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文之路
对于上海这座给了张爱玲诸般滋味的城市，她总抱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喜爱。仿佛它是上学时隔壁班那个面容冷峻的帅气男生，必须和他保持一定距离，不被他发现，才能安心地享受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思念和欢喜。倘若他突然主动望向自己，自己却只能慌张地躲避，只因无力承受这份过于甜蜜的注视。
然而，从香港回来后的张爱玲虽然在行事上依旧小心，却不再慌张怯懦。这几年的种种经历和积累，让她确信自己已经可以与任何人对视。她不再害怕别人的议论，她能受得起任何人的注视——哪怕是一座城。
回到上海后，张爱玲住在姑姑家。彼时，张爱玲的母亲出国去了新加坡，而她和父亲早已断了联系，更未想过有一天能冰释前嫌——至少不是现在。姑姑和张爱玲的母亲一样，是个新式女性，她在和哥哥因为张爱玲的问题分家后，便自食其力，成为了时髦的“职业女性”，供职于一家“外资企业”。姑姑的坚强与自立对张爱玲影响深远，因此在报考圣约翰大学未果后，张爱玲便开始了正式的卖文生涯。
说来有趣，这位即将用超凡文采征服整个上海文坛的传奇女子，报考圣约翰大学未果的原因竟然是国文未及格。她还被要求参加国文补习班，不知这究竟是对张爱玲文学造诣的揶揄，还是对圣约翰大学鉴赏能力的讽刺。倒是张爱玲的挚友炎樱顺利考入，还成为校方指派的“学生长”。炎樱对此颇为自得，但她的风光很快便被“不幸”的张爱玲抢去了。
在港大苦学英文的张爱玲此时已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文章，她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英文写作水平，便投稿到英文月刊The 20th Century——这是一本面向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的综合性刊物，里面的内容包括时事报道、旅游攻略、书评影评，等等。张爱玲初次投稿的内容则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此文洋洋洒洒近万字，还附有张爱玲亲手绘制的12幅发型服饰插图，很快便被采用了。初次投稿即被采用让张爱玲信心大增，紧接着，酷爱电影的她又接连在该报发表了多篇影评，统统大受欢迎。
为什么那些老外喜欢看一个中国女人写的文章呢？该报的主编梅涅特这样分析道：“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
梅涅特的分析十分精准，张爱玲的成名正是得益于对自己民族的深邃好奇。同样是写发型服饰，写书评影评，写生活中的种种琐事杂感，很多青年作者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私人写作”的泥沼，沉浸在对自身记忆与感受的“鉴赏”中无法自拔，忘记留一只眼睛看世界，看众生，看历史。因此，他们的文章比之张爱玲，少的远不止是文辞上的华丽与奇诡。所以，梅涅特不吝赞美地称张爱玲是“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当然，梅涅特不是赛珍珠，他无力将张爱玲像林语堂一样推广到西方世界，否则以张爱玲“比林语堂更出风头”的志向，她是否会走上全职英文写作的道路也未可知。
卖“洋文”卖出名堂后，张爱玲抽空整理了两段在港岛时期的见闻，写成了两部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相比那些介绍性的英文文章，这些可以让她恣意编织构建的中文小说，给了她更畅快的创作体验。张爱玲渐渐发现：在西方世界扬名的“林语堂梦”并不适合自己，她更愿意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市井生活，一锹一铲地从中掘出国人的善与恶、妄与诚。
两部书稿完成后，张爱玲没有像那些急于成名却又苦无门路的青年作家一样四处投稿碰运气，她对自己的中文文章尚没有主动拿去投稿的自信。于是，张爱玲便托母亲这边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去拜访了他的好友周瘦鹃。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他成名颇早，虽不受新文学作家待见，但却是上海文坛响当当的人物。彼时，他在上海任多家报刊的编辑，张爱玲找他算是找对人了。
由于受老友所托，来者又出身名门，所以周瘦鹃并未敷衍了事。张爱玲与之寒暄一阵后便奉上书稿，周瘦鹃当即捧起研读。初见小说的名字，周瘦鹃便赞许地点了点头：当时青年作家多崇洋厌古，哪里会用《沉香屑》这种明显代表传统小说的“落伍”书名。对张爱玲这种“甘于落伍”的创作态度，周瘦鹃很是欣赏。读了正文，周瘦鹃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竟有这份深沉的目光、老辣的笔触；喜的是，对西方文学浸**不浅的周瘦鹃发现张爱玲并非仅仅是一位传统小说作者，她在创作上明显吸收了西方文学的精华，他甚至觉得张爱玲的这两部小说已经可以与毛姆比肩。此时回忆起书名《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那个不起眼的西方标点“冒号”，周瘦鹃才发现：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年轻女子，竟是一位“中西合璧”的文学天才！
周瘦鹃当即拍板：这两部小说分别作为《紫罗兰》杂志复刊后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主打作品。周瘦鹃一生偏爱紫罗兰，他的住处就叫紫罗兰庵，他的笔名也是紫罗兰庵主人。《紫罗兰》杂志是周瘦鹃于1922年创办的，后因故停办多年，于1943年5月复刊。所以，这份杂志对他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他能将张爱玲的两部小说分别作为该杂志复刊前两期的主打作品，绝不仅仅是因为友人的嘱托。
周瘦鹃的赏识让张爱玲受宠若惊，她原意只是让文学前辈指导一下文章，能提供一些投稿渠道自然更好，没想到他居然直接将自己的文章作为《紫罗兰》复刊的主打作品。其实，在文学主张上，张爱玲对鸳鸯蝴蝶派的态度是较为暧昧的，就像她虽然极度推崇鸳鸯蝴蝶派另一位代表作家张恨水的作品，但她却直言：“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不过，周瘦鹃的赏识还是让她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增加了不少信心。
