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之行结束后，三十五岁的杜甫去了长安，寻求功名。

这一去，就是十年蹉跎。

卑微的身份，艰难的干谒，让骄傲的他感到无法承受的屈辱和痛苦。在长安怀念李白，成为他精神的避风港。

三十六岁的杜甫再次参加进士考试，仍然没有及第。事实上，这是一场没有一个人及第的考试。主考官李林甫解释说，这是因为“野无遗贤”，该考上的人之前都考上了。朝廷的风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士子的进身之路变窄了。

不过，唐代毕竟是唐代，还是有科举以外的路可以走的。杜甫四十岁那年，玄宗举行祭祀天地的盛大仪式，杜甫趁机献上了三篇大赋。玄宗读后，十分赞赏，命宰相亲自考他。杜甫一时名动长安，集贤院的学士们都跑来围观他的考试。这倒很像汉魏六朝的做法：文士作赋，直接得到皇帝的赞赏，不经过科举，就成为著名的文士。这个模式其实颇符合李白的理想，想必李白听说杜甫老弟获得了这种司马相如式的殊荣，也会羡慕和替他高兴吧。

可惜，毕竟已经是唐代了，皇帝欣赏的人也是要去考试的。考试之后，仍然没人同意授予杜甫官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古代诗人到三十五岁以后，往往会进入“中年危机”。他们原本都是最被帝国寄予期望的少年，到了这个年纪，开始受到各种贬谪、打压，蓦然发现自己远远没有获得预想中的地位，要面对从天才到普通人的落差了，他们的文风往往在这个时候要经历一个转折。而杜甫没有这个转折，因为他的文学生命几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更惨的是，在这个年纪，杜甫不是被贬谪，而是根本没有做上官。杜审言的孙子，被李邕、王翰看重，以为要成为新一代国朝大手笔的杜甫，年近四旬竟连个工作都没有。他此时也会觉得自己不成器，愧对祖先的吧。

在蹉跎长安的日子里，杜甫与高适、岑参等诗人往来，继续按照他理解的李白的路子写诗，不知不觉却已写出了自己的风格。同时，出入权门、陪奉游宴的生活，日益使他厌烦。

在这段日子里，杜甫娶妻生子。他的妻子出身弘农杨氏，也是高门大族的闺秀，知书达礼，结婚后担负起了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责任。杜甫经常满怀爱意地在诗中提起她，她也是杜甫一生中的一位良友。

此时，安史之乱已经迫近了，大唐在一片繁华之下呈现出种种衰颓的迹象。杜甫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些迹象，当别人都在为盛唐唱颂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唱反调了。他在规劝大唐：不要这么穷兵黩武了，对面也是人，打仗的时候差不多就行了。他在提醒大唐：连年的辉煌战绩，都是由普通百姓的血泪滋养的；军户一生都在打仗，早就不愿意从军了，出征的时候都会全家痛哭的；基层的经济早就被掏空了，滋养了华夏文明的“山东二百州”，已经是田野荒芜，只能靠女人耕种了。他甚至会在高高兴兴地登临名胜时，突然产生“秦山忽破碎”的不祥预感。这些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症结的诗作，都作于安史之乱发生之前，足见杜甫的远见卓识。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四十四岁的杜甫终于排到了一个做官的机会。职位是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从八品下，比进士出身的起家官稍微高一点点，工作内容是看管兵甲，是个没什么滋味的“弼马温”。他同时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像大多数刚中进士的人一样去做县尉，也就是见习县令。杜甫权衡了一下，自己一把年纪了，不好像年轻人一样到县里去受气，所以还是接受了这个闲职。看起来，他这辈子做到五品官是不大有希望了，他想，这么混两天，就回家去休息吧。

这时候，唐朝连年遭灾，统治者懒于政事，赈济不力，竟然在一个物力强盛的时代，让百姓陷入生存绝境，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局面。杜甫安置在奉先的家小，也缺吃少喝，杜甫的小儿子，竟然病饿而死。杜甫家是特权阶层，不纳税不服役，家产颇丰，杜甫也已经吃到了官俸，他家尚且如此，穷人的生活可想而知。为人称道的盛唐，竟然饿死了杜审言的曾孙、八品官的儿子，这令人难以相信，更令人愤怒。杜甫说自己愧为人父，其实也是在控诉这荒谬的世道。

为杜甫所信任的大唐盛世，就这样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