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熊子真等革命同志期盼已久的武昌起义终于爆发。

早在5月份，湘、鄂、粤、川等省人民掀起保路运动，四川最为激烈，清政府派出大臣端方抽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大为减弱。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武装起义的绝好机会，决定于10月6日举事，后因故延后到16日。大家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仲文为总理。

不料，10月9日，在汉口俄租界的一个秘密据点，孙武等人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武装起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搜捕革命党人，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蒋翊武被迫离开武昌，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被捕遇难。情况万分危急，革命党决定起义提前到10月9日晚12时。但是，当晚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联络，计划再度泡汤。不过，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约定，在10月10日晚动手，以枪声为号。这天晚上，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因为拒绝按规定上缴子弹，而与上级军官发生冲突，打响了第一枪。各标营闻声而动，推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迅速夺取楚望台军械所，缴获大量军火。随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纷率众起义，并迅速向楚望台集结，一时间起义人数达三千多人。湖广总督瑞澄从督署破墙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尽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也分别于11日夜和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

可惜的是，当时熊子真不在武昌，与首义之功失之交臂。但是，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很快应者云集，这种局面的形成，得益于吴禄贞的“抬营主义”，得益于刘静庵扎实的士兵宣传工作，而熊子真则是这宣传工作的马前卒。

熊子真虽然没有参加武昌起义，但是，他全程参与了光复黄州的行动。

武昌首义成功后，10月15日，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黄楚楠、李长庚、刘子通等八人来到黄州府，与黄州的革命党人联络，准备策动黄防营起义。当时，作为骨干力量，熊子真担任秘书，参与了计划的讨论和制定。按照计划部署，18日夜半，黄防营的革命党人火烧黄州城内的河东书院，参加起义的士兵以火为号，鸣枪示威，冲出大营，成功驱逐了黄州官吏，在黄防营成立鄂东军政分部，执掌黄州府及黄冈县军政大权。

黄州光复后，熊子真随即跟随起义部队回师省城武汉，凭着出众才华，被任命为都督府参谋。

那是一段快意人生的日子。首义终于成功，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熊子真踌躇满志，决心为建设新的国家而贡献毕生力量。

12月的一天，熊子真与吴昆、刘子通、李四光等黄冈同乡，聚会于武昌雄楚楼，共庆首义成功。这吴、刘、李三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革命党人。

吴昆曾任同盟会本部评议员兼《民报》干事、同盟会辽东支部负责人，在协助黄兴和宋教仁创办《民报》、发动和组织长江流域及东三省反清革命过程中，做出过突出贡献，因此在同盟会内有“鄂籍会员四杰之一”的称誉。

刘子通1905年赴日本留学，攻读心理学，并首批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回国，任成都铁道学堂教习，因组织成都学生请愿，遭到四川总督赵尔巽通缉，化装潜回武昌，后参加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6日，受湖北军政府派遣回到黄州府，策动清军黄防营起义，驱逐黄州知府、知县。黄州光复后，刘子通任鄂东军政支部政务科长兼交际。

李四光1904年5月赴日本留学，读大阪高工船用机关科，并加入中国同盟会，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会员；1910年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

这一天，熊子真他们四人聚会所选的地点也非等闲之地。雄楚楼与南楼、烟波楼是武昌赫赫有名的“三大名楼”。相传明万历年初(1573年)，都御使赵贤在城墙上修了一座二层八角楼，雕梁画栋，此楼因雄踞在高大城墙之上，可以“远眺荆楚大地”，因此取名“雄楚楼”。站在雄楚楼上，极目楚天舒，熊子真等四人兴致极高，要来文房四宝，依次挥毫泼墨，抒发胸臆。

最先写的是吴昆。他写道：“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这是李白的七言绝句《山中问答》，诗意淡远。

接着，刘子通写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这是发挥老子功成身退的古训，似乎在表达一种急流勇退思想。

李四光写得很简短，就四个字：“雄视三楚。”字不多，却极有气势。

最后，熊子真写下八个苍劲大字，众人看后，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豪气贯透纸背。原来，熊子真选了佛经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佛教徒们用来盛赞佛祖释迦牟尼的。熊子真可不管什么佛祖不佛祖，大胆地拿来自用。那八个大字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看得出来，熊子真在写下这八个大字的时候，是何等的自信与自负，其狂放不羁之情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