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王阳明的家乡，但却不是阳明讲会活动札根最深的地区，无论就讲学风气、影响实力、在地方社会中的代表性而言，浙中阳明学都无法与江右地区相提并论，这在明代学者间早已有共识，连浙中学者都承认。例如，王畿说：“阳明夫子生平德业著于江右最盛，讲学之风亦莫盛于江右。”[1]孙应奎也说：“若吾江右被道泽尤深，故学舍尤盛。”[2]尽管如此，作为明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运动，阳明学在浙江仍然有重要的发展，尤其王畿对于良知学的诠释，虽然颇受争议，然其学术影响力——无论就思想层面或实际带动讲会活动而言——绝对是阳明学在晚明后续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王畿对良知学的诠释及其对圣学工夫论的看法，与泰州学派有异曲同工之趣，而两者相互激扬，所鼓动的讲学风潮，更是晚明学术界的重大事件。王畿偕同钱德洪周游四方倡导讲会活动，也是使得阳明学快速在东南地区扩展的重要动力。至于浙中阳明学的师承脉络，黄宗羲和邵廷采（1648—1711）都指出了从王畿、周汝登、陶望龄（1562—1609），再到陶奭龄（约1565—1639）的这条重要师承，[3]虽然这些学者对“现成良知”和“四无说”的坚持，以及逐渐深染禅风的讲学特色，并无法获得理学内部的一致认同，也无法完全涵盖浙江地区的阳明学和讲会活动，学者对其批判之声也始终不断，但其所具的影响力与代表性则毋庸置疑。而其所引发的学术对话——无论来自江右学者、东林学者或浙中刘宗周学门的批判——也足以显明阳明学在浙中地区所具有的多元性与能动力，此均可见其在整个晚明学界不可忽视的学术影响力。[4]

本章并不拟从王畿、周汝登、陶望龄的思想传承来讨论浙中阳明学，也无法涵盖浙江地区所有阳明学者，或对其学术思想进行仔细分析，而是希望通过整理大量浙江方志与理学家文集的史料，掌握阳明讲学活动在浙江地区发展的主要状况与变化，且勾勒出不同区域讲会形态与发展的差异性。另外必须说明的是，本章比前面两章在地理范围上涵盖更宽广，主要原因是阳明讲会活动在此地确实分布较广，绍兴府虽然有强劲的讲学领袖，也有著名的讲学中心，但却不足以代表浙江全地的讲学活动，且借由与金华府和衢州府的讲会对照，更能看出此地的不同讲会形态。

我们知道浙江在宋代已是重要的讲学区，温州府的永嘉有著名的永嘉学派，宁波府的慈溪有杨简的慈湖之学，金华地区则有金华学派。即使到了明代，这些地区内仍然可见相当宋学的影响，阳明学未必能轻易取代之。例如，《慈溪县志》：“自阳明之学盛行，宗慈湖者每多参和相，独发明无起意之旨，使不与致良知之说相混。”[5]当然从这段话及县志中的学者小传，我们其实还是看到阳明学已相当程度地进入了慈溪县，[6]引起学者们学术性的讨论和区分，只是无法全面性地笼罩慈湖县的学术表现。另外，我们从金华县、汤溪县的县志，也可看到金华学脉在当地的势力，[7]以及章懋（1436—1521）之学的影响。[8]虽然这种理学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阳明学被接纳的程度，但仍与阳明学派保持一定距离。另外，衢州府的常山县也是宋儒讲学之地，明代虽也出了不少理学家，但并不专尚阳明学。[9]总之，虽然浙江从宋以降便是重要的理学讲学区域，又是王阳明的家乡，但是阳明学在此地的影响力反而是呈现局部性的发展。毕竟在人文荟萃的浙江，阳明学只能在斐然学术文化表现中，占据一部分，而非全部。

作者在检阅浙江省十一个府，七十余县的地方志之后，得到一个结论：阳明讲会活动较兴盛的区域分别是绍兴府的余姚县、会稽县、山阴县、嵊县；金华府的东阳县、永康县，以及衢州府的西安县、龙游县、江山县（见图4）。当然别的府县内也有一些阳明学者或讲会的存在，例如，金华府兰溪县有著名的讲学者徐用检；[10]杭州府海宁县有董澐（1457—1533）、董谷（1516举人）父子热衷阳明学，又有张次仲私淑王阳明，[11]钱塘县有孙景时，[12]余杭县有俞景寅从游王畿之门，且私淑王艮；[13]严州府寿昌县的刘侯，曾主天真书院；[14]台州府的应良、金克厚，也讲良知学；[15]温州府平阳县的应德成、王祚，从县学训导刘师召讲良知之学；[16]嘉兴府秀水县，早期有沈谧在文湖建书院带领讲学，嘉善县晚明则有许多与东林顾宪成和高攀龙交游问学的理学家。[17]然而，这些毕竟是少数零星的个例，不能在地方上成大气候，稍具规模的阳明讲会活动还是以上述三个府为主。下文将分别介绍阳明学在这三个府的讲学历史。

图4

明代浙江省示意图，灰色三府为阳明讲学较兴盛的地区，也是本章主要讨论的地区。本图由“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空间信息技术小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