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府规模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机制(1 / 1)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配置具有经济效率。然而,由于公共产品、外部效应、自然垄断、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公平问题等现象的存在,使得市场失效,这就需要市场以外的非价格机制来干预,从而为政府的存在与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然而,许多研究认为,政府对经济体的干预、变化无常的法规措施、低效的公共服务、政府官员的腐败与寻租等均会降低经济体的交易效率。因此,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必要条件,而政府衍生成本小于政府不干预时的市场交易成本则是政府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充分条件。一旦考虑到市场和政府的摩擦性,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有可能出现。一般认为,政府规模影响着政府运行的效率和经济增长。政府规模前系数在多数情况下不显著,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某些角度来看,政府的活动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而从另一些角度来看,政府的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中政府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及区域差距收敛影响的可能作用机制如下。

(一)政府参与经济的广泛性影响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全面而有力。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愿意采用积极的手段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其表现即为政府对经济的深度干预。一般而言,就对政府职能的需求来说,地区发展越落后,需求越大;而越是发达的地区,市场功能越完备,市场将会在更大领域内发挥作用,反而对政府职能的需求越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目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属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中央政府及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参与范围广,参与程度深,如在项目的引进、开发区筹建与管理等方面,均有政府的广泛参与。政府干预往往并不是再分配意义上的,一方面,政府可以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手段主要是通过其掌控的国有垄断部门中的大型企业达到其目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目前的政绩考核标准基本上仍离不开GDP增长率为先,在此前提下为了获得晋升,地方政府官员通常会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拉动GDP增长。

适度的政府活动降低了交易费用。中央和地方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招商引资等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中国的人力资本发展等诸多方面更多依赖政府投入。为了促进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央及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涉及财税、投融资、土地等方面,而这些政府措施的出台及政府在建立基础设施、提供教育机会、制定法律以及财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为“经济人”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经济预期,有效地降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这些活动均需要政府人员的积极参与及配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对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适度的政府规模有助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政府对经济体的过度干预、低效的公共服务、政府官员的腐败与寻租等均会降低经济体的交易效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二)政府的工作效率影响地方经济发展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由于政府不能无限地替代市场,适度的政府规模有助于建立产权保护制度,弥补市场失灵,增进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否则会挤出私人投资,导致社会寻租,从而损害经济增长。就西部地区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作为落后地区,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多方参与。如西部地区的硬环境、软环境、产业配套条件尚有欠缺,仅依靠市场机制尚不足以吸引国外及中国东部地区的投资,这时政府的参与、信誉担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欠缺,为企业的生存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然而,政府工作的低效率也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如“官老爷”作风、“衙门”作风对经济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目前,中国一些地方党政机关机构膨胀、人员臃肿,增加了社会负担,这是当前影响正常的市场活动的一个较突出的问题。一定数量的政府工作人员是必要的,但超过了合理界限的政府规模就会导致对正常市场活动的不良影响。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行政管理制度不完善,政府行政管理成本一再膨胀,政府规模的盲目扩大会增加地区腐败案件的发生率,同时使得公共资源低效率使用。

当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时,政府任意解释并执行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将会对私营企业发展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这些均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效率的降低。

同时,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地区性行政垄断现象,即地方政府运用行政力量限制或排斥市场竞争的行为,造成了市场的非整合状态。这一现象的出现阻碍了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削弱了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不利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和形成专业化分工,也不利于获得规模效益,往往导致地区间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地区经济结构趋同等问题,还会导致市场无序竞争。同时政府规模越大,越倾向于实施行政垄断。从这个意义来看,过度扩张的政府规模降低了经济增长效率,不利于中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