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大开发的区域生态谋略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的重要区域发展思想作出的战略决策，是解决当前区域发展不协调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从2001年西部大开发战略被正式提出并付诸实施以来，西部较之东部依然落后，区域差距仍然比较明显，但西部大开发取得的卓越成效是不争的事实，区域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有目共睹。2000—2005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0%和6.8%。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城乡面貌有了很大变化。同时，西部大开发还促进了东中西互动，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几年，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效益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居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在生态建设方面，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工程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2.88亿亩，退耕还草工程治理草原1.9亿亩，中西部地区农民因退耕还林直接增收492亿元。新疆、青海、内蒙古等一些荒漠化草原植被覆盖度增加20%以上。

在充分肯定西部大开发成绩的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西部开发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尤为严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水土流失。西部十二省（区、直辖市）主要位于黄土高原、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和西南山地丘陵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轻度以上侵蚀面积（含水蚀、风蚀和冻融侵蚀）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度达41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轻度以上侵蚀面积的83%。其中水蚀面积达10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水蚀面积的58%。（2）土地沙漠化。西部现有沙漠化土地约16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化土地的95%。其中干旱区的重度沙漠化土地占62%，分布于荒漠草原、典型草原、森林草原的沙漠化土地约占38%。（3）干旱少雨。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全区平均降水量仅235毫米，地下水和地面水径流总量约为2846亿立方米/年，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0.07%，90%以上的面积处于干旱地区。近几十年，由于农业灌溉的发展，使得新疆、青藏高原东部及云南的湖泊明显收缩，内陆河严重退化，地下水水位急剧下降。（4）环境污染。目前，西部地区城市垃圾污染和工业“三废”污染日益严重，据国家环保局的有关数据统计，西部乡镇企业中，有65%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一些工业和农业生产的重心区由于长期未注意在生产的同时进行环境保护，环境恶化的趋势不断加剧。

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在全国的生态布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我国西高东低的地理特征使然。受此地理特征影响，长江、黄河两条动脉自西而东横贯全国，西部地区作为源头必须把治理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任务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任务，否则势必造成全流域生态环境恶劣的局面，继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全。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首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对西部经济系统现有的运行方式进行一些变革，通过对产业结构的战略的调整，加快建立以高科技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体系，将高投入型经济转变为集约型、效益型和科技型经济，形成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有效对接。其次，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环境资源利用水平。建立鼓励科技创新的体制，形成推广科技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先讲技术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重点推进土地、矿产、水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合理开发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强化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最后，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和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坚持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提倡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和生态补偿制度，拓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投入渠道。鼓励和吸引省内外、国内外的投资者投资建设生态环境项目和相关的经济开发项目。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吸引国际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和民间社团组织及个人捐款进行生态环境建设。

（二）中部崛起的区域生态重建

中部是联结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纽带，历史上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其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的腾飞与综合国力的提升。

中部地区综合资源优势突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但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该地区的资源优势出现严重弱化。近些年中部各省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依靠大量消耗物质资源而得以实现，资源新增探明储量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开采耗竭速度，资源枯竭严重影响了中部地区资源产业的持续发展。据统计，在中部122个矿业城市（镇）当中，处于“中年期”的92个，“老年期”的14个，“幼年期”的仅为15个。江西11个黑钨矿山，8个已列入关闭破产计划；安徽铜矿资源已基本枯竭，80%—85%以上铜矿石主要靠进口；湖南32个大中型有色金属矿山当中，25个几近资源枯竭。同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中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长期的资源开采使得大气、水、土壤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如山西受污染河流长达3753公里，河南省几大水系受严重污染河段达2938公里，湖北主要湖泊水库受污染的三类以上水体近70%，黄淮海地区也几乎有河皆污；以长沙、赣州、南昌、怀化为代表的华中酸雨区现已成为全国酸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耕地质量下降导致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中部经济发展进程中生态建设的缺失使得生态环境惨遭破坏，而生态破坏的结果必然是经济整体素质更加低下，最终会因资源过度耗费、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效益每况愈下、通货膨胀层出不穷以及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问题，而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现代化大业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是中部崛起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改造生态环境、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造生态环境是中部崛起的必选之道。

具体来讲，中部崛起中的生态重建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念，在发展思路上彻底改变重开发而轻节约、重速度而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而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而忽视资源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符合生态经济要求的生态工业网络。（3）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一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提高粮、棉、油和畜产品、水产品的商品率，发挥传统主导产业的优势。二是要坚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工业部门的技术含量，调整工业内部结构，推进技术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要积极发展与一、二产业规模相匹配的第三产业，加大服务业投入力度。（4）依靠科技进步。重点开发推广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零排放”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再制造技术等，努力突破制约生态友好型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5）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提高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引导人们正确处理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开展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为主要内容的节约活动，在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培育人人节约资源的社会风尚，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