为了表达对周瘦鹃的感谢，张爱玲将他请到姑姑的公寓喝下午茶，公寓里精巧的布局、典雅的陈设，以及让人赞不绝口的点心都给周瘦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那两期《紫罗兰》的编辑例言中还专门叙述了此事，丝毫不避讳自己对张爱玲文学水平及生活品味的欣赏。
自此，张爱玲对自己能否以卖文为生，再没有怀疑。
横空出世
虽然周瘦鹃对张爱玲推崇有加，但张爱玲的“二炉”推出后却并未达到她预期的热度，这兴许和《紫罗兰》杂志的“格调”不高有关。《紫罗兰》虽然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但这种欢迎总被罩上一层“恶俗”和“封建余孽”的外衣，颇不受当时沦陷区的主流文艺圈待见。从这点来说，《紫罗兰》虽是高调复刊，却在时代背景下明显势颓，出版18期后便再次停刊。
初次投稿的“阵地”似乎并未选对，但张爱玲的才气很快便跨越了文学派别之间的鸿沟，吸引了新文学圈子的目光。那天，《万象》主编柯灵“奇迹似的发现了”《紫罗兰》上刊载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他的惊奇或多或少是因为：如此深刻而出色的文章居然出现在鸳鸯蝴蝶派杂志上。这也使得他虽然极爱张爱玲之才，却由于大气候下的“门户之见”，始终不愿主动找张爱玲约稿。
不过，让柯灵惊喜的是，张爱玲主动带着书稿找到了《万象》的编辑部，这让柯灵“喜出望外”。
原来，在《紫罗兰》证明了自己的创作水平后，张爱玲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写出许多佳作，但由于作品风格与《紫罗兰》相去甚远，她便鼓起勇气向几家著名杂志投稿。相比上次的熟人牵线，这次编辑与作者的见面显得纯粹得多，柯灵与张爱玲相谈甚欢，当即拍板将这部名为《心经》的小说登载在8月的《万象》上。从这之后，直到1944年6月张爱玲和《万象》老板平襟亚因为稿费问题而交恶，《万象》每期上几乎都有张爱玲的文章连载。《心经》《琉璃瓦》《连环套》均是首刊在《万象》上。
几乎与《心经》被刊载在《万象》上同时，张爱玲的另一部小说《茉莉香片》也在《杂志》上登了出来，这昭示着张爱玲在上海大红大紫的日子正式来临了。
从《紫罗兰》到《万象》再到《杂志》，张爱玲的投稿并非胡乱撒网，她的选择大体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刊物气质与自身脾性的契合度。《紫罗兰》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并非张爱玲的最爱，《万象》代表的严肃新文学又相对制约了她灵动的才气，而集齐了洛川、谷正魁、章羽等当时一大批颇有才情的作家的《杂志》则显得更符合张爱玲的口味。
二是刊物对自己成名的助益度。《紫罗兰》势颓且难被主流文学圈认可，虽然周瘦鹃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但她的文学趣味和生存危机决定她无意帮鸳鸯蝴蝶派东山再起；《万象》编辑柯灵虽然赏识张爱玲的文采，但他是“有严重意识形态倾向”的编辑，他将《万象》视为战斗阵地，而不是单纯的文学杂志。从这点出发，他更看重傅雷、夏丏尊、叶绍钧、沈从文等新文学作家的投稿，因此，《万象》自然无心将张爱玲作为自己的“主打明星”。而背景颇深的《杂志》则不惜血本力捧张爱玲，自1943年7月起，《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不仅如此，《杂志》还极有前瞻性地采用了现代媒体包装畅销作家的种种手段：召开以张爱玲为首的“女作家聚谈会”、对张爱玲的种种活动进行追踪报道、为读者热心解答有关张爱玲的种种问题……《杂志》的目标很明确：将张爱玲从旗下的普通作家中抽离出来，作为一个“时尚符号”和“文化热点”进行全力打造。为此，《杂志》还充分挖掘张爱玲的照片、书信和隐私里的价值，为读者建立起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张爱玲形象”。一时间，上海人皆视“读张”为时尚。这在当时身为沦陷区，人心惶惶的上海，实在是一件稀罕事。
凡此种种，张爱玲便将自己的投稿重点最终放在了《杂志》上。《倾城之恋》《金锁记》《花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最受“张迷”欢迎的得意作品都发表在《杂志》上。《紫罗兰》是张爱玲的出道平台，《杂志》则是张爱玲的成名福地。
小说成名后，张爱玲又捡起了散文这项手艺，她先后给《古今》和《天地》投稿，亦获得不俗反响。《天地》的主编是张爱玲的文友兼好友苏青，苏青自然乐得将“闺蜜”作为自己的王牌，所以，在一期《天地》上有时甚至可以看见三四次张爱玲的名字。
自此，张爱玲不仅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更是几乎“一步登天”。从1943年5月在《紫罗兰》发表文章算起，到她11月彻底攻占上海各大报刊杂志，仅仅只用了半年时间。也许时下我们早已见惯了一夜成名，对张爱玲这半年的成名之路并不感冒，但真正让我们惊异的不是她用这半年积聚了多少名声和财富，而是她写出了多少流传至今的文章：《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琉璃瓦》《金锁记》《封锁》……这些居然都是在半年光景里完成的！
更让人惊异的是，在那个政治背景复杂，各方斗争不断的年代，在上海沦陷区这个特殊的地域，政治倾向、文学趣味各异的大小文学圈子居然无一例外地接受了张爱玲。热衷鸳鸯蝴蝶派言情的《紫罗兰》、坚守新文学阵地的《万象》、尝试“纯文艺”路线的《杂志》、推崇幽默闲适的《古今》……他们一致对张爱玲推崇有加。这在文学史上即使不是孤例，也算得上十年一遇了。从这点来说，“出名要趁早”既是张爱玲年轻心性的率真愿景，也是她无匹才气的注定命运。
在淡忘童年阴影，第一次心平气和地评价上海时，张爱玲说道：“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也许，张爱玲就是这种“奇异的智慧”的一次概率小到近乎奇迹的完美结晶。
