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透过考查晚明江右深具代表和影响力的理学家——王时槐、刘元卿——的言论与行为，讨论晚明江右学者的地域认同，以及他们诠释、建构传统的做法；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以上两部分的讨论均着重强调在“晚明”这个特殊时间分期中，江南与江右文化风俗，以及理学内部江右与江左学派之间激**对话的过程。亦即，从文化竞争与自我认同的角度，探讨晚明江右阳明学在当时整体学界中的位置与发言。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说明当晚明江南因经济和政治实力，成为全国文化流行的中心时，江右士人感受到不断被边缘化的危机，却又似乎完全使不上力以逆转这种下滑的趋势。然而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他们必须重新为自己寻找定位、凝聚认同。王时槐、刘元卿等著名的江右讲学者，一方面投入地方志的编纂工作，透过对吉安文化传统的诠释，他们发现了，质醇的民风、忠臣气节、阳明理学是吉安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他们最足以抗拒江左颓靡文化入侵的资产。另一方面，他们更是竭力地投入倡导地方讲会活动，以行动和学术思想，来传承并开创属于江右淳正的学术风貌。他们重复诉说着前辈们齐聚青原的盛况、仿效着过去月复一月或季复一季的讲会活动，透过言语、文字和行动来诠释传统，也因此发扬传统。就某个意义而言，16世纪40—50年代江右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学者讲学的事件，实在是通过晚明学者们的记忆召唤与书写，才更清晰地显出其重要的历史面貌。

第二部分则从三点来说明晚明江右讲学的重要风格：长期静修以明性的工夫进程、重视礼法与肯认名实关系、静肃的讲会氛围。这三点分别呼应着他们对晚明江左学风的批判：即所谓“崇妙悟而略躬行、崇虚寂而蔑礼法、多虚谈而鲜实行。”江右学者在工夫实践方面，是以一种长期向内静修的方式为基调，这既是对王畿和泰州学者“自自然然”“无工夫之工夫”论的一种纠正，也是他们确实实践后所领悟的心得。虽然这种静修的倾向不免招致近禅的讥评，不过因为江右学者对礼法规范、品格操守的坚持，不仅普遍获得士大夫的赞赏，也使他们能免于受到过激的批评。而呼应着对王畿和泰州之教导致“败坏礼法纲纪”的批判，江右学者则十分强调礼法规范的重要性，并且重申名实之间的关联，认为名节是道的樊篱，不容任何人以“不好名”“断名根”为口实而混乱道德表述。最后，我们则从晚明江右的一些讲会会规中，看到一种格外强调静肃自修、压抑言说、减少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特色，这种强调也改变了早期阳明讲会所标榜的“互相规过”的直谅作风。此种静肃的风格，呼应着他们对当时江左学风“多虚谈而少实行”的批判，但却非只在表面行径上欲求区分或改革的做法而已，更与学者们之工夫实践与思想内涵紧密相关，是在当时学风刺激下，反思与实践的心得。

[1] John Dardess，A Ming Society，Ch.8.

[2] 刘元卿，《诸儒学案》，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周汝登，《圣学宗传》，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孙奇逢，《理学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3] 例如，邹元标：“常窃疑海以内播迁几三百人，岂无申只手辟巨眼，为吾道一吐气者。”即可见学道人数并不多，载邹元标，《答胡趋儆侍御》，见《邹子愿学集》，卷2，63b～64a页。这种现象和感想也会因地而异，例如，苏松地区，文人文化显然胜于理学文化，普遍而言，阳明学并不兴盛，江右地区则理学较兴盛。参见宮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の素描试み——》；John Meskill，Gentlemanly Interests and Wealth on the Yangtze Delta，Ann Arbor：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4，pp.33～70.

[4] 我未能找到其名。

[5] 杨东明，《山居功课》，卷6，72b～73b页。

[6] 对于士人地域认同的问题已有许多重要的讨论，特别是Robert Hartwell和Robert Hymes指出从北宋到南宋之际，士人阶层的社会参与有一重要的转向，即从全国性事务转向在地方社会中经营，其对地方的建设与认同亦转强。本文所讨论的明末江右士人的地方参与，虽然看似这个趋势的延续，但毕竟时间已到16世纪末的晚明，从南宋到晚明到底经过怎样曲折的变化？这种对地方社会的经营与认同是否在明初中央集权体制下曾被打断，晚明再起？对于这些问题，作者未能深研，无法回答。Peter Bol对金华地区的研究，同样指出晚明金华士人有颇强的地域认同，且不是从南宋延续发展到晚明，明初朝廷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较强，地域性的士人活动与意识亦相对受到压抑。Robert 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1982），pp.365～442；Robert 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包弼德（Peter Bol），《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1480—1758）》，收入李伯重、周生春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247～286页。

[7] 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三、第四、第五章。

[8] Richard Handler and Jocelyn Linnekin，“Tradition，Genuine or Spuriou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97.385 （1984），pp.273～290.

