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大哥熊仲甫是个很有见识的人。

自从弟弟熊子真被教馆除名以后，他就一直在想方设法让聪明的弟弟不至于耽误学习。他深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于是，每到农闲时节，他就会带着弟弟走出张家湾，去拜会四里八乡的读书人，借以开阔熊子真的眼界。

在来来往往的拜访中，日子过得飞快，熊子真也深感获益匪浅。有一天，在拜访一位老秀才时，兄弟俩无意中看见主人家书桌上有一副长联：

孙吴周瑜，赵宋东坡，即才子，即英雄，今君又重来，千古应传三赤壁

清国状元，明朝故旧，一忠臣，一义士，看我居何等，二公空负两黄冈

熊子真一见此联，深感用典精妙，气势磅礴，胸臆阔达，不禁连声叫好。老秀才笑了，对熊仲甫说：“令弟好眼光啊！想不想见见此联的作者？”

没等哥哥熊仲甫搭话，熊子真抢着说：“当然想！当然想！此人乃吾师也！”

几天后，在老秀才的引荐下，熊子真见到了对联的作者何自新，从此，他与此人建立了十多年的生死交情。

何自新，又名见田，字季达，黄冈何家上湾人，比熊子真年长五岁，性情豪爽，为人仗义，与熊仲甫、熊子真兄弟一见如故，尤其对熊子真，更是喜欢得不得了。不久，何自新又介绍熊家兄弟认识了湖北蕲水人王汉。王汉比熊子真年长两岁，其父、兄、姐夫都是闻名乡里的文士。王汉受家庭影响，自幼学习经史，旧学扎实。由于志趣相投，熊仲甫、熊子真与何自新、王汉结成了莫逆之交，都以兄弟相称。

在何自新和王汉等人的影响下，熊子真大量阅读了王夫之、顾炎武等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成为了王、顾的忠实“粉丝”。

熊子真喜欢王夫之的著作，是从喜欢王夫之这个人开始的，因为王夫之是个超级牛人，很有脾气。王夫之生于1619年(明朝万历四十七年)，在父亲王朝聘、兄长王介之的教育影响下，从小阅读了大量儒家经典，喜欢关注时局，对不懂的事情尤其喜欢刨根问底地探究。14岁那年，他考中秀才；23岁，与兄长一同考中举人。

1643年(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的军队攻克衡阳，听说张氏兄弟才华横溢，打算把他们招到麾下一同“革命”。王夫之岂肯与“杀人魔王”张献忠为伍？便与哥哥一起躲了起来。第二年，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自杀。王夫之听到这个消息后，绝食数日，并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悲愤诗·一百韵》。

1646年(清朝顺治三年)，清兵大举南下，进逼两湖地区。王夫之为了组织力量抗击清军，只身一人远赴湘阴，向南明小朝廷的监军、湖广巡抚章旷献计，提出调和南北督军的矛盾，并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的主张，可惜未被采纳。

两年后的1648年(顺治五年)，王夫之与管嗣裘、僧性翰等人一起，在衡山组织武装力量，抗击清军，最终失败。后来，他担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看不惯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等人贪赃枉法，曾连续三次上疏弹劾，结果细胳膊拧不过大腿，自己反被下了大狱，幸亏高一功仗义营救，才逃过一劫。

1651年(顺治八年)，王夫之回到原籍。这时，周围的人都响应清廷号召，剃了头，扎起了发辫。王夫之誓不剃发，遭到清廷通缉。于是，他隐姓埋名，四处隐藏，最后定居在衡州府衡阳县金兰乡，著书立说。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王夫之病逝于石船山下的草堂内，享年74岁。

王夫之这种为了事业和理想，不为利禄所诱，不惧权势所压，历尽千辛万苦，矢志不渝的高尚气节，深深地感染着熊子真。正所谓崇拜一个人的思想往往是从敬仰一个人的品德开始的。王夫之的高尚气节进一步激发了熊子真对其哲学思想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熊子真对顾炎武的喜爱指数同样是超高的。

顾炎武也是个超级牛人，生于1613年7月15日(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名绛，字忠清，明朝灭亡后改名炎武，江苏昆山人，号亭林，后人尊称他为亭林先生。在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毁家纾难，武装抗清，事败后奔走于大江南北，联络有志之士，始终不向清廷屈服。他写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总结明亡教训，矫正宋明理学空疏之弊，开清代朴学实学之风。