当然，也有人对张爱玲的这场年少成名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张爱玲若是晚些成名，或者慢些成名，也许将来的境遇就不会那么坎坷，我们也能欣赏到张爱玲更多更好的作品。对此，持“出名要趁早”论的人自然是不屑的，两者争执不下，我们也难断优劣。不妨来听听张梅女士的评述吧，也许对张爱玲来说，成名的早晚与快慢，从来就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他（柯灵）曾劝张爱玲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舞，文章不如待海晏河清后再刊行。而张爱玲偏就只能盛放于时代的夹缝里、文明的荒原上。”
海上传奇
张爱玲似一枝泥沼中蓦然盛开的清花，给气息芜杂的上海文坛带来一阵沁人心脾的呼吸。这也是上海各个文学圈子都对她青眼有加的原因之一。当然，立场决定态度，每个人都关注她的才华，但不是每个人都关心她的未来。文化商人看重的是利益，是“张爱玲”这块摇钱招牌，汪伪政府需要的是文学明星，需要她转移注意、消解矛盾、粉饰太平，只有真正的进步文人才怜惜她的才华，为她的迅速成名亦喜亦忧。
深谙世事的柯灵将当时清浊难分的上海喻作“万牲园”，荒诞而危险。《杂志》对她的全力包装，汪伪文人对她的恣意吹捧，都是藏匿着无数陷阱的花丛，一不留神就会让她倾覆其中。许多隐居上海的文学前辈也很关切张爱玲的成长，当时一心购藏中华文化典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郑振铎也破天荒地托柯灵给张爱玲带去真诚的建议：不要在各方势力交错的上海到处投稿，一旦民族大节不保，再耀眼的才华也会被世人摒弃。他还具体建议：张爱玲新写的文章可以先交付开明书店保管，开明书店预付稿酬，等局势明朗时再出版。这也是当时委身于开明书店的王统照、王伯祥、徐调孚、周振甫等文学名宿的意见。
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张爱玲此时尚沉浸在成名得利的快乐中，她对纷至沓来的褒奖、批评、建议、警示感到无力分辨，只得依照自己的直觉和喜好来选择，所以她婉拒了柯灵的建议，她决定“趁热打铁”。彼时以文采成名后，张爱玲的家世也被挖了出来，成为上海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更给她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于是她干脆将自己的小说集结成册，以《传奇》为名出版。
1944年8月，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出版了。这本书收集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玻璃瓦》《心经》《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等十篇小说。这本书的装帧和张爱玲的文字一样精致：蓝色封面、黑色隶字，很符合张爱玲的审美趣味。
对这本书的出版，张爱玲显得异常兴奋，她在后来再版的序言里回忆道：“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色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这段交织着才女之灵动和少女之羞赧的独白实在可爱得紧！
是的，张爱玲不关心纷繁复杂的政治，她也不关心自己身处的世界究竟有多险恶，她虽对世事人心有着远异常人的洞察，但她毕竟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所以，面对这个千疮百孔又五颜六色的世界，她在心底更多的不是畏惧与谨慎，而是好奇与急切。所以，她才会发出那段著名的感慨：“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张爱玲的迫切兴许不仅仅出于少年心性的草率，她看不到时代么？她读不懂时局么？当然不是，在上面那段迫切的表白后，她紧跟着冷冷地分析道：“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只是和其他洞穿世态后或选择明哲保身，或选择殊死抵抗的文人不同，张爱玲选择了第三条路：无所顾忌地恣意盛开，盛开在“时代的夹缝”里，盛开在“文明的荒原”上。毕竟，时代太大了，人生太快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关心那些他们关心不来的东西。
《传奇》出版后，的确成了上海众生在挣扎和迷茫间偶然瞥见的一扇美丽的夜蓝色窗子，他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月亮和热闹，还有一个个鲜活的，会哭会笑的人物：葛薇龙、曹七巧、白流苏、川嫦……他们随着书里的人物时哭时笑，仿佛周遭的破败世界也变得鲜活起来。所以，《传奇》的出版使得上海一时洛阳纸贵，首印几千册书四天便宣告售罄，仅过一个月便再版。
对此，张爱玲异常开心，但她并未因此懈怠，她不仅笔耕不辍，还发挥自己的设计才能，开始过问图书的装帧。《传奇》再版的时候，张爱玲“换了炎樱画的封面，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随着《传奇》的热销，张爱玲从“文学新星”一跃成为人们心中的“传奇明星”，读者对张爱玲的喜好、习惯、隐私等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张爱玲自然不会让他们失望，对服饰颇有研究的张爱玲总能以“奇装异服”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增加他们吹牛和调侃的谈资。张爱玲倒不是有意迎合读者，她本来就是个“生活型的作家”，写作只是她谋生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她生活的全部。放下纸笔后，她更关心生活里那些实实在在的事物：衣着、饰品、食物……小时候父亲嗔怪母亲是个“衣架子”，现在她有了条件，自然乐得“步母亲后尘”。
刨去流言的污染与时间的漫漶，客观地说，张爱玲在服饰上的研究是很有建树的。她的散文《更衣记》言简意赅地叙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时装的流变历史，字里行间又不乏对人性和社会风气的针砭刺探，让诸多只懂服饰搭配忌宜的“时尚小姐”望尘莫及。在《更衣记》中，张爱玲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但她在生活中却丝毫不忌惮这一延续千年的传统，她对女性在满清三百余年历史上缺乏多彩的时装感到不满，所以她在生活中似乎要把清人未曾试过的风格和颜色统统尝试个遍。
