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云：“爱不重不生娑婆。”爱是生命的根源，根据佛教的“十二因缘”[1]说明，人因为有情爱，所以轮回生死；人因为有情感，因此称为“有情众生”[2]。情爱并非专指男女之间的爱情，举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朋友之间的友情、同胞之间的袍泽之情、忠臣爱国之情等，都是情爱的表现，乃至个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一种情感。
感情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因此只要合乎法律、道德，都是佛教所容许。佛教并不排斥感情，但却主张以慈悲来升华感情，以般若来化导感情。佛教鼓励夫妻之间要相亲相爱，亲子之间要互敬互谅，朋友之间要相互惜缘，进而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亦即将一己的私爱，升华为对一切众生的慈悲。例如：佛陀为父担棺[3]、上升忉利天为母说法[4]等，证明佛教对于合乎情法的世间人伦，并未否定和排斥。又佛陀为阻止琉璃王攻打祖国，因此静坐路中，以“亲族之荫胜余荫”，感动琉璃王退兵[5]；佛陀对弟子的爱护，诸如为患病比丘看病[6]、为阿那律穿针[7]，乃至佛陀的本生谭[8]，遍载佛陀累世修行慈悲的事迹。因此，《涅槃经》说：“慈即如来，如来即慈。”
慈悲是人类情感净化的善美境界。过去一般人的观念里，出家人割爱辞亲，离俗舍世，是不孝而且无情。事实上，佛教上自教主佛陀，乃至历代高僧大德，都是本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把对亲人的小爱升华为对众生的大慈悲。例如佛陀成道后，对耶输陀罗说：“耶输陀罗！请你谅解我的做法，我虽然对不起你个人，但我对得起一切众生。现在，我终于修满了历劫的愿望，成就了佛陀，我以广度众生为我的志愿，请你为我欢喜。”佛陀的慈悲，已然超越世间的情爱，甚至后来耶输陀罗也出家修道。所以，真正爱护一个人，是引导他趋向正道，帮助他日臻成熟，而不局限于形体上的长相厮守。
佛陀对亲人如此，对于冤家仇敌也是一样，佛陀常说：“提婆达多是我的善知识，是我的增上缘。”佛陀的爱是建立在“怨亲平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上。佛门中许多感人肺腑的孝行，如目犍连救母、道济侍亲必躬[9]、陈尊宿[10]编织蒲鞋孝养母亲，无著感化胞弟世亲，广传大乘[11]；裴休[12]送子出家，并作（送子出家警策箴），惕励其子以求道为贵；惠心沙弥之母，勉其用功道业，不以皇帝赏赐为荣，不以母亲一人为念[13]等，皆是化私爱为大爱的至真至善的感情，更是情爱净化的高度显扬。又如马尔巴为成就密勒日巴，运用各种善巧方便，付出无比的心血加以**。这种恨铁不成钢，陶铸后学的发心，就是来自慈悲的力量。因此，人类的情爱，除了儿女私情，更有舍弃个人贪欲的无限慈悲。
情爱人人需要，但是情爱有染污的，有纯洁的；有占有的，有奉献的。情感如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情感处理得当，则不失为一种鼓励向上的力量。爱如冬阳，可以溶化冰雪寒霜，可以激发人性的真善美；但是，如果爱得不当，譬如爱的对象不对、观念不对、方法不对，爱得不正常、不应该，则不但会使双方产生烦恼痛苦，甚至因爱生恨，导致身败名裂，丧生灭顶。因此，佛教认为染污、占有、自私、执著的情感是学佛者的障道因缘。所谓“爱河千尺浪，苦海万重波”，我们必须慎思！
然而，“法非善恶，善恶是法”，感情处理不当，固然能障碍道业，但是“爱的净化是慈悲，爱的提升是智能”，如果能将爱升华为慈悲，则“慈息贪欲，悲止瞋恚”；又《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为力，弘益众生。”慈悲是诸佛菩萨度众不倦的原动力，人人若能以慈悲相待，则一切众生皆得福乐，世界必能和平。因此，佛教主张：“以智化情”、“以慈作情”、“以法范情”、“以德导情”，亦即用理智来净化感情、用慈悲来运作感情、用礼法来规范感情、用道德来引导感情。把自私占有的感情，转化成无私的道情法爱；把有选择、有差别的情爱，净化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奉献，这样的情感生活才能更丰富、更隽永。
【注解】
[1]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为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及其状态。又称十二有支。
[2]系指人类、诸天、饿鬼、畜生、阿修罗等有情识之生物。
[3]参阅《佛教》丛书之三《佛陀》第695页。
[4]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在生下佛陀的第七天便与世长辞了，死后上生忉利天。佛陀成道后的第七年，为了报答母亲养育之恩，就在僧团举行结夏安居的时候，悄悄地上升忉利天宫，为母说法。
[5]参阅《佛教》丛书之三《佛陀》第663页。
[6]参阅《佛教》丛书之三《佛陀》第467页。
[7]参阅《十大弟子传》。
[8]主要记述释迦牟尼佛于过去世行菩萨道的故事。
[9]南朝齐僧，乐说佛法，度众不倦，尤其侍奉母亲饮食便利，事必躬亲。有人要代他照顾母亲，他却婉拒说：“生养我的母亲应该由我亲自来孝顺，怎么好麻烦他人代劳呢？”他的孝行因此感化许多道俗信众。
[10]唐代僧。黄檗希运禅师之法嗣。又称道踪。江南人，俗姓陈。居睦州（浙江）龙兴寺，晦迹藏用。常织蒲鞋，鬻之以奉母，故有陈蒲鞋之称。
[11]参阅《佛学教科书》之《佛·法·僧》下篇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佛教》丛书之四《弟子》第529页。
[12]唐代孟州济源（河南济源）人，一作河东闻喜（山西闻喜）人。于长庆年间（812—824）举进士。宿信佛教，随圭峰宗密学华严；宗密著经疏，每请裴休为之撰序。曾迎黄檗希运于宛陵，共商禅道，笔记其言，成《宛陵录》，大行于世。宣武之际，佛教新遭大难，裴休以重臣，出而翼护，故不数年间，佛教得复旧观。中年以后，断肉食，焚香诵经，世称“河东大士”。著有《劝发菩提心文》。详见《佛教》丛书之四《弟子》第177页。
[13]参阅《星云禅话》第一集，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