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报刊杂志上的广告或书局的书架上，都可以看到很多与《领导学》《大军统帅学》《主管学》《成功术》相关的书籍出版，真是五花八门。这类书籍之所以如此迎合大众的需求，真应了中国民族性“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心态。

做一个领导人固然很难，但能被人领导不仅不容易，更是一种学问。我从小在丛林时，就有希圣希贤的观念，希望佛教界有一个领导者，可以让我追随，最初我是以太虚大师为对象，对其改革教制、复兴佛教的理念，产生共鸣。在对日抗战胜利那年，家师志开上人准许我回扬州俗家探亲，但为了参加太虚大师成立的“中日佛教会务训练班”，而放弃了回家探亲的机会。

一九四七年，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那时我人正在宜兴，听到这个噩耗，顿时日月无光，失魂落魄了好几天，除了难过外，更为中国佛教悲哀，觉得佛教失去太虚大师，没有人领导，佛教没希望了。

太虚大师圆寂后，多才多艺的同窗好友智勇法师，其文武全能的才华，成为我追随的对象。离开佛学院后，多次去函邀请他到宜兴来，愿意将白塔小学校长之职位让给他；后来更请他到华藏寺任住持，我愿为其副手，接受他的领导，共同为复兴佛教而努力。

在大陆国共战争，风云变色时期，也曾和智勇法师相约，彼此不要同在一起，要分头努力，以免不测而同归于尽。后来我到了台湾，便与他断绝了音讯，但心中仍希望有一位大德能让我追随，作为领导。来台的一些长老，有的长于教理研究、有的长于对时事政论的批评、有的安于高位，因此，令我茫然无主，因为我想追随的是能复兴佛教、对佛教有理想、能关心全佛教的大德。

一九五七年左右，由我领队为宣传《大藏经》而全省环岛，我有很多的构想，要为《大藏经》的宣传而努力，却常被个性保守的团长否决，指示我这不可做，那不可做，这不行，那不行的，到最后只好草草结束。

一九六三年，随着“中国佛教会访问团”到世界各地访问，我的工作是团中的发言人，所以我很用心的想做好一个助理角色。但是事实上，我这个发言人，却不能发言，深感到无用武之地，后来我也想在佛教会追随一位领导者，但这些上位者，都在忙着今天打倒这个人，明天打倒那个人。但我只想到要弘法，要为佛教的发展而努力，对这些举止，只好知难而退。

一个被领导者的美德，不外是——

1．要去除私见，服从领导者的指导。

2．与主管意见相左时，可以进言，不宜违背。

3．严守机密，不可以接受关说。

4．对主管指责的错误，不可以强辩理由。

5．确实做到主管的交代，并分担主管的工作。

6．勇于接受指正，也肯认错，不闹情绪。

7．下心含笑，不仗势欺人，并有甘于淡泊乐于幕后工作的性格。

8．懂得不时进修，并搜集资讯，以提供给主管。

在历史上，不少将相虽都为皇上所领导，但备受称誉的还是一些宰相官人，如诸葛孔明因能接受刘备的领导，才能留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映光的明君贤臣典范。

从早年在雷音寺、寿山寺到开创佛光山，近四十多年来，我领导的对象，都是徒众，所以弟子们对我都很恭敬、听话，且勤劳、发心。但也有一些表面顺从，心有己见的徒众，但我都装聋作哑，不经意的带过，因为我要领导不如法者，这些都要包容。

我虽常居领导者地位，也“经常”被人领导，因为我身边的管理人不少，常常“管我”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我也一一欣然接受。看起来我除了有领导能力外，也有被人领导的性格。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彼此要相互拉拒，相互尊重，有志者最苦恼的不外是找不到伯乐的赏识。如果是千里马的话，能遇到一个明主，并能心甘情愿的去接受领导，那是很幸福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