张爱玲对衣服颜色和款式的挑选是细腻而大胆的，和她的文章一样，她偏爱浓郁且对比强烈的衣饰，将大俗和大雅交织在一起，兀自美丽，任人评说。有人奇她旗袍外面罩短袄，有人讶她穿晚礼服招待闺蜜，有人嗔她穿前清老衣裳仿若寿衣……议论的人越多，她就越有名，她越有名，议论的人就越多。这些舆论虽然并非张爱玲有意引导，但却实实在在地帮她罩上了一层神秘而传奇的光晕，让她在上海一时风光无两。
虽然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已经清楚地体察到“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但她似乎更介意的是：平淡恒常的生活是无趣的。所以，对自己的这场戏剧化成名经历，张爱玲并不感到惶恐和不安。毕竟，谁的人生都逃不离顶峰和低谷，身在顶峰却患得患失，人生岂不再也没有痛快的机会？更何况，张爱玲的志趣哪里会如我们想的这般简单，她愿意在动**时代的夹缝里恣意盛开，却绝不甘愿只盛开在区区一个时代。不妨来读读她在《传奇》序言里对自己的“预言”吧。
“蛮荒世界里得势的女人，其实并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燥烈的大黑眼睛，比男人还刚强，手里一根马鞭子，动不动抽人一下，那不过是城里人需要新刺激，编造出来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去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
风华绝代
张爱玲去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安家的“豪言”并非成名后的狂妄，她确实有这等资本。如果说一个年轻女人只会心耕笔织和搭配衣裳，那她终究还是无趣了点。张爱玲虽然敏感怕生，但她的生活却和“无趣”一点都不沾边。
首先，张爱玲是个自立的女人，自立的女人用自己的手艺养活自己，做什么都比别人有底气一些。虽然她的好友苏青对这种自立不以为然：“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张爱玲坦言自己也能体味出这种自立背后的悲凉，但她终究是欣喜于自己能挣钱这件事的。她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她更惋惜的是，因为幼年没钱，她和母亲的关系也变得不那么温暖：“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所以，卖文为生的日子虽然清苦了些，但张爱玲终究甘之如饴。
《传奇》热卖后，张爱玲的手头宽裕起来，她常邀炎樱一起逛街、买布、自己做衣服。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踏实而安心，渐渐地，她也学会了去菜场买菜，自己动手烹饪。自立带给她的另一件礼物就是对人与事的温情忍耐。她在《童言无忌》里提到自己去菜场买菜时的一个细节：“一个卖菜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若是换作从前的张爱玲，兴许早就嫌恶地松开手狼狈地逃远了吧，要知道小时候学钢琴时，俄国女老师吻她额头，她都要记着位置，过后偷偷擦去呢。但她却在如今自立的生活中渐渐“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其次，张爱玲是个兴趣丰富的女人：音乐、舞蹈、电影、拍照都是她的兴致所在。有了文字打下的物质和审美基础，使得她可以安心且畅快地逞游在这些纷繁的爱好中。
音乐是张爱玲自幼便熟悉的“小伙伴”，只是那时的她更多地将它视为“迂板的大哥哥”，总给自己带来无聊和压抑。回忆一下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中的那个场景吧：父亲为八岁的女儿过生日，女儿吹灭蜡烛后，父亲却拉住她要切蛋糕的手：“别忙，你先弹个琴给我们听，再给你吃。”于是女儿只得乖乖地去给父亲和他的客人弹琴助兴。张爱玲的母亲和故事里的父亲一样，并不真心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成为了不得的钢琴家，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通过这高雅的消遣变得淑女一些——当然，自己待客时也更有面子。
也许是童年学琴的经历让她苦闷，所以她在《谈音乐》的开篇即坦言：“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
张爱玲真的不喜欢音乐么？未必吧，还记得她在《天才梦》里的独白么：“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她更是发下宏愿：“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所以，《谈音乐》开头一棍子将音乐打死后，张爱玲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渐渐消退对旧事的怨念，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音符的敏感与亲昵。
在谈到对乐器的好恶时，她说：“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在谈到音乐风格时，她说：“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嚎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在谈到异域音乐时，她说：“南美洲的曲子，如火如荼，是烂漫的春天的吵嚷。夏威夷音乐很单调，永远是吉他的琮争。仿佛在夏末秋初，席子要收起来了，控在竹竿上晒着，花格子的台湾席、黄草席，风卷起的边缘上有一条金黄的日色。人坐在地下，把草帽合在脸上打瞌盹。”
这些堪比动人音符的妙语若不是张爱玲对音乐有着长久的接触和深入的思考，单凭文学天分是写不出的。虽然音乐在张爱玲的小说天地和自剖空间中从未占据显眼的地位，但即便是作为话头或背景，也是不容忽视的。音乐给张爱玲的文字和人生观提供了一种别致的韵味，也许她自己都未曾察觉。
