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时代，有些国家的发展大都重视城市，轻忽乡村，造成城乡贫富差距很大。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社会形态下国家难以长治久安。

贫富不均，其实是古今中外存在已久的问题，根据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为世界银行做的一项“世界贫富分化形势”研究显示，全球贫富分化情况有急剧恶化的趋势，从1988年到1993年，全球贫富差距又增加了5%。最富裕的1%人口（约五千万个家庭）的总收入高于全球60%人口收入的总和。贫富差距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最大的贫富收入差距出现在世界五个经济大国——美、日、德、法和英，与印度、中国和非洲的农村贫困人口之间。这项调查并指出：全球最富裕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10%人口收入的114倍，而这些差距可能还会扩大。

城乡的贫富悬殊，一直是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数年调查完成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显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高”。中国的城市，除了上海、北京、南京等几个大城市外，一般的乡村经济落后，尤其西部地区先天的自然环境限制，加上人才外流严重，很难有所发展。

生前经常到大陆考察的台湾英业达集团副董事温世仁先生观察到，在整个社会由农业转型到工业时代的过程中，西部农村一开始就没有来得及搭上“工业化的列车”，尤其现在举世已经进入资讯网络化时代，更令农民们望尘莫及。农民没有机会、能力获得各种资讯，是造成他们继续贫困的原因之一。对此，温先生着手培育当地的“知识工人”，投资五千万美元在大陆西部开展“千乡万才”计划。首先他以甘肃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山村黄羊川为计划的第一个基地，赞助他们电脑，教他们如何利用网络销售产品，产品只要一上网即可打开销路，慢慢就能改善经济，达到城乡均衡发展。

这项计划从2000年7月开始实施，三年后，黄羊川靠着电子商务，已成功卖出30000美元的农产品，成效斐然。这在千百年来贫穷而宁静的小山村，可谓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黄羊川地区因为网络而走出贫穷，成为知识经济下乡成功的实例。这项成果于2002年秋在墨西哥举办的APEC会议上被公之于世，随即引来泰国政府表示，希望有二十所泰国学校加入“千乡万才”计划。

“千乡万才”计划旨在把网络科技引入农业乡镇，促进当地发展知识型经济，达到“就地创造财富，就地改善生活，就地发展文化”的目的。温先生认为硬体设施的改善，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落后、偏僻地区所遇到的问题，唯有把最新的观念和资讯传递给他们，辅导他们掌握适应资讯社会的方法，才能尽快缩短这些贫困地区与发达都市的差距。另外，他觉得开发落后地区，建设重点应该在“道路”与“网络”两方面，因为“道路”可以把有形的资源送到落后地区，而“网络”则可以把无形的资讯快速传到落后地区，让学习能力更加快速。

在西方某些国家，贫富问题并没有那么突出，主要是这些国家早已有了良好的制度性解决方案。比如“税收”能有效地制约贫富分化。愈是高收入、富有的人，愈须缴纳高昂的税费，穷人则少交税、不交税，甚至由政府退税予以补贴。国民纳税意识强，偷税漏税的现象，几乎不存在。反观中国，相关税收政策法规不完善、不合理，偷税漏税现象严重。高收入者本来应该缴纳高额的税费，打通门路之后，却往往能安然逃脱；更不要说那些靠贪污受贿而一夜暴富的人，不可能对其非法收入报税纳税。

针对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多年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的意大利学者周博（Joe　Studwell）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更多平等机会，比如让农村的孩子都有机会得到良好的教育；另外加大在西部的投资，发展当地经济。过去台湾实施过“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等措施，改善了经济。佛教有所谓“利和同均”，也就是僧团中如果有施主财施供养，不可私自独享，要交由常住集中处理，大众共有，通过经济上的均衡分配，大众才能过着“利和同均”的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共享的观念，现在企业界也普遍有此共识，不少企业主也懂得把利益分享员工，例如依公司盈余发放年终奖金，让员工持有公司股份等，员工自然以公司为家，发愤工作，努力经营，创造利润，彼此共享。

“利和同均”的思想运用在社会上，让有钱的人帮助穷困的人、有力量的人扶助弱小的人，如此在没有经济垄断、劳资对立、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下，人人得其所应得，自然可以建立一个民有、民享，而且均平、富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