[9] Evelyn S.Rawski，“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Late Imperial Culture，” in 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Evelyn S.Rawski 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3～33；陈学文，《明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见《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年，87～97页；John Meskill，Gentlemanly Interests and Wealth on the Yangtze Delta，pp.1～32。关于明代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量，见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6，Ch.4；关于晚明江南消费文化、物质文化和流行等，见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见《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37～159页；林丽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1991年），215～234页；《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见《新史学》，10卷3期（1999年），111～157页；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见《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37～83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见《新史学》，10卷3期（1999年），55～109页；毛文芳，《晚明闲赏美学》，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等。

[10] 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56～260.

[11] 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56～260.缪进鸿和沈登苗的研究也显示，从宋、元、明到清代，江西的学术文化地位明显滑落的情形。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见《教育研究》（1991年），10～26页；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见《中国文化研究》，26期（1999年），59～66页。

[12]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p.227.

[13] 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56～260.

[14] 王时槐，《文昌塔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27b～30b页。

[15] 罗玘，《送苏君江西提学序》，见《圭峰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5，26a～27b页。亦见John Dardess，A Ming Society，pp.168～169.

[16] 王时槐，《文昌塔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27b～30b页。

[17] 王时槐，《文昌塔记》，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27b～30b页。

[18] 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58～259.

[19] 关于西原惜阴会，见下文。

[20] 王时槐，《西原会规十七条》，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9a～19b页。

[21] 王时槐，《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4，18b～19a页。

[22]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の素描试み——》。

[23] John Meskill，Gentlemanly Interests and Wealth on the Yangtze Delta，pp.33～70；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

[24] 除了俭朴仍为一般人所肯定的美德外，此也关乎士大夫面对士商身份混淆以及许多僭越风俗流行时，为维护社会秩序及保护自己地位的考虑，参见林丽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论》，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

[25] 包弼德（Peter Bol），《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1480—1758）》。

[26] 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73～92页。

[27]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36年，10～11页。

[28] 李文耀，《重修束鹿县志序》，见《乾隆束鹿县志》，李文耀、张钟秀纂，民国二十六年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卷1，2a页（341页）。

[29] 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15、118页。

[30] 见《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页首。

[31] 刘元卿，《福乘藏稿序》，见《刘聘君全集》，卷4，7a～8a页。

[32] 《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卷11，1a～1b页（170页）。

[33] 《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卷18，1a页（238页）。

[34] 《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卷11，3a页（171页）。

[35] “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文章节义遂甲天下。”《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卷11，2b页（170页）。

[36] 《吉安府志》，明万历间刻本，卷11，3a～3b页（171页）。

[37] 邹元标，《仁文会约序》，见《邹子愿学集》，卷4，80a～81b页。

[38] 王时槐，《刻时雨楼讲义序》，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9b页。

[39] Paul Connerton，How Societies Rememb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40] 复古书院在学禁之际，于1580年改名为三贤祠，祀王阳明、邹守益、程文德。1583年建二贤祠，祀刘文敏和刘肇衮，陪祀黄旦。到了17世纪初重修后，又加祀刘邦采等吉安名儒，共十一主。复真书院初建于1558年，但后来又建了两祠，分别祭祝刘邦采、刘文敏等安福南方的学者。而青原会馆在邹元标和郭子章努力下，修建五贤祠，祀王阳明、邹守益、罗洪先、聂豹、欧阳德。详见第三章。

[41] 黄绾和张元忭的部分，见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下卷，第十五章；王叔果，《论学示家塾》，见《半山藏稿》，东京高桥情报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八年序刊本影印，1990年，卷12，1b～2a页。

[42] 聂豹，《送王惟中归泉州序》，见《双江聂先生文集》，卷4，4b～6b页。

[43] 聂豹于1546年被捕入狱，在狱中著《困辨论》，两年后提出归寂说。

[44] 聂豹，《答欧阳南野》三，见《双江聂先生文集》，卷8，11b、12a页。

[4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9，431～432页。聂豹回应王畿、陈九川等人的书信，见聂豹，《双江聂先生文集》，卷11。