张爱玲对舞蹈也情有独钟，在她的少作《理想中的理想村》里，她幻想中的“理想社会”就至少要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建在“小山的顶上”。这兴许和她幼年常被“姨奶奶”哄骗去“起士林”舞厅有关。当时她只有四岁多，刚进门的“姨奶奶”每晚都要带她去舞厅看跳舞，起先张爱玲并不乐意，但后来桌上总会多一块奶油蛋糕，她也便在那流连忘返了。那段吃蛋糕看跳舞的时光不仅培养了张爱玲对西点的喜爱，也激发了她对舞蹈的兴趣。
成年后的张爱玲虽然自己并不常跳舞，但她小说里的主人公却常常出现在交际舞的舞台上。跳交际舞确实是一个表现人物、推动情节的不错设定，因为在张爱玲看来，中国人对跳舞的态度是如此暧昧。在公开的社会活动中，中国人很难“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的喜悦”，所以中国历来是个“没有跳舞”的国家。但在沦陷区的上海，却有不少青年男女对此十分热衷。这或许和交际舞总不可避免地带有性的意味有关，但相比其他类型的触碰，跳舞又是“最无妨的两性接触”。这种暧昧和矛盾，正是跳舞之于国人的魅力所在，也是它吸引张爱玲去关注、思考和取用的地方。
如果说张爱玲对音乐和跳舞的喜爱还算不得浓烈，那她对电影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她对电影是由衷地、全然地爱着。这份情愫得从她八岁说起，那时她随父亲搬回上海，母亲也留洋归来，两人暂时和好，家里又显得温暖起来。一天，张爱玲的母亲和一个“胖伯母”一时兴起，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了一出电影片段，张爱玲坐在地上看得津津有味。这可能还算不得她“观影生涯”的开端，但必是这段幼时难得的温暖记忆让她对电影产生了持久而深沉的迷恋。
后来，她开始进电影院看电影，她总会在一个人物出来时便急切地问道：“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再长大一些后，她开始对电影有更深入的理解，并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了。在圣玛利亚女校时，她还有模有样地写过一篇关于卡通电影的论文，叫《论卡通画之前途》。她在里面的语气十分认真，却又因为稚气未脱而显出几分可爱：“卡通画是有它的新前途的。有一片广漠的丰肥的新园地在等候着卡通画家的开垦。未来的卡通画决不仅仅是取悦儿童的无意识的娱乐。未来的卡通画能够反映真实的人生，发扬天才的思想，介绍伟大的探险新闻，灌输有趣味的学识。”
这个小女孩的“预言”在今天看来算是应验了。相比那个年代单纯取乐的卡通电影，现在的卡通电影的确在题材、内容和教育意义等方面都有着更深入的探索。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深知姐姐爱看电影的癖好，他说姐姐平时很少说话，但一聊起电影，“她就逸兴飞扬，侃侃而谈”。自从张爱玲离家出走后，每次与弟弟见面，她也只谈电影或小说，很少提个人生活。这倒是为我们了解张爱玲的电影偏好提供了素材，张子静回忆说：“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中国的影星，她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他们演的片子，她也务必都看。”
张子静还记叙了张爱玲痴爱电影的一个经典案例：一次，张爱玲、张子静，以及一帮亲朋一起去杭州游玩，结果刚到杭州，她就在报纸上读到谈瑛的新片《风》上映的消息，由于当时杭州还没有影院，张爱玲便临时中断旅程，当天就赶回了上海。张子静只得陪她一起回去，他记得很清楚：刚一下火车，张爱玲家也不回就径直奔向影院，还一连看了两场！张子静由于旅途奔波而显得疲惫不堪，但张爱玲却仿佛刚休假归来一般享受。她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张爱玲对电影爱到这种地步，让张子静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张爱玲爱电影可不只是看，她对电影的理解也颇为深入。她最初向杂志投稿时就是以影评为主的，从她的文学生涯来看，影评算得上是她进入文坛的“敲门砖”。虽然她后来忙于小说和散文的创作而无暇继续写影评，但对电影的钟爱却是贯穿她一生的。
和现在的女人一样，张爱玲对拍照也很热衷。如果说对音乐、舞蹈和电影的喜欢源自张爱玲的个人审美，那对拍照的热衷就算是闺蜜间的“交流方式”了。因为张爱玲的照片多与炎樱有关，那时，对画图有所研究的炎樱总喜欢扮演“摄影导演”的角色，在《“卷首玉照”及其他》里，张爱玲写道：“貘黛在旁边导演，说：‘现在要一张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的，头发当中挑，蓬蓬地披下来，露出肩膀，但还是很守旧的，不要笑，要笑笑在眼睛里。’她又同摄影师商酌：‘（露出了）太多的骨头？’”照片拍出来后，炎樱“在极热的一个下午骑脚踏车到很远的照相馆里拿了放大的照片”送到张爱玲的家里，兴奋地说：“吻我，快！还不谢谢我！”张爱玲被她弄得哭笑不得。
一次，一个摄影师因张爱玲新书需要插图的缘故给她拍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摄影师自己很是满意，“光线柔和，朦胧的面目，沉重的丝绒衣褶，有古典画像的感觉”。但张爱玲却不买账，炎樱也觉得这张不好，她说：“这张像个修道院的女孩子，驯良可是没脑子，而且才十二岁。放大了更加觉得，那谦虚是空虚，看久了使人吃力。”于是，她俩便决定“在上面涂点颜色”，虽然她们也知道等摄影师看见了必定会生气，但她们当时玩心已起，哪顾得上这些。结果她们捣鼓半天，愣是把一张美照给画成了“遗像”，让张爱玲“立刻想趴下磕头”。
欢笑之余，我们不难发现：从先前那些与自己娓娓而谈的审美世界，再到这个和挚友亲切私语的秘密空间，张爱玲的个人生活是如此丰满有味，与我们印象中那些只知码字却不懂生活的古板作家大异其趣。这个二十三岁便誉满上海的年轻女人，委实不是一朵别人眼中盛开在泥沼中的畸变之花，而是用心且耐心的“快乐艺术家”，怡然自得地装扮着生活的每段枝杈。若是再加上那百年难得的文采，或许我们可以将“绝代芳华”这四个字，送给彼时的她。
用张爱玲自己的文字来形容那段时间的自己要更诗意一些吧。这段文字本是她拿来评论胡金人的画作《白玉兰》的，但张爱玲自己，何尝不是一朵丰盈如画的白玉兰呢？
“土瓶里插着银白的花，长圆的瓣子，半透明，然而又肉嘟嘟，这样那样伸展出去，非那么长着不可的样子；贪欢的花，要什么，就要定了，然而，那贪欲之中有嘻笑，所以能够被原谅，如同青春。玉兰丛里夹着一枝迎春藤，放烟火似的一路爆出小金花。连那棕色茶几也画得有感情，温顺的小长方，承受着上面热闹的一切。”