（三）振兴东北的区域生态再开发

我国东北的工业大多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被称为“中国工业摇篮”，主要生产原油、汽车、造船、钢铁及重型装备等制造业。东北三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在国家建设初期的倾斜政策支持下，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发展速度始终位居全国前列。直到改革开放之初，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以外，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辽、吉、黑三省分别位于全国的第一、四和第二位，其中，辽宁省在1994年以前一直名列全国第一。1995年以后，东三省人均GDP增长速度放缓，尽管经历了近年来的一系列调整和深化改革，但经济发展情况仍不乐观。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伴随着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在资源消耗方面。首先，是黑土地的退化与土壤的流失，这主要归因于长期的过度开垦和毁林开荒。目前，东北黑土区土壤流失面积已达27.59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7.1%。而且土质严重退化，黑土层由开垦初期80—100厘米的厚度下降到目前20—30厘米的厚度，平均每年流失表土0.7—1厘米，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沙漠化和盐渍化现象，仅吉林省西部就有67万公顷优质土地退化为盐渍和荒漠，现在仍以每年1.2%—1.4%的速度递增。其次，是森林资源的剧减。东北拥有的森林资源总面积高达3.67亿亩，约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50%。自建国以来，东北超量砍伐森林，已累计为国家生产木材10亿立方米，使得森林资源迅速减少，高大的树木、茂密的森林已成往昔，青山绿水变成荒山野岭，水土流失严重，水患不断。再次，是矿产资源因超强度采掘被迅速消耗。目前东北三省面临的资源形势十分严峻，据统计，东北现有煤炭保有储量仅占全国的0.5%左右，而东北三省的能耗却占到全国的10%以上。鸡西、鹤岗、双鸭山、阜新、抚顺等以煤炭产业为主导的城市集体陷入困境，已有30多万煤矿职工下岗。在环境方面，尤其以江河污染最为严重。近几年，由于工农业开发和工业污水的排放，辽河与松花江已遭到严重污染，90多种鱼类基本灭绝，剩下的抗污染能力较强的鱼类数量也在逐步减少。20世纪70年代前，黑龙江的一些小支流水质比较清澈，没有污染，可以直接饮用，但近几年的工业开发，使得污染加剧，昔日景色已不复存在。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决策的推出，给东北三省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走生态经济之路，是摆在东北人面前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一课题，应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1）发挥自身的优势，引入外力促发展。认真研究新形势下东北地区的现状与潜在优势，通过自身改革激发内部要素活力，结合对外开放，使内外部要素有机组合，促进新增长点的出现和发展。东北地区有较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基础，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的城市化水平，这是区域振兴的基本条件。但东北老工业基地还部分保留计划经济的体制、机制，市场经济的传统较为缺乏，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引入的外部要素予以解决。（2）把矿区生态恢复与创造就业岗位结合起来。要实现东北地区的振兴，必须把资源型城市的环境修复工作放在首位，把它当作一个新兴产业来培育，把这个产业与解决矿工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结合起来，让矿工参与重建家园。围绕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将矿区土地复垦和第一产业有机结合起来。此外，为了加快资源型城市环境修复，国家还可考虑以特别优惠政策让民间资本参与沉陷矿区改造，加快治理，为城市经济转型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3）大力发展逆向物流产业。逆向物流是出于环保和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发展起来的新理论、新方法，最早足在1992年由Stock在美国的物流管理协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他在报告中指出“逆向物流是指包含了产品的退回、物料的替代、物品再利用、废弃处理、再处理、维修与再制造等流程的物流活动”。实施逆向物流不但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更会带来社会效益。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应该重视逆向物流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逐步推行逆向物流以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同时也为企业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奠定较好的基础。

（四）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生态牵引

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东部沿海10省市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5%，经济增长速度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以上，单独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4个国内生产总值过万亿元省份的经济总量之和就占去了全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优势，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尤其是建国以来，东部被列为优先发展的对象，国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照顾，经济得到率先增长，在人口多、资本少、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消耗大量资源换取GDP的增长、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推动现代工业化进程，人为地打破了生态各组成要素之间以及各要素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固有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近年来，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强烈关注下，环境问题得到些许缓和，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消除，震惊社会的公害事件仍屡屡发生，“工业三废”排放、水资源枯竭、噪音污染、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被破坏等每天都在进行，“现代工业体系尽管拥有它全部体现高度智力的先进技术，但却在摧毁自己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东部经济在全国经济体系中处于上端，如果连东部地区也不能寻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很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使经济的发展与生态建设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道路，则很难为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作出表率。因此，东部的生态建设必须走在全国前列，为中西部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做法。

第一，合理控制城市发展的用地规模，加强以耕地为主的土地资源保护。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必然要占用部分耕地，由于所获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巨大，同时耕地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予以弥补，这种占用因而可认为是必要且无需额外考虑的，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建设过程中对土地的大量浪费。因此，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用地规模，保护耕地，节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尽力避免各种盲目开发，使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成长符合客观发展规律。

第二，通过区域产业的协调布局，实现经济要素流的合理化。要使区域内经济要素流更加合理，就必须整合每个城市的产业空间，防止过度重复建设，强调城市之间的产业运作更为紧凑，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从而达到各物质功能要素最优化效果，最终引导整个区域经济有序、合理、适度地发展。

第三，城乡统筹规划，区域资源共享。城乡统筹规划、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是在坚持区域可持续发展道路前提下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既能保证每一个城市与区域生态环境的良好状态，又能保持城市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措施：一是继续加强城市的集聚程度，强化大城市的集中度与新功能，努力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二是促进大中小城市与重点中心镇的协调发展，在强调高度集约型大都市的同时，又要适当扩散其功能，增强其辐射力。带动周边市、县、区的发展，逐渐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远大目标；三是重视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防止城市（含乡镇）郊区、工业开发区、房地产、港口、码头的盲目开发与无序建设。

第四，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规划与协调机制。在现有行政区划的制约之下，很难实现区域一体化，统一规划、协调管理以及实施区域内经济事实的跨行政区管理机构的建立势在必行。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调控权，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构成有效约束，是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