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传播人类文明成果、科学知识和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教育泛指影响人们知识、技能、身心健康、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活动；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活动。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并且劳动者身上的这种能力是生产增长的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一般来讲，人力资本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教育则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

（一）教育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劳均受教育年限前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的提高总体上促进了西部经济发展，这与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教育水平的提高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及区域差距收敛的可能作用机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提高了生产率

教育对于提高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提高了劳动者素质，进而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一般来讲，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能大幅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能力和业务素质，而且通过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为探索新科技提供保障，进而促进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最终使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

人力资本是R＆D（研究与试验性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投入品之一，而R＆D又会产生新产品、新思想，并促进技术的进步。教育不但使一个国家采纳、吸收及应用其他国家新技术的能力得以提高，而且决定着其国内的创新能力。教育提高了劳动者模仿和应用发达国家所开发的新技术的能力。技术水平的差异给予落后地区借鉴的机会，由于后发地区的学习成本一般会大大低于发达地区的开发成本，从而可能会导致趋同的发生。而一个地区的这种学习能力主要是由这个地区的人力资本禀赋的初始水平所决定。对于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这样的非技术前沿地区，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对世界前沿技术及发达地区先进技术的吸收和模仿，而对这些技术的吸收和模仿需要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本作为其主要实行者。专家们曾检验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技术吸收及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发现人力资本投资不但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而直接增加产出水平，而且还通过增强本国技术吸收能力和研发水平从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教育通过对新技术的应用、创新成为生产率增长及经济增长的首要的、必备的条件。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吸收新产品和新思想的能力。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如果人力资本存量越高，那么其吸收新产品、新思想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教育对于改善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即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随着人们教育水平及文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对于与生产活动及交易活动的相关知识、技能的识别及学习能力会得到提高，如识字能力、对财产权的认知能力、谈判技巧能力等均会得到提高，从而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交易成本的降低及交易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3.通过外溢效应促进经济发展

教育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体现在教育具有外溢效应。人力资本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外溢效应，而这些外溢效应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物质资本积累有正的外部性。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教育可以抵消生产函数中收益边际递减效应，从而成为维持增长的驱动力之一。作为物质资本投资的必要补充，教育投资使得劳动者能够使实物资本得到更加有效的使用、促进新知识的发展与传播。经验表明，实物资本并未表现出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这可以用贫穷国家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进行解释。事实上，低质量的人力资本会从根本上制约物质资本效率的实现。如果仅有大量的先进机器和厂房，没有相应的人员匹配，这些先进设备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以前，由于西部地区教育水平不高，各类人才招募困难，人力资本远远不足以满足如此高的物质资本投资的相应需求，所以外来投资者不愿投资。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短缺的现实使得外来投资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减少了一半。近年来，西部地区教育整体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这对于其外溢效应的发挥，进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教育影响产业结构调整

合理的产业结构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则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的基础。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影响一国产业结构的选择和调整方向。一般来说，当一国或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总量水平较低、高质量人力资本占比较小时，由于该国或该地区的劳动力技能水平较低，会促使该国或该地区发展低加工度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较低级阶段。随着该国或该地区人力资本总量水平的提高、高质量人力资本所占比重的提高，该国或该地区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就会得到提高，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先进设备与技术，有利于该国或该地区发展高加工度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有利于该国或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近年来西部地区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与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而这又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所决定的。同时，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影响投资方向，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投资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投向偏好会影响产业结构。一般来说，经济发展需要物质资本形成与人力资本相互适应。就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弹性、普通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互补弹性来说，前者要大于后者。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会导致对人力资本需求的更快增长。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不断增长，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互补弹性有逐步提高的趋势，这会导致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经历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而如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不相匹配、相互脱节，就可能由于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因此，人力资本的产业间配置和转换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物质资本在产业间的配置和转换。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会影响到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进而影响到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

5.通过互补效应，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和储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资金、技术、物质资本以及市场制度产品供给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中国及西部地区二元结构明显，其发展道路在许多方面具有模仿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经验，大大降低发展中的试错成本。随着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经济增长的演进过程需要冲破原有制度的束缚，探寻与之相匹配的新的制度结构，这将会涉及物质资本投资、金融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变革。而在这些制度的变革与演化过程中，要求人们在认知制度能力、发现制度不均衡的能力、再造制度的能力以及将这一过程中潜在收益转变为现实收益的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而这依赖于整个经济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促进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储备，而这又使西部地区在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过程中弥补了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不足，促进了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二）不同层次教育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关系

对于不同层次教育的经济增长效应，学者们进行了系列研究。尽管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基本能够达成一致，但各层次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小存在争论。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初等教育、前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亚洲国家的初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实际上东亚国家的发展关键在于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发展。也有专家认为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甚至为负面。事实表明，小学及初中人口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高中及大学人口存量的作用。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存在较大差异；大学教育对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均有利，中小学教育对于效率改善则具有不利影响。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和结构层次是解释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机制不强的直接因素。研究还发现1993—2004年中国不同层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较大差异。高等教育与当地经济发展存在高度正相关，但存在地域差异，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中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而基础教育程度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具有显著性。接受初等、中等、高等、研究生教育的劳动者其产出弹性也不同。同时，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结构差异，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作用不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即期效应和滞后效应之分，而这两种效应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尽相同。不同层次受教育程度对中国引进外资质量的影响不同，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对中国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有所不同。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从业人员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有利于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收敛。而接受初中教育、高中教育的从业人员并没有对西部地区经济效率的提高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与发展阶段相适应