流言挚语
树大招风，迅速成名的风光自然少不了流言蜚语的伴随：她的“奇装异服”，她的“古怪脾气”，她的“传奇家世”都成为被调侃讽刺的对象。有趣的是，张爱玲继《传奇》之后的第二部集子，就叫《流言》——不知这究竟是无意的预言还是有意的自遣。不过，这倒是让张爱玲一生的宿命色彩又变得浓郁了几分。
从因果关系上来说，“流言”确实始于“传奇”。就在《传奇》火遍上海，张爱玲炙手可热之际，关于她的种种“流言”开始慢慢传开。而那些关于张爱玲的流言里最具代表性的几个，都和一个名字分不开，那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潘柳黛。
关于潘柳黛的身份，现代普遍的说法是，她和张爱玲、苏青以及关露并列当时的“四大才女”。同时，她也于张爱玲初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时与之过从甚密，这似乎增加了她对张爱玲的那些“八卦”的可信度。
1975年，潘柳黛写了一篇《记张爱玲》，里面用颇为熟稔的口气记叙了关于张爱玲的种种“劣行”，这当然是张潘二人交恶多年后潘柳黛的一次单独“清算”，此时的张爱玲被人问起潘柳黛时的回应则是：“不认识这个人。”
我们不妨来看看潘柳黛笔下的张爱玲究竟是怎样的吧。
首先是血统，张爱玲在上海文名雀起时，胡兰成写过一篇《论张爱玲》，里面提及张爱玲的显赫家世，而潘柳黛则对此不以为然，并辛辣地讽刺道：“张爱玲的‘贵族血液’是怎么一笔账呢？说来话长，原来听说张爱玲的爸爸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换句话说：就是李鸿章的妹妹，嫁给了某姓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大之后，嫁给了姓张的男人，这姓张的男人又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就是张爱玲。”她更是提出了一个后来在上海流传甚广的比喻：“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这个比喻虽然文辞巧妙，但却因为过于罔顾事实而显出满满的恶意。张爱玲的祖父是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长女，这种血缘断不至于被称为牵强附会，更没到“鸡汤论”所描述的那般“荒谬”。
其次是衣着，张爱玲酷爱“奇装异服”的说法虽然广受议论，但其中最典型也是最早的的案例却是来自潘柳黛的“记叙”。潘柳黛与苏青去拜访张爱玲时，张爱玲身着华丽的晚礼服，让她们误以为张爱玲是有宴会要赴，结果张爱玲告诉她们：她是为了迎接朋友。潘苏二人正疑惑张爱玲要迎接哪位贵客，张爱玲却笑盈盈地拉起她们的手说：就是你们呀！对此，潘苏二人的反应大相径庭，潘柳黛觉得张爱玲的做法太奇怪，并感觉到了窘迫，因为穿着晚礼服的张爱玲让自己感觉像个“野人”，而苏青却并未生出这些无端的联想。不过，这段轶事在潘柳黛的笔下却成了：“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苏青就这样被拉进了她的“阵营”，而事实则是：这次会面之后，苏青和张爱玲愈走愈近，与潘柳黛却渐渐疏远。
起初，潘柳黛还只是对张爱玲的性格表现出一点不悦，觉得她“比关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赏”，到后来，她干脆将张爱玲的整个文采和人品说得一文不值：“在中国卖弄美国噱头，到美国再去卖弄中国噱头，我想聪明的张爱玲很可能已经放下剪刀，拿起厨刀，在美国朋友面前，正在大力表演她的‘祖传秘制’‘李鸿章杂碎’的‘贵族’烧法呢。”
潘柳黛究竟为何会对张爱玲有这么大的意见呢？若是以潘柳黛自己惯用的招数来进行恶意揣测，那无外乎就是：被抢了风头，心有不甘。
潘柳黛在上海文坛闯**初期也曾一时风光，曾任《华文大阪每日》记者和《文友》杂志编辑，虽算不得一枝独秀，但好歹也能被人津津乐道。但张爱玲的横空出世却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1944年，随着《传奇》和《流言》两本集子的热销，张爱玲的文名冠盖群英，引得众多评论家、作家的热议，更被酷爱贴标签的小报记者奉为“当世女作家中之祭酒”。而潘柳黛却甚少被评论家提及，就连仅有的一次被写入小报，也是死死被张爱玲压制着：“潘柳黛的作品，芜杂荒乱，野气冲天，而又野而不悍，就觉力薄，实在是不能与张冯（张即张爱玲，冯即冯和仪，为苏青本名）并论。”
张潘之怨虽给现代人研究张爱玲提供了不少有趣的“八卦”，但对当时的张爱玲来说，这却为她带来了不少烦恼。潘柳黛的言论细推起来常常不攻自破，但大众总是喜于看热闹的，尤其是“名人爆料”，那就更了不得了。结果，两分自矜成了九分自恋，三分奇怪成了十分奇葩。就在潘柳黛的添油加醋和众人的以讹传讹中，张爱玲从“传奇女子”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女人”。这一来揭露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老毛病：文人相轻；二来则印证了自古不变的真理：人红是非多。也许是早看透了世事芜杂，难辨真假，所以张爱玲才将第二本集子命名为《流言》，一来自嘲以舒心胸，二来自省以拘言行。相比之下，潘柳黛直至二十载后仍对此念念不忘，甚至要为此专门撰文清算，二者无论文采还是人品，高下立现。
当然，张爱玲的麻烦不只来自流言的恶意抹黑，有时，善意而诚挚的提醒也会因舆论的关系成为一种困扰。就在张爱玲纵情恣意地舒展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在各个报刊杂志刊文连载时，向来快言快语的傅雷注意到了她。作为一名正直且认真的学者，傅雷是以“惯讲真话”出名的，他十分欣赏张爱玲的才华，但对张爱玲在写作上的一些倾向表达了担忧，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傅雷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并以笔名“迅雨”发表在《万象》上。在这篇评论中，傅雷对张爱玲先是做出了积极的肯定，认为张爱玲不同于普通作家，她为五四以来渐渐走偏、走死的文学创作氛围注入了新空气：“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