顾炎武少年时就是个学霸，10岁的时候就跟着祖父阅读《资治通鉴》。他每天给自己规定相应的篇数，不仅读完还要背诵，整整坚持了三年，终于将这部巨著读完。长大后，顾炎武有个很奇葩的习惯，每次外出游历，都要让人牵着许多马和骡子跟着。如果以为这些马和骡子是他的坐骑，那就大错特错。原来，这些马和骡子专门替顾炎武驮书，以便他一路上随时取阅，相当于他的私人流动图书馆。想想看，如果现在哪个人出外旅行，身后带一卡车专门装载着他要读的书，是不是很拉风？

顾炎武外出游历也不是走马观花似的瞎转，而是很有目的的“学术考察”。每次到了一个地方，他就会向附近的居民打听当地的地形、风俗等情况，并逐一记录下来。他还四处搜集农田、水利、交通等方面的书籍，一边阅读，一边校正。正是凭借这种精神，顾炎武完成了长达120卷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对于顾炎武的这种治学精神，熊子真敬佩不已，视之为偶像。

明朝灭亡，清朝刚刚建立。顾炎武认为明朝灭亡仅仅是换了一个皇帝，叫作“亡国”，但是，清朝的统治是要更换原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则叫作“亡天下”。所以，他号召人们不必为某个皇室的兴亡而战斗，要为民族的存亡而战斗。他还大胆怀疑君权，认为“君”并不是封建帝王的专称，并提出了“众治”的主张，即“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他的这些思想均具有早期民主启蒙色彩。

对于顾炎武这一思想，熊子真深以为然，觉得简直就是说到人的心坎儿里去了，因而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过王汉，熊仲甫、熊子真还结识了另外一位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对熊子真的人生历程产生了关键的影响，他就是王汉的姐夫何焜阁，是一名举人，同时也是一位教书先生。

有一天，熊子真到王汉家串门。听说王汉姐夫是位博学之士，就迫切地想见上一面。王汉见熊子真心意诚恳，非常乐意做个介绍人，便把熊子真带到了姐夫家。

“姐夫，这是我的兄弟，叫熊子真，很好学，想拜你为师。”王汉向姐夫何焜阁介绍着。

熊子真当然不是那种缩手缩脚的人，他落落大方地面对何焜阁深施一礼，说：“久闻何先生学富五车，子真不才，愿拜何先生为师。”

何焜阁呵呵一笑，点点头，说：“行啊，既然是我内弟的朋友，就不必见外了。往后，你如有空，就过来吧，随王汉他们一起听听我的课。”

得到应允，熊子真十分高兴，连连称谢。

那天，在何焜阁的书房里，熊子真还意外地发现了一部很新鲜奇特的书，不同于他以往阅读过的任何一部经史子集。这部书，就是《格物启蒙》。

1900年以前，我国在翻译西方物理学著作的时候，不是采用“物理学”这个译法，而是翻译为“格物学”或“格致学”。比如《格物启蒙》这部书，就是在1879年由美国人林乐知将罗斯古编写的一本物理书翻译而成的，其中第二卷为格物学；《格物测算》是1883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一本物理书；1886年有译著《格致小引》；1889年又有《格物入门》等。洋务运动时期，新设的二十多所洋务学堂都开设了自然科学的课程，也创办有《格致汇编》等杂志，虽然没有形成气候，构建为一个新的学科，但打开了“格致学”扎根中国的通道。

何焜阁的书房里有大量的“格致学”方面的书籍，其中就有《格物启蒙》。熊子真看到这部书后，顿时被其中新奇的物理知识所吸引，爱不释手。

“你既然喜欢，就拿去读一读吧。”何焜阁大度地说。

熊子真实在是太高兴了，这次到王汉家做客竟然有这么大的收获，既拜了师傅，还得到了一部好书。

回到家里，熊子真急不可耐地翻开《格物启蒙》，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正是通过这次阅读，熊子真深切地感到，西方技术的先进和中国科技的落后，对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也有了全面的了解。

那么，作为乡间的一个教书先生，何焜阁又怎么会有大量的《格物启蒙》这类西学书籍呢？他究竟是什么人？

少年熊子真打心眼里想与何焜阁走得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