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阳明以来，许多阳明学者都有意识地要推广阳明学并教化社会，[5]特别是王艮等学者，不仅以讲学为职志，更发展出“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以讲学涵盖政治经世的理念。[6]在“明明德于天下”和“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下，从事以修身、讲学、觉民的方式，实践《大学》所勾勒的道德政治理想。[7]

从事这种所谓“传学脉”“觉众民”的工作，除了必须面对不同学派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挑战，破除追求科举功名主导的士习以外，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必须打破圣人高不可及的形象，说服人相信学圣是可能的，激励人有希慕圣贤之心。晚明阳明学者讲学的特色之一，就是针对一般人“视圣太高，视己太卑”，[8]望圣贤而却步的心态，故极力强调圣学简易自然、圣与众人相同，而且着重在日常人伦最亲切处——孝弟慈——讲圣学工夫。以下即就几个在讲会中的例子来看这些信念如何被传讲。

王艮在讲会中传讲着：“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又说此道是“至简至易”。[9]善于在讲会中指点人的罗汝芳，[10]喜欢从人与生俱来能爱亲敬兄处说仁、说良知，[11]他讲学的宗旨便在以孝弟慈为化民成俗之要。[12]有一则罗汝芳讲学的记录，记他 从“大明朝人与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尧舜生来见得这个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开讲，再讲到尧舜如何以德性感化人，三年时间，天下便会归于大同；后来孔子祖述尧舜，以仁立教，但除却颜曾，竟无人肯信；孟子出来讲述仁之实就在事亲，孟子所谓的君子三乐即以孝弟为乐，并扩充此孝弟之心为仁人之乐。接着又以人人扩充赤子之心，便可使家邦天下咸归乎仁，来激励会众。结果会众深受感动，“合堂之众皆同声感叹谓：‘果然人人皆可做得。’”[13]罗汝芳紧接着鼓励会众，要看重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此时诸人各各信得极，是古今希有之事”；他更不忘提醒大众，持守此信念并不容易：“当时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个相信。”[14]这是一则生动的记录，让我们看见一位善于讲道的讲员，如何以最平常的人伦亲情来指点圣学之简易与当然，以此兴发听众企慕希圣的心志。

杨起元的《证学编》也记录一次讲会中，有一人提问：孔子贤于尧舜，生民以来未之有也，而讲会中总说要学孔子，这如何可能？会中便有人回答：“尧舜之道易简，人皆可为”，“（孔子之）道视尧舜尤为至易至简”。接着杨起元又补充解释：“昔者愚闻之师，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即人也，人即尧舜也，识得此，人斯可以为尧舜矣。”讲完后，会友们都欣然领会此义。[15]另有一次，杨起元告诉会友们，人以为学贤人比较容易、比较有依据，不知圣人的学问比贤人的学问更易简、更有依据，而道德实践的首要关键就是要看清圣学简易的事实。[16]

另一次讲会中，杨复元问道：“圣如夫子而发莫知之叹，何谓也？”杨东明的回答，明白将原因归之于圣学平易而众人却务奇：“盖圣人之学，仰之而合于天，俯之而同于人，使人皆学夫子之学，则易知者宜莫如夫子。惟世之好奇者众，故不能知圣人，而知圣者独归诸天。”他认为天道本来平易，所以能万世不违，圣人之学本天道，亦平易近人，但后世人却“耐不过”这种无奇效、无显名、无可称、无可述的平易境界，而“好高立异”，反而违离圣学正道，所以孔子发莫知之叹，用意在“自明所学”，也在“昭示斯道之本体”。[17]

其实王阳明已明白说良知圣学是至简至易，也说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具良知。[18]他还考虑到教导的效果问题，他告诉弟子们与人讲学，必须就着圣学平易处指点人：“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19]弟子们告诉他，他身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袖，对众弟子而言，就像泰山在前，自然引发人景仰之情，王阳明回答：“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根据黄省曾之见，在这些对话中，王阳明的目的是要“剖破终年为外好高之病”。[20]

周汝登更细腻地辩明不只好高务奇是病，故意卑下亦是病，[21]不仅不知希圣是病，慕名而希圣亦去圣甚远，[22]而这些辨明的目的仍是在强调，圣学应该要自自然然、随着本分去下功夫。他曾在歙县开化寺举行的讲会教导人：“又要朴实头在家庭内做，不必务高慕远。各人试看，若父母前心低不下，更说甚降心；兄弟间心舍不得，更说甚轻利。以至待奴仆处心忍不住，更说甚忍性。家庭中不踏实，外面粉饰，一切是假。若从家庭中做得实，外面自不须言。”[23]

从以上所引的讲学例子可见，学者们在讲学会中宣扬“圣与凡同”，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一般人认为学圣人太困难、不可行的想法，说 服人相信只要自己立志，人人可以成圣。他们又宣扬“圣学简易”，阐明学圣之道只需在日常生活中尽孝尽忠、爱亲敬长即可，所谓“只把孩提之孝弟去学尧舜”“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24]他们所希冀的，是为众人指出一条通往成圣的道路；而在他们建构的社会改革蓝图中，理想的道德社会，正是儒家经典中的三代盛世。他们批评当时人“好高立异”是走错了路，离圣人境界越来越远。基于此，我们确实可以说这些教导的内容，完全合乎传统礼教的内涵，并不特别具反叛性。

至于晚明阳明讲学活动在晚明社会文化中的意义，若以争议最多的泰州讲学为例，过去学者的研究可以简单归纳如下：泰州学者致力于提倡以讲学改革社会的理念与实践，即在“万物一体之仁”和“师道立则善人多”的信念下，强调以讲学学圣人（孔子），以讲学而经世。又配合《大学》由身而家而国的道德政治观，注重在宗族、乡党间以讲学落实其道德教化，并以宣讲孝弟慈等家庭伦常，致力于宗族宗会的组织建构。而且无论从思想内涵或实践活动面看，虽然泰州讲学庶民化的程度与影响仍需更谨慎评估，不宜过分强调，但是其确实能够较深入庶民阶层及文化中，甚至与其他宗教文化融合，创造新的社会文化活力。[25]

另一方面，泰州讲学在明末清初的知识社群中，屡遭严厉批判，包括其提倡布衣讲学窜师儒之位，而混淆传统纲纪名分；其教法易流于重悟轻修之弊，导致猖狂的学风士习；提供士子攀附权贵、游食高门、形成党派等。[26]这类批评自然牵涉复杂的因素，或因学派不同，或因政治立场歧异，或出自士绅阶层对社会秩序及分工的维护心理，并不都公允。而且许多现象可能更关系着晚明整体社会结构，如生员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分量与地位之改变、市镇商业经济的勃兴影响生活习尚、政治体制的崩坏与法律规范在实行上的松弛等，并不是任何学说造成的结果，而泰州讲学本身也是因应这社会大环境的产物。[27]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问泰州讲学为什么如此容易成为争议的焦点？晚明阳明讲学活动隐含着怎样复杂纷呈的面貌，及开启多元学术表现的契机？下文将从工夫论、言说活动、道德表述三方面来探讨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