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士人知识分子十分活跃、士人文化极为发达的时期，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有下列几点。

其一，朝廷的重文政策。宋家天下虽谈不上“马上得之”，但军事实力在这里同样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太祖、太宗对晚唐至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十分清楚，深知兵权在改朝易代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宋朝立国之初，他们就采取了剥夺那些有功武将的兵权的措施。武将既不可信，那就只有重用文臣来管理国家了。在整个宋代，文臣的政治地位始终高于武将，与此同时，太祖、太宗还十分重视教育，完善各级官学体制，扩大生员人数，并允许地方书院自由发展。宋太祖本人一生手不释卷，称帝后又常令臣下读书。史籍载“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又称“宰相须用读书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在文化学术方面，宋初统治者亦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在推崇儒学的同时亦不废道释。太祖登基伊始便诏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廊之板壁”（《宋会要辑稿·崇儒》），又诏令贡举人到国子监拜孔，以为定例。对于博通经书的儒生，统治者更是倍加信用。这是对儒学的推崇。对于释道，宋初统治者也加以扶持，太宗时期，在许多名山大建佛寺，并大量翻译、刻印佛经。太宗还亲自召见过道士陈抟，并赐号“希夷先生”。宋初统治者的这种重文政策，其出发点虽然是巩固自己的统治、束缚人民的思想，但客观上的确起到了活跃文化学术的作用。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下，士人阶层的进取精神大大增强了，这无疑是宋代文化学术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统治者重文政策的另一表现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科举制。在唐代，科举制虽已比较成熟，但录取的名额一向甚少。例如，进士科每年所取不过二三十人。在宋代则大大增加了录取名额。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取11人，太祖不悦，遂召终场下第人参加殿试，最后赐127人及第。后来所取人员逐年增加。这种取士政策，一方面使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官滥员冗，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士人阶层热衷功名之心。

其二，内外社会危机。宋代立国不久即陷入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之中。西夏和契丹此时国势正盛，对北宋造成了强大的外部威胁。太宗、真宗两朝多次举兵靖边，总是败多胜少。对于这种外在威胁的忧虑与恐惧，成为北宋士人阶层两次进行改革运动的直接原因。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云：“……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这正是士大夫们的普遍忧虑。北宋王朝面临的内部危机有二，一是土地兼并，二是官员冗滥。太宗之时，土地兼并就已十分严重，以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到了仁宗时更发展为“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宋史·食货志》）的程度。如此贫富不均，自然加剧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另外，官僚机构的空前庞大、官员的冗滥也是构成北宋内在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五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宋代不仅官吏队伍过于庞大，而且俸禄极高，二者相加，自是需要巨大开支。钱只能从百姓身上盘剥而来，这就必然促使社会矛盾的激化。这种现象对士人阶层触动很大，“庆历新政”——北宋第一次政治改革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裁减冗员、改善吏治，提高各级官吏的工作效率。

其三，晚唐五代士风靡弱、无学术。对于晚唐五代士林风尚及文化倾向的鄙视是宋代士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固然，宋初不少文人士大夫承五代之弊，追求声偶浮艳文风，并一时成为文坛主潮，但通观宋代文化趋向，这非但不能算作主流，而且恰恰构成士人们抨击、反拨的对象。欧阳修云：“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五代史·一行传序》）这是对士林风尚的批判。《宋史·文苑传序》云：“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这是讲宋代士人对晚唐五代文风的矫正。石介云：“今天下为杨亿，其众哓哓乎口，一唱百和，仆独确然自守吾圣人之经。”（《徂徕文集·答欧阳永叔书》）这是对五代宋初以来士人重文辞而轻学术之风气的反拨。可以说，晚唐五代士人主体精神的失落与文风的靡弱，恰恰构成宋代士人积极进取、弘扬文化制衡精神的契机。

其四，韩愈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及其“道统”论。在唐代文化精神中，直接给宋代士人造成重大积极影响的是韩愈的思想和文章。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实践者，是唐代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有感于唐代士人一方面追逐于名利之途，另一方面热心于华词丽句的诗文，奋起而矫时风。这反映着唐代后期社会衰颓趋势对士人阶层所造成的严重刺激，反映着士人阶层主体精神和社会使命感的复现。但韩愈倡导的文化精神却如昙花一现，到了晚唐五代之时，士人阶层的进取精神又迅速萎缩下去，骈偶之文的复盛不过是这种精神萎缩在文学上的表现罢了。可以说，是宋代士人重新发现了韩愈，并且沿着韩愈开创的道路大大前进了。他的古文运动到了欧阳、曾、王、苏等人手中才真正得以完成；他的儒学复兴运动，也只是在周、张、二程手中才真正获得成功。但是，韩愈毕竟为宋代士人树立了一面旗帜。作为先在的思想资料的提供者，他对宋代士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总之，上述四个方面是对宋代士人心态构成重大影响的客观因素。在这些客观因素的刺激下，从真宗、仁宗二朝开始，一种以救世意识为核心的士人文化复兴运动便全面展开了。尽管由于士人阶层的思想代表们所秉受的文化资料不尽相同，看问题的方法和着眼点存有差异，故而在这一大方向一致的文化复兴运动中分化为不同文化倾向，但这些不同文化倾向都从各自的角度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使之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则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当然算不上是强盛的王朝，从疆域、军事、外交、事功等角度看，它甚至应列在软弱的朝代之中。但是宋代的文化学术却是灿烂辉煌的。在文学和哲学等重要领域，宋代奠定了其在后世千百年中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