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迷信的说法,丙午、丁未是大凶之年。靖康之难就正好发生在丙午年的腊月,实在是令人痛心的巧合。这时候,李清照四十三岁。接下来的丁未年,形势更为严峻,北宋灭亡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赵明诚辗转在南方做官,时时面临着金兵的威胁。李清照也跟着他颠沛流离。
有人说,在这段动**的日子里,赵明诚曾在金兵围城之时抛弃过李清照。其实,丈夫在战乱时“抛弃”妻子,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兵荒马乱”这个成语,不是随便说的,战争状态是很混乱的,女性在其中则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打仗的时候,丈夫觉得妻子是累赘,不顾她的死活把她扔下,是常有的事。但更常见的是,丈夫把妻子安顿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然后自己去执行某种使命。在这种情况下,被留下的妻子也会经历种种艰苦,甚至死亡的威胁,形同被丈夫抛弃。但从动机上讲,丈夫并不是抛弃她,而是保护她。当然,如果日后要数落这位丈夫的罪状,可以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抛弃。
在离乱的日子里,李清照夫妇仍然尽全力保护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收集的文物。赵明诚从江宁知府的任上下来,把李清照安置在池阳,又独自去湖州上任。临走的时候,他嘱咐李清照,万一遇上战乱,逃难的时候要带上文物;实在不行,一般的古籍字画就不要了,但是那几件礼器,一定要带在身上,只要人还在,就不能丢。李清照也表示了同意。乍一看,这对夫妇未免过于“舍命不舍财”了。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些文物早已不是单纯的财物,而成为一种精神寄托。这句话,更多表达的是这对夫妇此时的心情。文人对于所爱之物的痴迷,可以达到这个程度。
不久之后,赵明诚就染疾去世了。李清照在安葬了丈夫之后,随着朝廷的行踪一路南奔,她和亡夫看得比命还重的收藏之物也大半遗失了。直到绍兴二年,李清照才在杭州安顿下来。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李清照有过第二次婚姻。这个说法出现得很早,在几乎同时代的笔记中就可以看到,甚至还有一篇不知真假的李清照自述为证。据说,李清照惑于一个叫张汝舟的军官的花言巧语,跟他结了婚,她遗失的文物都是被张汝舟骗去的。
这个说法最经不住推敲的地方就在于时间问题。李清照丧偶的时候已经四十六岁,又流浪了三年,到杭州时,已经四十九岁了,这年龄在古代已经逼近多数人寿命的极限,是标准的老人了。即使是今天的女性,只要衣食无忧,很多人到这个年龄也会选择不再结婚了。而李清照到杭州后,很快就以单身的身份出来活动,直到去世一直孀居,一直有诗词记录。再婚的时间实在很难安排。
唯一可以利用的时间是,李清照到杭州后,有半年没有出来,这期间她还生了一场重病,病到“萧萧两鬓华”。正常的解释是,这半年她一直在生病。如果非要安排她再婚的话,就只有这半年了。
半年的时间,要生重病,要结婚,要离婚恢复单身,在结婚之前还要培养感情,在离婚之前还要闹离婚,实在是太紧张了。我们姑且认为张汝舟为了骗取文物,以光速跟李清照闪婚闪离,勉强来得及。但这样的话,好像也不是太惨。于是又有人给这个故事添枝加叶,说李清照婚后被张汝舟家暴,忍无可忍之后到官府去告状。按照宋朝的法律,妻子告发丈夫是要进监狱的,李清照是以进监狱来换取离婚的。这样一来,就够惨了。麻烦的是,妻子告丈夫,刑期是两年,这样一来,时间就又不够用了。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人们只好说,李清照托了关系,关了九天就出来了。总之,这个版本的故事充满了现代社会都无法想象的速度感。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看作谣言,造谣者的动机是否充分呢?简直太充分了。在古代中国,才女远比普通女性更有吸引力。男性对可望不可即的女性难免有种种幻想。一些不够高尚的男性,听说这样一位才女竟然孀居终老,难免会觉得惋惜,甚至会幻想:“既然如此,我能不能有一次机会呢?”再猥琐一点的人,会对美好的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敌意,总想着用市侩心理去诠释自己无法理解的崇高,把偶像拉进凡尘,给圣洁加上卑污的注脚。李清照的优越,是男权社会中的很多男性都无法企及的,这让习惯了男尊女卑的他们十分不甘心。于是,他们就会安排与亡夫情比金坚的她再婚,安排博学多识的她被读书不多的男性欺骗,安排受到万众景仰的她被小人欺辱,甚至安排上家暴、牢狱等极端的细节,来满足某些变态的窥视欲。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适合市井口味的流行元素,让人很难相信现实中的事是这么严格地按照传播学的要求发生的。李清照再婚的故事,作为文学文本很有意思,但作为史学文献,实在不好轻易采信。
造谣者显然忽略了一些他们不容易接触到的细节,例如,李清照孀居时已经多大年纪了,李清照在临安闲居的时间是多么短暂,其后马上投入了多么丰富的社会活动。他们想象,赵明诚去世时李清照仍然年轻貌美、柔弱无依,想象她孀居之后就隐姓埋名、行迹难测,因而可以很轻易地沦为一个男性的附庸。他们无法想象,和一切有才华、有地位的男性一样,李清照也有一个体面的晚年。
