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就文学发展而言二者同为“文学的自觉”过程的两个阶段，其间存有接续关系，但就二者所表征的士人心态而言，它们却又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二者之异同。

（一）两种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

“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都有“悲”这一情感因素，从文学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都继承了古诗哀婉风格的影响。但从共时性角度看，则二者之“悲”又有所不同。盖“建安风骨”之“悲”主要是一种社会情感，即由现实生活之残酷、人民之灾难而引起的悲伤之情，“正始之音”则主要是一种个体情感，即由于个人精神无所依凭的巨大孤独感而引起的哀伤之情。前者本质上是一种救世意识的情感表征，后者则是一种自救意识的情绪流露。因而“建安风骨”“悲”而能“壮”，总体上呈现一种具有阳刚之气的慷慨；“正始之音”却是因“悲”而绝望，总体上呈现一种无可奈何的情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刘桢与嵇康的两首诗。刘桢《赠从弟》云：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悽，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嵇康《赠秀才入军》（其十）云：

闲夜肃清，朗月照轩。微风动袿，组帐高褰。旨酒盈樽，莫与**。鸣琴在御，谁与鼓弹？仰慕同趣，其馨若兰。佳人不在，能不永叹？

二诗皆为赠兄弟之作，又都带有一种悲伤情调。但二诗之归趣迥然不同。刘诗虽亦写道环境之险恶，但目的却在于激励其弟保持像青松那样高洁的品质，故全诗浸透一种不畏艰险、昂扬进取的精神，可谓悲壮而慷慨。嵇诗主要描述兄弟分离之后的孤独无依之情，诗的情调消极怅惘，给人以沉闷之感。由此可见“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在审美趣味上的差异之一斑。可以说，“建安风骨”总体上呈现一种阳刚之美、悲壮之美，“正始之音”则呈现一种阴柔之美、哀婉之美。这是两种不同的时代精神向审美领域的升华。“建安风骨”的审美特征是士人建功立业之豪情的昭示，“正始之音”的审美特征是士人返归内心之心态的反映，一刚一柔、一外向一内向，判然有别。

（二）二者所呈现的人生态度不同

“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都是某种思想解放的产物。建安诗人崇尚通脱，这是对名教枷锁的挣脱；正始名士崇尚自然，这同样是对名教规则的反叛。但崇尚通脱与崇尚自然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通脱即通达，是指在行为上不讲究那么多繁文缛礼。这是对束缚人的才能的伦理规范的突破。傅玄云：“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请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疏》）可知通脱、通达只是不必遵守儒家伦理所规定的那些规范而已，这恰恰是士人充分施展自己抱负与才华的先决条件。崇尚自然则不同，这虽然也是对纲常伦理的否弃，但其本质却是率性而为，任真自得，这恰恰是与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人生态度相悖的，我们试对比曹植与嵇康的两首诗。曹植《白马篇》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再看嵇康《赠秀才入军》（其十八）：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纭，弃之八戎。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

曹诗表现一种建功立业的豪情，为了建立功业，报效国家，可以不顾父母妻子，这显然不符合以孝为核心的名教纲常，可以说是表现了通脱精神的。在这里，功名是至高无上的，即使为此献身也毫不足惜。嵇诗所表现的意旨则截然相反。其诗为送兄从军之作，照说应激励他有一番作为，但诗的主旨却是“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的消沉论调。其所向往之自然，乃是与功名相对立的价值取向。二者的区别是再明显不过了。建安诗人建功立业的志向可以说是儒家传统救世精神的继承，但其间也有很大差异。先秦儒家的救世精神表现为重新安排社会、塑造君主、建立合理的社会价值体系。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建安诗人的建功立业志向只是要有所作为、博取功名而已，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功利主义目的。与先秦儒者相比，建安诗人的境界要低得多了。正始名士的自然无为思想源于老子，但二者亦有境界上的高下之别。在老子那里，自然无为是一种救世之术，是为消弭战乱、伪善、欺诈、犯罪等不良现象而设计出的根本性措施。尽管它与道相联而带上某种形而上色彩，但它本质上是入世的，是形而下的。到了正始名士这里，自然无为完全失去了它的外指性功能，成了一种纯粹个体性的人生态度。它本质上是放弃去干预、规范社会和君权的主体精神，将人还原为自然之物并在俯仰于万物变化之中而获得安身立命、精神解脱之所，建安诗人与正始名士的人生态度不同，二者之诗歌风格也就不同。

（三）二者所标示的“文学的自觉”程度不同

如前所述，“文学的自觉”是一个过程。“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分别代表了这一过程的两个阶段。从程度上来看，“建安风骨”较之“正始之音”更远离了文学对社会政治、伦理的依附性，更进一步从工具主义文学观念中挣脱出来，因而也就更多地带上了个性化特征。如果在“建安风骨”中社会情感还占有很大比重，那么在“正始之音”中几乎全然是个体情感了。如果说“建安风骨”所呈现的主要还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政治色彩的理性自我，那么在“正始之音”中所包容的就主要是个体生命体验。这都说明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诗歌与个体生命存在的距离拉近了，这也是“文学的自觉”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在正始诗歌中也有许多涉及社会政治与世态人情之作，有些诗还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这与建安诗歌是很接近的。但二者所据心态毕竟不同。建安诗人批判、揭露社会主要基于一种矫正时弊、安邦定国的进取精神；正始诗人对社会的揭露批判则主要出于一种对人生的怀疑与慨叹的情绪。故而在格调上就前者激愤、慷慨，后者郁闷、伤感；前者明朗直接，后者含蓄隐晦。试比较曹植《野田黄雀行》与阮籍《咏怀》第31首，曹植诗云：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是首针对性很强的诗，既表现了对当政者诛杀异己的残暴行为的愤慨，又表现了自己因没有能力救助朋友时产生的自愧、自责之情。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诗人借黄雀、少年之喻表达了自己执掌权柄，以强力抗拒残暴势力的强烈愿望。再看阮籍之诗：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此诗为咏史之作，但其现实批判精神是隐含其中的。以往解读者多以此诗乃暗指曹魏明帝之荒**，颇为可信。但与《野田黄雀行》相比，此诗意旨更加隐晦，而且所流露出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调。两相对照，各自的特点都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