党、民主党各24席，其他席位为跨党者和无所属者。国民党成为最大赢家，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

可是，对于袁世凯来说，这种结果自然不是可喜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总统权力将会受到巨大制约。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遭到暗杀。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暗杀行动的幕后主使就是袁世凯。

为了给“宋案”讨一个公道，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立即回国，在上海召开会议，主张进行“二次革命”，武力逼袁下台。但是，当时国民党内部存在巨大分歧，以黄兴为代表的一部分领导人倾向于使用和平手段，在不破坏《临时约法》的框架内，以法律的方式同袁世凯抗争。

4月26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又绕过国会，进行“善后大借款”，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丧权辱国的借款合约，用国家的盐务管理权作抵押，借款2500万英镑。这举动进一步激起了国民党的强烈不满。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借款。

6月，袁世凯下令免除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人都督职务，并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7月12日，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通电讨袁，孙中山主张的“二次革命”爆发，随后江苏、安徽、上海、湖南、福建、四川、广东等地都宣布独立，浙江、云南则保持中立。

“二次革命”爆发后，熊子真响应孙中山号召，坚定地站在讨袁阵营一边，以笔为枪，撰写讨袁檄文。身处武汉的他写信给远在天津的《庸言》编辑吴贯因，申述讨袁志向。在信中，他写道：“今之执政，不学无术，私心独断，以逆流为治，以武力剥削为能，欲玩天下于掌上，其祸败可立矣。”对袁世凯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但是，“二次革命”的行动者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武装行动竟然遭到了国内许多人的反对。有人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争夺权力，甚至有人还说他们以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称作革命。而且，那些已经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国民党员们，大多也不支持搞什么“二次革命”。

相比之下，袁世凯则赢得了国内多数人的拥护，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二次革命”的电文。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当时人心普遍思安，不想再起战端；另一方面，是袁世凯的政治秀取得了成效，麻痹了广大民众。

所以，在战争双方的实力完全失衡的情况下，武装交手仅仅持续了两个月时间，“二次革命”便宣告失败，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遭到袁世凯通缉，相继逃亡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后，熊子真虽然没有受到什么牵连，但是经此变故，他认为再没有必要待在湖北都督府，便申请脱去军装，退伍回乡。其实，以当时世俗眼光看，这个决定并不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决定，因为一旦离开都督府，就等于是放弃了仕途。

可是，熊子真所做的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义无反顾的，因为他发现，其实有另外一种活动比做都督府的参谋，可能更有意思。这种活动，就是学术研究。

是的，在这一年里，除了关注政治之外，熊子真还潜心学术，写出了《证人学会启》《答何自新书》《健庵随笔》(两则)和《翊经录绪言》等一组很有分量的文章，先后发表在天津的《庸言》上，署名为“黄冈熊升恒”或“黄冈熊升恒子真”。

很快，熊子真的退伍申请得到批准。在领到一笔还算丰厚的退伍安置费共计三千银元后，熊子真离开武汉，直奔江西德安。

在德安，家里的人都过得还好吗？

显然，此时的熊子真已然归心似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