[46] 罗洪先，《与双江公》《松原志晤》，见《念庵文集》，卷3，86a～87a页；卷8，40b～43b页。“兢兢业业”与“必有事焉”语出《诗经.小宛》与《孟子·公孙丑上》。

[47]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9，431～432页。

[48]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五章。

[49] 邹元标，《王塘南先生全集序》，见《邹子愿学集》，卷4，44a～45a页。

[50] 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见《黄宗羲全集》一，253页。

[51] 黄宗羲对明代浙东学派的流弊和刘宗周救正之功，可见其《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黄宗羲全集》十，211～215页。

[52] 王时槐，《答按院吴安节公》，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2，38b～39a页。

[53] 王时槐，《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8b～19a页。

[54] 王艮的《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于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王艮，《重镌王心斋全集》，卷4，25a～25b页。

[55] 关于李贽的研究回顾整理，参阅刘季伦，《李卓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第一章；亦参见Jin Jiang，“Heresy and Persecution in Late Ming Society：Reinterpreting the Case of Li Zhi，” Late Imperial China，22.2（2001），pp.1～34.

[56] 池胜昌，《耿定向与泰州学派》，84页。

[57] 沟口雄三，《中国近世思想の屈折と展开》，238页。

[58] 见程玉瑛，《晚明被遗忘的思想家：罗汝芳（近溪）诗文事迹编年》。

[59] 王时槐说江左华靡之风，使郡中高贤怅惜，载《西原会规》，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9a～19b页。

[60] 刘元卿，《简张克念》，见《刘聘君全集》，卷3，9b～10a页。

[61] 刘元卿，《简鲁源徐老师》《简耿叔台》，见《刘聘君全集》，卷3，25a、30b页。

[62]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7，372～373页。

[63] 胡直，《念庵先生行状》，见《衡庐精舍藏稿》，卷23，1b页；罗洪先，《答蒋道林》，见《念庵文集》，卷4，1a～5a页。

[64]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9，432页。

[6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0，468页。

[66] 胡直，《困学记》，见《明儒学案》，卷22，519～526页。

[67] 《吉水县志》，光绪元年刻本，卷36，11a（444页）、13a页（445页）；《永丰县志》，同治十三年刻本，卷22，17a页（275页）；卷22，28b页（292页）。

[68] 见王时槐，《答友人》，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2，6a页。

[69] 古清美，《罗念庵与阳明学》《罗念庵的理学》，见《明代理学论文集》，141～207页；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亦见本书第三章讨论。

[70] 例如，王时槐说朱子之后的学者因守定天理在方寸之间，以为工夫，遂于圣门无声无臭之旨不相契，圣脉几绝，“故阳明先生忧之，特揭无善无恶，亦苦心之言也，今则复因药发病，遂有借口无善而纵恣无忌者。”王时槐，《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2，37a～b页。亦见《答徐鲁源》，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2，6a页，卷2，22b～23a页。

[71] 王时槐，《三益轩会语》，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4，21a页。

[72] 王时槐，《三五刘先生文集序》，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5a～6b页。

[73] 如王畿：“良知是本体，于此能日着日察，即是悟。”王畿，《留都会纪》，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4，18b页。

[74] 王时槐，《三五刘先生文集序》，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3，5a～6b页。

[75] 王时槐，《答周守甫》，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1，5b～6a页。

[76] 王时槐：“……夫一阳潜萌于至静之中，吾心真几本来如是，不分时刻皆至也。学者识此而敬养之，笃恭不显而大本立矣。故闭关非堕空也，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故能成天下之务，闭关之义大矣哉。”《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4，30a～30b页。

[77] 王时槐，《仰慈肤见》，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5，9a页。

[78] 王时槐，《答周守甫》，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1，5a～6a页；《答友人》，同书卷2，31b页。他又说：“此理虽不分动静，然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认为“静专”是主要工夫。载《答族侄蕴卿》，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2，19a页。

[79] 胡直称“天则”为“天心”，在概念上接近“天理”。载其文，《答何吉阳亚卿》《复孟两峰》《奉少宰李石麓公》二，见《衡庐精舍藏稿》，卷19，23a、31b～32b、36a～36b页。

