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与重大的影响。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的原因，我们从下列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先在的文学资料

是“三曹”与“建安七子”为主体的一批士人造就了那彪炳千古的“建安风骨”。那么他们是在怎样的文学传统中进行自己的文学活动呢？

《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对于建安士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诗经》的自然古朴、直抒胸臆，《楚辞》的辞藻华美、哀婉委曲均可在建安诗人那里找到印迹。陆时雍云：“子桓、王粲，时激《风》《雅》余波，子桓逸而近《风》，王粲庄而近《雅》。”（《诗镜总论》）。陈祚明云：“王仲宣诗跌宕不足而真挚有余，伤乱之情，《小雅》变风之余也。”（《采菽堂古诗选》卷七）范温则云：“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诗人玉屑》卷十三）这些语例都指出了《诗经》《楚辞》对建安诗人的浸润与影响。

汉乐府对建安诗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一些。“三曹”“七子”均擅长乐府，其作诗常用乐府古题，如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陌上桑》；曹丕的《燕歌行》《陌上桑》《上留田行》《秋胡行》；曹植的《鰕鳣篇》《怨歌行》《桂之树行》；王粲的《从军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均为古题或新题乐府歌辞。乐府诗那种质朴直露、情感真挚的特点在建安诗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古诗对建安诗人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钟嵘的《诗品》认为曹丕、王粲出于李陵，刘桢出于古诗。旧题李陵、苏武应答之诗，学术界已基本确定为东汉后期作品，其形式与风格俱与古诗相近。今观古诗之作，其最大特点有二，一是均为工整的五言，二是均表达一种哀婉缠绵的情调。这两个特点在建安诗人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作为先在的文学资料，《诗经》《楚辞》、汉乐府、古诗都对“建安风骨”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无可怀疑的。但问题在于，“建安风骨”之所以为“建安风骨”并不仅仅在于它对往代文学的继承，恰恰相反，正是它在继承中表现出的创新精神，才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的。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则与士人心态的时代特征直接有关了。

（二）士人心态的变化

东汉后期的政治黑暗曾激起士人阶层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少数清流名士为领袖、数万太学生为主体的士人队伍曾向以君权为核心的大官僚、大贵族、大宦官集团展开过激烈的批评。尽管士人阶层的这一政治行为被统治集团以严厉手段镇压下去，但士人那种强烈的救世意识并未因此而泯灭。在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以后，汉政权实已陷入瓦解状态，于是群雄四起、军阀割据局面便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原来那种以重振朝纲、整肃吏治为目的的救世意识就转化为建功立业、重新统一天下的政治热情。他们或宦游天下，择主而事；或高卧林泉，待价而沽，无不寻求机会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这样，在汉末魏初这一特定时期，在士林中就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曹植《白马篇》云：“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王粲《登楼赋》云：“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刘桢《赠从弟》云：“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这些都反映了士人积极向上的心态。

东汉末年的社会动**在文化学术上的回应是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局面的破坏。东汉的学术，在伦理层面上是以孝道为核心的名教居主导地位；在哲学层面上是以谶纬之学为形式的神学目的论占主导地位。到了群雄争霸、三国鼎立之时，各割据势力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都纷纷采取实用主义策略，在政治上外儒内法，在伦理观念上重才轻德，儒家的伦理纲常不再是士人们必须恪守的信条，而战国纵横家那种游说四方、自我推销的风气却在士入阶层中勃然而兴。曹氏父子正是这一时期那些胸怀大志欲建功立业的士人之代表。曹操以举孝廉起家，可见亦曾走过“经明行修”的路子，但黄巾起义之后，曹操成了一路诸侯，于是便以法家精神来治世了。章太炎云：“自汉季以至蜀、魏，法家大行，而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伦，皆以其道见诸行事，治法为章。”又：“盖自魏武审正名法，钟、陈辅之，操下至严。”（《检论·学变》）曹操奉行法家的实用主义精神，故对儒家的繁文缛礼不以为然，在用人上提倡“唯才是举”，既不重门第，也不重德操，这样，在文化思想方面，曹氏父子就标举一种“通脱”精神。唐晏云：“东汉儒学，遭曹氏父子以通脱之习矫之，遂衰落至此，盖不如是不能乱大伦而成篡逆，一代沦亡必基于是，故论学至三国不可与两汉同日语矣。”（《两汉三国学案凡例》）鲁迅先生也说：“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又说：“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由此可知，曹氏父子所代表的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趋势。摆脱束缚、追求思想自由正是建安时期士人心态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三）社会现实的刺激

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狀况是动**不宁、战乱频仍。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三国争雄都以残酷的战争为其表现形式。其结果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曹操《蒿里行》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云：“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王粲《七哀诗》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些诗句都真实地记录了彼时战乱给平民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这对建安诗人自然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此言正说明了当时社会状况对文学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