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子真怀着仰慕之情，真的走近了何焜阁，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何焜阁何止是一个乡间教书先生，他其实是一位从北京回到黄冈的维新分子。

原来，1895年(乙未年)春，清廷举行全国性大考，全国各地的举人都汇聚北京，参加乙未科进士会试，黄冈举人何焜阁便是其中之一。那时候，通讯不发达，不像一百多年后，成绩单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传输。那时，公布成绩都是在墙上贴一张榜，参加考试的人自己去看结果，如果榜上有名，就等于是考取了，叫作“金榜题名”。如果榜上没名，那就是没戏，叫“名落孙山”，等于白来京城一趟，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等待发榜对于所有考生来说，都是很煎熬的一段时光。

这一年，正当所有考生都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个更让人煎熬的消息传来——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顿时，一千二百多名考生在煎熬叠加之下，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

事情还得从1894年说起。这年，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2亿两。1895年春，消息突然传来，等待发榜的考生们群情激愤，台湾考生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广东考生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来自十八个省份的考生积极响应，一千二百多人参与签名。当然，何焜阁也是签名者之一。5月2日，由康有为、梁启超两人带领，考生们与数千群众聚集到“都察院”门前，请求予以代奏。

这一事件史称“公车上书”，它直接催生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可惜的是，这次变法最终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从**拖起来，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光绪皇帝是维新派的总后台，他一倒台，“戊戌变法”即宣告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遭到通缉而流亡海外；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所有新政措施，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从6月11日至9月21日，戊戌政变仅仅进行了一百零三天，所以史称“百日维新”。

何焜阁是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拥趸。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从北京潜回黄冈，以办学授徒为业。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何焜阁有意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讲给自己的弟子们听，传递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社会改良思想，熊子真便是其中听得最认真的一个。

但凡青少年，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容易热血沸腾。熊子真也不例外，尤其是从何焜阁那里读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后，便产生了强烈的关心国政时局的冲动。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进取精神，寄托了梁启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文章中写道：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的风行，使得“少年”在清末社会里变成了一种时尚的革命名词，追求进步的年轻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之少年”或“新中国之少年”自称。

这些闪耀着光辉的进步思想，对乡间少年熊十力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如同一个习武之人经高人指点，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

其实，此时此刻的何自新和王汉比熊子真的思想还要走得更远。他们对当时社会上秘密流行的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偷偷搜集了一大批革命书籍进行研读，并且，还带上了小兄弟熊子真。

结果，熊子真的思想也迅速发生变化。有天晚上，熊仲甫走进熊子真的房间，看见书桌上一块硬纸牌，上面工工整整地写有两行楷书，正是北宋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熊子真坐在桌前，默不作声。

“想什么呢？”熊仲甫问。

熊子真抬起头，面色凝重地说：“哥，我在想，我们一直奉若经典的六经诸子究竟有没有用？中国百姓受六经诸子的教导千百年了，可是我们不是变得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弱得打不过英法的坚船利炮，甚至弱得打不过蕞尔小国日本。依我看，什么六经诸子，都是粪土一样的东西，实在无用得很。”说到激动处，熊子真顺手把两部古书扔在地上，骂声不绝。

熊仲甫并没有制止弟弟的过激举动，默默地弯腰捡起地上的书，掸了掸尘土，重新摆放在书桌上，拍了拍弟弟的肩膀，然后，缓缓地走了出去。

是的，此时此刻，熊仲甫实在无话可说。这一年，熊子真已经18岁。

18岁，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龄，是一个喜欢模仿偶像的年龄，也是一个有了想法马上就能见行动的年龄。18岁的熊子真在了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思想之后，忽然就产生了一种异常强烈的冲动：迫切地想走出张家湾，到外面的世界去走一走，看一看，去联络天下有志之士，开创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新世界。

1902年9月的一天，熊子真再也按捺不住这种冲动，索性跑去与何自新、王汉说出了心中的想法。令人兴奋的是，他的想法竟然引起了何自新和王汉的强烈共鸣。三人一合计，决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到省城武汉去闯一闯。

然而，大哥熊仲甫那里该怎么说呢？

长兄如父，这么多年，大哥一直关心、爱护着自己，一旦就此离开，熊子真的心里还真有些不忍。

“哥，我今年都18岁了，我想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熊子真开口了。

熊仲甫有些诧异，问：“三弟，怎么突然想到要出去？是家里不好吗？”

“不是的。”熊子真说，“男儿志在四方，小家虽好，怎比宇宙苍穹。荀子有云：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熊仲甫听后，不作声，自顾埋头吃饭。

熊子真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如果大哥坚决不同意他走的话，他还真不知道如何说服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