[80] 胡直，《奉少宰李石麓公》二、《答诸殿撰》，见《衡庐精舍藏稿》，卷19，36a～36b、51a～51b页。

[81] 胡直，《答何吉阳亚卿》《奉复座主洞山先生》，见《衡庐精舍藏稿》，卷19，21b～26a、45b页。

[82] 邹元标，《答陆海门明府》《答周海门少参》，见《邹子愿学集》，卷3，4a、46b～47a页。

[83] 王时槐，《西原会规十七条》，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7a页。

[84] 王时槐，《西原会规》，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9a、16b～17a页。

[85] 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4，8a～20b页。

[86] 刘元卿，《礼律类要序》，见《刘聘君全集》，卷4，15b～16a页。

[87] 刘元卿，《止丧家荤酒议》，见《刘聘君全集》，卷12，58b～59b页。

[88] 刘孔当，《家会条规》，见《刘喜闻文集》，卷12，11b～13a页。

[89] 刘孔当，《家会条规》，见《刘喜闻文集》，卷12，11b～13a页。

[90] 伍思韶乃热心的阳明学者，与邹守益、刘文敏等人往来问学密切，载刘元卿，《奉直大夫广安州知州九亭伍公行状》，见《刘聘君全集》，卷8，17a～20b页。

[91] 刘元卿，《进士尽吾伍先生行状》，见《刘聘君全集》，卷8，21a～24a页。

[92] 刘元卿，《陈布衣传》，见《刘聘君全集》，卷7，45页。

[93] 朱意是朱淑相的侄子，从淑闻阳明学，又师事朱调，其传载刘元卿，《朱孝子传》，见《刘聘君全集》，卷7，46a～47b页；朱淑相参与刘邦采、邹守益的讲学，其传载《朱松嵓先生传》与《朱松嵓先生外传》，见《刘聘君全集》，卷7，53b～55b、65b～67b页；朱章是朱叔相的儿子，其传载《朱松嵓先生外传》。伍思韶从阳明弟子朱逊泉处得闻阳明学，伍氏家族是安福的望族，通族成进士者十三人，举人三十余人，伍惟忠是其族人，伍惟忠师事邹守益和刘阳，二人传载《奉直大夫广安州知州九亭伍公行状》《进士尽吾伍先生行状》，见《刘聘君全集》，卷8，18a、22a页；周嘉善与刘应峰同讲学，其传载《二生小传》，见《刘聘君全集》，卷7，52b页；胡舜举是胡尧时的儿子、胡直的学生，其传载胡直，《螺溪处士胡君偕配刘孺人墓志铭》，见《衡庐精舍藏稿》，卷26，9b～14a页。欧阳绍庆乃欧阳德仲子，其生平载胡直，《欧阳干江先生行状》，见《衡庐精舍藏稿》，卷24，1a～13a页；胡直，《正终稿序》，见《衡庐精舍藏稿》，卷10，5b～6a页。

[94] 关于晚明士绅以礼化俗的努力，表现在丧俗方面，参见何淑宜，《以礼化俗——晚明士绅的丧俗改革思想及其实践》，见《新史学》，11卷3期（2000年），49～100页。

[95] 这种说法与王畿的关系，载顾宪成，《南岳商语》，见《顾端文公遗稿》，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12a～12b页。

[96] 王时槐，《三益轩会语》，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4，17b页。

[97] 朱熹，《四书集注》之《论语·学而》，1b页；《中庸》，第十一章，7a～7b页。

[98] 王时槐，《三益轩会语》，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4，18a页。

[99] 罗洪先，《寄叶絅斋》，见《念庵文集》，卷3，67a～67b页。

[100] 王时槐，《与万思默》，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1，29b页。

[101] 胡直，《答何吉阳亚卿》二，见《衡庐精舍藏稿》，卷19，23a～23b页。

[102] 顾宪成，《南岳商语》，见《顾端文公遗书》，3a～3b页。

[103] 王时槐引陈献章语，《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4，18a页。

[104] 邹元标，《答周海门少参》，见《邹子愿学集》，卷3，46b～47a页。

[105] 王时槐，《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7b页。

[106] 王时槐，《西原会规》，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8a页。

[107] 王时槐，《西原会规》，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18a～18b页。

[108] 王时槐，《续白鹭洲书院正学会条三条》，见《塘南王先生友庆堂合稿》，卷6，43a页。

[109] 刘孔当，《家会条规》，见《刘喜闻文集》，卷12，11b～13a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