病势稍轻,李清照就投入了广泛的社交活动中,与南渡士林的高层吟咏唱和。
早在南渡流离之时,李清照的创作题材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所有的南渡士人一样,李清照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国家命运上来。南渡途中,她写下了著名的五绝《乌江》,思考国难关头的生死选择;写下了五绝《咏史》,思考士林该拥立什么样的王朝继承人的问题。在这样的作品中,看不到一丝的女性色彩,有的只是心忧天下的眼界、融贯古今的智慧。她还写下了风格特异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这首词意象奇崛,关怀前路的崎岖,思考学人的归宿,也是毫无脂粉之气。唯有那一叶孤舟飘**于大海,渺小的舟中之人昂首与天帝对话的意境,透露出女性面对命运时特有的悲壮与坚韧。
文学本不必以雄健与柔美区分高下,只不过,人在最苦最难的时候,生命情绪得到最大的激发,总会偏向雄健一路。李清照少女时代就曾写下豪迈雄健的七古歌行,她后来填词以婉约为主,并非笔力不逮,而是经过词学研究后主动选择了这种风格。在非常时期暂时改换风格,也是不足为奇的。这只能说明,靖康之难对她的触动是很大的。
在临安病愈后,李清照曾参与送别出使金朝的枢密院长官韩肖胄,送上了古、律诗各一首,雄健的笔调,比少女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李清照自己说,她的祖父和父亲都与韩肖胄有旧。如今长辈和丈夫都已去世,只剩下她一个女子代表家族与故人酬答。
这一时期,李清照还写有怀古诗和分韵诗,前者是她登临游览的产物,后者则是她与其他文士唱和的证据。这些行为,都与男性文人无异;写出的诗,也是眼界阔大。说明此时的李清照,是以男性士人的方式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李清照还为南宋朝廷作过一批节庆帖子。帖子相当于给宫廷人物的节庆贺词,一般是由翰林学士撰写。这一回轮到李清照来写,恐怕与流浪大宋一时人手不够有关,但也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李清照的文坛地位可以相当于翰林学士了。
李清照在南宋受到特别的尊重,主要的原因不是“女孩子写成这样就不容易了”,而是因为她承载着人们对北宋士族风流的记忆。她是王珪的外孙女、李格非的女儿、宗室宰相赵挺之的儿媳、金石学者赵明诚的妻子。两宋之际战乱惨酷,文士凋零,到这种时候,人们会感觉,见不到李格非、赵明诚,能见到他们的女儿、妻子,也是一种安慰。人们看到她,就会怀念起那些逝去的风流人物。更何况,她本人也的确是一流的学者、词人。每一个有着这样身世、才学而成功南渡的人都是国宝,性别在这里已经很不重要了。李清照在人们眼中,已经成为宋文化的一个象征。
我们应该理解,与李清照时代接近的人,最初整理李清照的作品,评述她的创作,也大多抱有在中华文化危亡之际存续北宋风流的动机,而不仅是出于闲情逸致,收集一个闺中美人的作品。李清照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她代表了典型士族女性的形象,也是因为她代表了典型南渡士人的形象。
南渡以后,除了交际性的写作,李清照也创作了大量高水平的闺阁题材的词。与所有的学者型作家一样,李清照在晚年达到了新的创作高峰。
李清照遭遇靖康之变的年龄,与杜甫遭遇安史之乱的年龄相近。在技巧已经成熟的时候,李清照迎来了巨大的家国之难。好诗是需要不幸的经历来滋养的,贴近人的内心感受的词更是如此。“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的动**,比承平之世的贬谪更能带来好诗,正如在爱情中,爱人的永逝比短暂的分离更能带来好诗。很不幸,或者很幸运,这两种厄运同时降临在了李清照身上。
李清照是一位长寿的作家,活到了七十三岁。从靖康之变到去世,她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哀伤岁月。在晚年的创作中,她思念着去世的丈夫,在这绝望的离别中,描摹着独居的生活,诉说着老病与寂寞;她更思念着金兵铁蹄下的故土,在这永远的流放中,描摹着异乡的风景,诉说着对往昔的思念。她一生中最丰富、最动人的作品,像《永遇乐·落日镕金》《声声慢·寻寻觅觅》,都诞生于这个阶段。
李清照生活于中国由士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的时代。士族制度日趋瓦解,士族精神却并没有随之消亡,而是落在了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中。越来越多在典型士族社会中没有发言权的人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成为文学家。他们可以是贩夫走卒的儿子,也可以是士大夫的女儿。如果没有之前士族文化的积淀,就不会造就李清照这样的才女;如果没有之后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风气,李清照就不会收获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李清照所代表的才女文化,是士族文化的新形态,也是中国文学在近世繁盛起来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