教育的发展水平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也会不同。一般来说，人力资本要素构成是动态的，并非一成不变。在农业时代，强调体力为主；在工业时代，强调人的技能、经验等；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更强调人的知识、创新能力和社会协作能力等。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生产过程中科技含量低，较低的知识水平即能满足生产过程的要求，经济增长主要以体力劳动者的数量投入为主。因此，在此阶段，受生产方式、生产制度的限制，部分潜在的人力资本并未有效地参与实际生产，知识的经济增长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逐步显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步增强。

经济发展分为要素推动阶段、投资推动阶段、创新推动阶段和财富推动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模式的演进之间相互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期。中国农业发展投入主要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数量方面的投入，资本投入不断增加，技术集约化进程基本处于资本替代劳动的初级阶段；工业技术水平低下，工业资本尚处于总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西部地区的这些特征表现更为明显。由于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主要靠初级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拉动，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此时，接受不同层次教育的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组合效应不同，其中，能够较为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组合是接受过9年左右教育的初中文化程度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组合，其表现为接受初中教育的劳动力对中国整体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近年来中国及西部地区劳动力平均教育程度上升。工资和社保成本上升，产业部门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下降，对专业技术工人、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上升，这些改变意味着素质较低的劳动力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需求，低素质劳动力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上升，因此，接受初中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开始递减，表现为其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一般来说，进入高等教育的青年接受更高级的知识，无论从文化层次，还是专业技能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人力资本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高等教育更有助于高素质人才资本整体水平的积累与提高。当然，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规模的扩大，基本属于粗放型资源和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张型经济增长模式，高素质劳动力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产业层次的不断提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的贡献程度在逐步提高，高等教育对于中国及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强。近年来，西部地区发展水平逐步提高。高等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增大，呈现出递增趋势。

2.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能力不同

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能力不同，首先，表现为接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吸收和模仿能力不同。对于中国及西部地区这样的非技术前沿地区，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对世界前沿技术及发达地区先进、适用技术的引进、吸收和模仿。由于接受了正规和系统的专业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新技术的模仿能力都要明显强于中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一般来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对新技术有更强的领悟和适应能力，对新技术的排斥性更少，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模仿。具有大学教育水平的人能够进行良好的管理并进而提高技术应用的效率，而具有其他层次教育水平的人的这种能力可能不显著。同时，由于缺乏大学的专业教育，接受低层次教育的从业人员对新技术的适应和模仿能力相对较弱，尚未达到技术模仿的“门槛水平”。在跨越门槛之后，高层次人力资本更适合吸收国外R＆D溢出技术。

其次，表现为接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创新能力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或年限与劳动力在“干中学”或“边干边学”的人力资本积累成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在劳动中积累经验的能力越高，越容易接受新技术、新知识。人们进行研发的素质越高，生产量就越高。具有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更容易产生新观点、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同时，大学教育有利于内生性技术进步，并通过竞争而扩散，从而使知道怎样革新和模仿的技术诀窍具有正的外部性，这对于中国及西部地区这样的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但外部环境竞争却变得越来越激烈的发展地区尤为重要。总之，不同层次的教育对于劳动力吸收、模仿先进技术的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效果不同，进而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能力不同，最终导致不同教育层次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不同。

3.教育体制影响着不同层次受教育者对经济的促进能力

一般来说，只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劳动力结构，才能最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然而，中国目前在教育自身发展中存在着教育总体发展的规模和结构、方式和机制、质量和速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发达国家各层级教育关注的重点是学生今后是否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否顺利实现向劳动世界转换和长期职业生涯发展目标，而中国整个学校教育从组织体系、教学内容到评价系统处于层层向上应试、学历狭隘拉动的僵化封闭状态。

首先，我们来分析教育体制对大专及以上受教育者经济能力的影响。从理论上讲，高等教育首先应该可以为受教育者提供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技巧。同时，高等教育应该能够提供更多的直接教育机会，教师的能力更加专业，从而可以系统化促进人力资本的存量上升。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同时应该注意到，目前中国的教育尚存在教育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严重脱节、教育的社会经济相关性差等方面的问题。虽然大专及以上教育对于劳动力吸收、模仿先进技术的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教育体制的原因，可能会使大专及以上教育对受教育者来说，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使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甚至教育在西部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信息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接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从业人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其次，分析教育体制对接受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劳动力经济能力的影响。一般来说，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应该侧重于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其中，中专教育侧重于技能培训），掌握基本知识，为以后的专业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而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则表现为应试教育，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应付考试的教育。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合格的标准，不是看他是否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否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智、是否具有创新能力，而主要是看他考试的成绩怎么样。能够贯彻老师和学校的意图，听老师和学校的话，考试中能得高分，就是好学生，否则就不是好学生。而老师和学校的判断标准又是以教育主管部门的意志为转移的。教育计划、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考试制度和评价体系等都听命于上级，甚至是全国一盘棋。在中等教育阶段，中国教育的“应试”特点表现得异常明显。多年来，中国以升学为目标的普通高中在校生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重非常高，初中等教育主要为了更高层次的应试目的而运作，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的供给与社会经济需要，尤其与当地和社区经济发展需要严重相脱节。因此，目前的教育体制可能会使得受教育者的实践、动手能力较差，抑制了受教育者的创新思维，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受教育者模仿、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发挥，而这种负面效应在高中教育阶段更为明显。较差的教育质量是造成中、小学教育对经济效率提高具有负效应的原因之一。同时，一方面，长期以来，高中类教育中侧重于技术教育的中专类教育人数所占比重较少，专业技术教育分流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中专教育中职业技术教育教学质量、专业设置等存在一定的问题与偏差，以至于只有部分受教育者能够成为真正学到过硬本领的高素质人员。再者，受教育者毕业后所从事的专业与所学专业不相符的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学不能致用”，使得以职业技术教育为内容的中专类教育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这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从业人员对中国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应有的积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