张爱玲从不谈主义，除了偶尔拿来自嘲的“拜金主义”，她更关心身边人的吃喝拉撒睡、爱恨喜怒悲，以及这些行为与情绪背后的人性纠葛。对此，傅雷表示赞赏：“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绝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之后，傅雷在解释为何要写这篇评论时，还不忘把《金锁记》狠狠地夸了一通：“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为什么说这是文坛最美的收获呢？不仅是因为小说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入木三分，更是因为小说在色彩、节奏和语言风格方面的把握实在是有“最幸运的成就”，他更不吝篇幅地详细剖析了张爱玲的语言天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见。何况是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
由此可见，傅雷之后对《连环套》的严厉批评，明显是对张爱玲的“爱之深，责之切”，生怕她为自己的才华所累，不思进取，徒增唏嘘。
傅雷认为《连环套》的最大问题是“内容的贫乏”，这里的内容不是今天常说的故事情节，而是彼时文人最为看重的心理、思想。他抱怨说：“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
在《连环套》尚未连载完成的情况下便提出这样尖锐的批评，向来谨慎的傅雷无疑是当真“动了怒”，他觉得张爱玲这次的人物刻画十分失败：“两个典型的人物都给中和了。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
这种评论倒是很符合现在动辄百万字的网络小说：只重故事情节和那“一套又一套的戏法”，完全忽略了对笔下人物的准确把握。作家常说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傅雷或许正是心痛张爱玲生出了一个很有前途的孩子，却渐渐只沉迷于对他进行粉饰与打扮，全然忽略了他本真的性格与内心的期许。且不说傅雷的批评是否准确，毕竟文章的类型丰富多彩，不能总将心理与思想放在书桌上时时供着。但这种批评所适用的范围却远比一两篇文章的格局要广大得多：简单回想一下，现在有多少年轻妈妈只顾着把子女当做衬托和炫耀的玩具，却几乎不关心他们的内心感受与性格成长呢？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都该时时提醒自己：创造不是荣耀的顶峰，而是负责的开始。
最后，傅雷对张爱玲提出诚挚的建议：“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他还提出了一个未雨绸缪的担忧，现在看来，倒像是无心的“预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只不过，张爱玲没能好好收场的不是文学创作，而是爱情和生活。
或许是因为年轻气盛，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自己疼”，张爱玲对这篇评论颇有意见，她还专门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进行“委婉”的辩解：“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最后，张爱玲摆出了一副表面怯懦而内里强硬的态度：“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每一个迷恋文字的人，或许都像张爱玲这样，是很难被别人的文字说服的。但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傅雷的批评。这篇《连环套》一期期连载下去，张爱玲一期期地赶稿，许多地方缺少对之前的呼应和对下文的推敲，终于写不下去，半路夭折了。
“文蜜”苏青
除了恶意诋毁和诚挚批评，张爱玲成名之后从“文友”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热情的赞美和有益的启迪。诸多文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自然就是和张爱玲同为才女的苏青了。苏青既是张爱玲的伯乐，也是张爱玲的好友，但她俩的关系又与世俗意义上的闺蜜有所不同。她俩的交流不在闺房，而在书房，她俩的亲密不在隐私，而在文墨。所以，我们不妨称苏青为张爱玲的“文蜜”好了。
苏青本名冯和仪，浙江宁波人，比张爱玲大六岁。苏青和张爱玲的经历十分相似：同为书香世家，同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样有不菲的文采，也同样经历过不少坎坷起伏。张爱玲是遭遇家庭的不幸，苏青则是组建了一个不幸的家庭：早婚、生子、离婚，年纪轻轻便成了单身妈妈。
这些“同样”使得张苏二人很是惺惺相惜。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张爱玲虽然言辞冷静克制，却还是能看出苏青在她眼中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而苏青对张爱玲亦是推崇有加，这里倒是可以用潘柳黛酸溜溜的记述来侧面印证一下：“张爱玲的被发掘，是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给苏青。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凡，于是便函约晤谈，从此变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进文坛，大力推荐，以为得力的左右手。果然张爱玲也感恩知进，不负所望，迈进文坛以后，接连写了几篇文章，一时好评潮涌，所载有声，不久就大红大紫起来。”
按理来说，苏青是最应该和张爱玲有所嫌隙的，毕竟在张爱玲走红之前，上海最火的女作家并不是潘柳黛，而是苏青。但苏青却不似潘柳黛那般小心眼，更没有文人相轻的习气，她很乐意见着张爱玲“大红大紫”起来，更愿意把她作为自己《天地》杂志的金字招牌。在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上演时，她还热心地为张爱玲写宣传稿。
