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州参军任上，杜甫过得并不开心，繁琐而无谓的工作令他十分烦躁。四十八岁的时候，他辞职了。大概是迫于经济的压力，他拖家带口搬到了秦州，很快又搬到了秦州附近的同谷。

在同谷的时候，杜甫过得很穷。战争期间物资紧缺，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吃的。杜甫全家竟然到了忍饥挨饿、到山里去挖野菜的份儿上。因此，杜甫决定索性搬到成都去，那里是“天府之国”，土地肥沃，远离战乱，在当时是比较好过的地方。

从同谷去成都的路并不好走。身为蜀人的李白，就告诫过大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杜甫这一路走得非常辛苦，生长在东部平原城市的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险峻的道路。杜甫笔下的蜀道，少了一分李白式的浪漫，多了一分令人心悸的质感。走过了蜀道，杜甫的诗风又有了一次变化，变得更为新奇，更追求还原现实中的物象。

到了成都，杜甫在浣花溪边安顿下来，搭建了一间草堂。他去跟东家借一棵树，西家借一株花，来装饰自己的庭院，同时也是跟邻居们打个招呼，“我搬到这里了”，这是老式中国人一直会讲的一点人情。在杜甫的诗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很真实的人情。这种人情，是此前的诗人很少写的，是杜甫发现了人情中的诗意，把日常生活写入了诗篇。

杜甫的这个草堂，在文学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成了杜甫的一种象征。杜甫在这里告诉后来的诗人，在平稳而有遗憾的日子里，应该怎么写诗。

杜甫在草堂的日子，是比较安宁的。虽然物质上比较清贫，但总算暂时安顿下来了。杜甫昔日的好友严武，随后也来到成都，凭借较高的官阶，给了杜甫很多照顾。这让杜甫有机会写写田园中的闲适生活。

中国的士人写田园，心底是有一个陶渊明的影子的。陶渊明在乱世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就索性辞去官职，闲居家中，写写耕作的日常，写写农家会有的物和事，也写写远处的山影和飞鸟，写写老婆孩子的趣事。他写这些，字面上可能是有趣的，背后却永远有一个悲哀的阴影，那是他的寂寞，是生命流逝的寂寞，是时事的纷乱与官场的荒谬。陶渊明终结了西晋以来田园诗赋“炫富”的无聊传统，给田园诗赋予了严肃的内涵。他也告诉后来的士人，如果整个世界都与你作对，你还可以选择归隐田园，可以用这样的笔调，写些这样的事情。杜甫在草堂写的诗，很多地方也有与陶渊明田园诗一样的意味。

杜甫在草堂，会写到黄鹂翠柳的温暖图画，会写到细麦轻花的农家景象，会写到自己和妻儿安闲的生活，也会写到友人到访的情趣。这一切仿佛都笼罩着一种莫名的忧伤，而这忧伤又总是凝结为宁静的画面。有时候，他也会用略带调侃的笔调，写自己屋顶的茅草被风吹走的“奇遇”，生动的描写，出于杜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老辣笔触，告诉我们，人们仍然过得不好，即使是在远离战火的浣花溪边，即使是住着村里最好房子的人家，也仍然活得如此局促、尴尬、朝不保夕。在盛唐被击碎之后，杜甫算是士人中过得比较差的，但肯定不是最差的，过得像他一样，或者过得不如他的“寒士”，是大有人在的。这么一想，杜甫就把自己身上的烦恼，放大为无数人的烦恼，无数人的烦恼叠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了他一个人受冻受辱的痛苦。杜甫惯于站在自己的身外替他人着想，这种习惯让他成为伟大的诗人，也难免让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痛苦。

从安史之乱开始，特别是从华州赴任开始，杜甫逐渐放弃了从形式上靠近李白，其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性日益显豁。卜居成都后，杜甫的现实主义倾向越发觉醒，一种贴近日常生活的新写法被开创出来。杜甫将李白作为一个永远不能割舍的偶像放在心底，毅然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