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般人谈到宗教与政治，总认为彼此应该各自独立、互不相干，所谓“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实际上，“政教分离”虽是举世都能认同的思想，然而政治与宗教彼此又能相辅相成，互补互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佛教能影响帝王的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相对地，佛教的弘扬也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所以历朝以来，僧团的沙门和政治的君王常有密切的合作来往，其中或有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者，如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古来明君安邦定国之道，明瞻法师为太宗陈述以慈救为宗的方法，太宗大悦，尊为帝相；或有出家转而出仕朝中贵为宰相者，如南宋的慧琳法师，宋文帝礼请他为宰相来治理万机，南宋因此政治清明，国运强盛于一时，时人都称他为“黑衣宰相”“缁衣宰相”；或有一度出家为僧再为人君者，如明太祖朱元璋，十七岁时曾在皇觉寺出家为沙弥。而对于国家政治有深远影响的出家人更是不计其数。
尤其佛教在烽火连绵的乱世，更经常扮演攘敌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对摩揭陀国雨势大臣昭示健全国家的“七不退法”，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血腥战争。唐朝的安禄山举兵造反，军需短绌，佛教徒于是发起贩卖度牒以增加军费，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事，在禅师的极力奔走之下，为国家劝募了丰足的军粮，并且参战军旅，贡献计策，稳定了局势。曾经一度为禅僧的耶律楚材，元帝入主中原时仰慕他的贤能，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耶律楚材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无辜的杀戮，于是挺身而出，立朝仪，订制度，辅佐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推行汉化，延续了汉民族的命脉。元代至温禅师，由于赞助王化有功，感动世祖而敕封为佛国普安大禅师。可以说，自古以来，佛教辅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胜举。
由于佛教的教义与僧侣的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因此晋代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也将护法之责交付国王，以收“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之功。此可证之于佛世时，因为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的护持，佛教才能传遍五印度；佛陀灭度后，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广宣流布。中国因有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高僧来华弘法，佛教因此得以传入中国。至于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大多是由于历朝帝王保护，设置译经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鸠摩罗什大师受后秦姚兴的护持，在西明阁从事译经，而有《法华经》《中论》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经论流传后世；玄奘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译出《大般若经》《成唯识论》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论，使法宝圣教的光辉普照于中国。
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有如唇齿相依，关系密切，因此若问佛教徒可以从事政治吗？答案是肯定的。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化身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其中即有国王、宰官、大将军身，以其政治背景，为众生创造富足安乐、无有怖畏的人间净土。佛陀为国王们讲说转轮圣王的理想政治，历代国师以佛法的智慧辅佐帝王治理国家，都体现了佛教徒可以参政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保有“问政不干治”的态度，但是如果有佛教徒参与政治，其实也没有不对，现代社会应该要有雅量接受，不能剥夺佛教徒乃至僧侣关心国家社会的权利，因为出家是信仰，参政是人权。
至于佛教徒能否参战，其实佛教本来就有在家与出家二众，即使是出家的比丘也有服兵役的义务；既然服兵役，国家是大我的生命，是众人所依，为国捐躯，为国牺牲，为国杀敌，为国而战，不管在法律或舆论共识上，都会有公论的。
佛教有所谓的“三聚净戒”，包括了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其中饶益有情戒属大乘菩萨戒。佛陀在因地时为救五百个商人曾杀一个盗匪，这种为慈悲救人而杀，为饶益有情众生而杀，不是为嗔而杀，好杀而杀，非一念之仁、片面之仁所能比拟的。同样地，佛教徒参战杀敌，他不是为嗔恨而杀人，而是为尽忠报国，为了救生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此救国救民之举，绝非妇人之仁可喻。
曾有人要入籍美国，但表示不愿上战场捍卫美国，移民官便不发给他美国公民证。所谓“舍身取义”是圣贤的行为，这时的参战也未尝不可。不保护自己的国家，对国家社会没有帮助，不顾及世间之所需，是会被国家社会遗弃的。
再说，国家战争也不全然是残杀无辜，有的王师之军是为了惩罚坏人、暴徒，有的救人于水深火热，有的保家卫国，在战争中也能表达仁爱、慈悲，在战争中更能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救济伤亡。当然，战争是不得已的手段，非到必要时最好能用其他的方法，例如和平、道德、感动的力量都远胜刀枪。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他知道杀一个孟获容易，但还会有无数个孟获起来反抗，所以用感动的力量才可以让人心服。
其实，佛教徒在修行的过程中要降魔，降魔就如战争，每个人内心里也有八万四千个烦恼魔军，也要降魔，也要战争。至于现实生活中能否参战，这就要看自己的人生观了。
总之，人本来就是政治动物，关怀社会则不能不关心政治，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是群众动物，无法离群索居，势必与大众有密切关系；既然无法离开群众，自然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所以，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人权的维护、民众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当然也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所谓“问政不干治”，个人可以不热衷名位权势，但不能放弃关怀社会、服务众生的责任。也就是说，今日佛教徒为了弘法利生，对政治不但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地，应该积极关心，直下承担，这正是人间佛教菩萨道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