总之，苏青对张爱玲的推崇和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在女作家座谈会上，她甚至不怕得罪同行，直率地说道：“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对此，张爱玲也是“知恩图报”，她说：“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以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的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
当然，张爱玲和苏青并非单纯地互相吹捧，她们对彼此最珍贵的特质是明晰的。张爱玲评价苏青的文章说：“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苏青也对张爱玲精巧比喻背后的冷眼洞察感到由衷的钦佩。
对张苏二人来说，她们彼此不仅是拿来欣赏的，更是用来砥砺思想、增长见闻的。1945年2月17日，受记者邀请，张苏二人就妇女、家庭、婚姻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座谈。张爱玲的聪慧、苏青的豪爽，她俩之间的相互欣赏与启迪，我们都能从中清晰地窥见。
记者一上来就针对苏青早年成婚生子的经历提出关于“职业妇女”的问题：“在苏女士的文章里似乎时常说职业妇女处处吃亏，这样说来，苏女士是不是主张妇女应该回到闺房里去的？”
对此，苏青回应说：“在我未出嫁前，做少女的时候，总以为职业妇女是神圣的，待在家庭里是难为情的，便是结婚以后，还以为留在家里是受委屈，家庭的工作并不是向上性的，现在做职业生活比家庭生活更苦，而且现在大多数的职业妇女也并不能完全养活自己。”
大半生受制于经济窘境的张爱玲对此深有感触，她对“职业妇女”的苦处更是一清二楚。但她却并不觉得“回到闺房”才是最好的选择：“社会上人心险恶，那本来是这样的，那是真实。如果因为家庭里的空气甜甜蜜蜜，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小天地，所以说家里比社会上好，那不是有点像逃避现实么？”
对此，苏青回应：“从感情上讲，在家里受了气，似乎无关紧要，一会儿就恢复了，但在社会上受了气，心里便觉得非常难过，决不会容易忘怀的。”
张爱玲似乎并未想起自己在家中受到的那些“无关紧要的”气，她先是附和说：“嗳，真的！有一次我看见个阿妈打她小孩，小孩大哭，阿妈说：‘不许哭！’他抽抽噎噎，渐渐静下来了。母子之间，僵了一会，他慢慢地又忘了刚才那一幕，‘姆妈’这样，‘姆妈’那样，问长问短起来，闹过一场，感情像经过水洗的一样。”但她并未因这温情的小故事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因为社会上人心坏而不出去做事，似乎是不能接受现实。”
在谈到职业女性的威胁：丈夫容易被专事打扮的女子夺去时，记者说：“其实将来风气也许会变，一般人都会重视职业妇女，而专会打扮的女人也许反而不时髦了。”
张爱玲对此颇不以为然：“可是男人的天性总不见得变得这样快。”
苏青则提供了一些实例：“我看到某刊物上有这样的记载，说莫斯科有一次会议里讨论到妇女的打扮问题，结果女的方面不主张打扮，男的方面都举手欢迎打扮。还有一次听到商店里有化妆品出售，虽然理论家大声疾呼，叫女人们千万别轻自堕落，但女工们还是拥挤着去争买，后来闹到红军出来维持秩序才休。”
对此，张爱玲精辟地总结说：“有些女人本来是以爱为职业的。”
苏青也笑言：“她们是专家。普通的职业妇女恐怕竞争不过她们。”
记者奇道：“专门以‘爱’为职业的女子恐怕只是少数人吧？”
张爱玲斩钉截铁地说：“并不少。”
她们又谈起大小家庭的问题，大家庭人际关系复杂，又有婆媳矛盾，小家庭则显得过于冷清。对此，苏青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新颖想法：“依我说顶好是跟岳父母同住。岳母与女婿一定相处得很好；而婆婆与媳妇，因为婆婆感到做母亲的太凄凉，所以会嫉妒媳妇的。”
此时正在和胡兰成热恋的张爱玲仿佛发现了“救命稻草”：“这方法真好。我从没有想到，可是听了实在感到好。”
之后，记者又把问题引到了婚嫁方面：“假使你有个妹妹，要你替她择配，你会提出什么条件呢？”
似是回忆起了自己并不平顺的婚姻经历，苏青回答说：“女人以‘失嫁’为最可怕……丈夫是宁缺勿滥，得到无价值的一个（整个），不如有价值的半个甚至仅三分之一。”向来豪爽的她提出：“每人的结婚倘仅限一次实在太危险，因为年青人观察力差，而年老了又要色衰。我的主张是尽自己能力观察，观察停当（自以为停当）就结婚，虽然总想天长地久，不过就不久长也罢，多嫁几次只不过是自己的不幸，既非危害民国的事，亦无什么风化可伤也。”
记者则弱弱地提醒道：“现在的婚姻制度恐怕不能说合理吧？离婚在事实上又很困难……”
苏青大气地摆了摆手：“离婚不成问题，至于小孩，依我说最好由父亲出钱，归母亲抚养。假如男的不出钱，不妨就带他们去做‘拖油瓶’，据说范文正公便是做拖油瓶出身，他的继父姓朱，似乎后世也并不因此就看轻他。”
苏青的大胆和“创意”再次给张爱玲留下深刻印象。
最后，她们谈到“标准丈夫”的问题，记者问：“依照女人的见解，标准丈夫的条件怎样？”
苏青的答案是：“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等更好。第三，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第五，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
张爱玲却没有这些条条框框：“常常听见人家说要嫁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嫁到的，从来没有一个是像她的理想，或是与理想相近的。看她们有些也很满意似的。所以我决定不要有许多理论。像苏青提出的条件，当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听得进去的。不过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她一面说“不要许多理论”，一面又刻意强调男子年龄要大十岁以上，其实只是因为胡兰成比她大十五岁罢了。
我们看到，张爱玲和苏青在交谈过程中，偶尔意见相左却并不脸红，时而彼此附和却并不谄媚，更多的则是相互启迪，擦出妙语的火花，实在比普通闺蜜间的八卦要有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