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贽于狱中自刎后325年，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北京昆明湖。王国维的死因自其自沉之日以至于今天，一直是研究者聚讼纷纭的一大悬案。在此我只能沿着本文思路，从思想文化维度对这一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

自1840年西方列强终于以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便开始了寻找救国之术的漫长历程。从洋务派到维新派，再到民主革命派这一历程呈现为不断否定、不断深入的过程。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政治改良、抑或民主共和，直到稍后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自新，不论这些主张在思想背景政治立场上存在何等巨大的差异，但其目的只有一个：回答在外来军事、经济、文化、政治诸因素冲击之下如何使中华民族得以自存的问题。对此，庶几可理解为传统士人阶层救世意识的继承与发展。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梦寐以求的推翻帝制的目的实现了，但人们很快就发现救亡图存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中国依然存在着内在与外在的严重威胁。于是，现代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便越过政治层面去到文化精神领域思考振兴中国的途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20世纪20年代初的“科玄之争”，稍后兴起的新儒学运动，都是在文化层面寻求救国方略的尝试，它们同样是传统士人阶层救世意识的弘扬。从总体上看，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始终是以救亡图存的动机作为内驱力的。那些跨世纪的知识分子们大都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连为一体，从而在救世热情的驱动之下将自我融汇于时代潮流之中。在这种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知识分子将自救与救世统一起来，这样个人的成败得失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也就被大大消解了。因此，通观近现代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而献身者大有人在，为个人思想困惑与精神上的绝望而自杀者却几不可闻。只有在五四运动前夕自沉于北京积水潭的梁巨川与北伐时期自沉于北京昆明湖的王国维可算是特例。

王国维的文化人格在近现代知识分子中带有鲜明的独特性。他既是一位传统意义的士人，又是士人人格的终结者。他自幼受过旧式正规教育，虽生性不喜儒家经典，但毕竟也像大多数士人一样走过科举之路。在为人处世上他是位谦恭温和的彬彬君子，像传统士人一样有着极强的自律意识和良好的道德修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是一位传统意义的士人。但他又毕竟曾沉浸于西方近现代的哲学典籍中，这种异质文化又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他的文化人格，从而使他成为传统士人人格的终结者。就王国维而言，传统文化精神与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精神的碰撞所导致的结果是悲剧性的，西方文化精神不是促进或加强了他文化人格的完满自足，相反倒是消解了这种文化人格中原有的超脱、和乐的自足性，使之陷于一种无所归依的巨大困惑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巨大困惑破坏了他的人格自足，才使他失去了抵御种种外在刺激的心灵承受能力，才会因怕受到精神的伤害（义无再辱）而了结一生。传统士人的自救意识以及种种心灵自救之术（坐忘、心斋、存养、待敬、自省等）都是用以抵御外在刺激的心理调节方式，是他们在长期的君权压迫与社会动**中形成的应对机制。在王国维这里，这种机制被他所接受的西方哲学观念给销蚀了。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自觉接受并开始向国人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的人远非王国维一人。可以说，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流人物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受到西方哲学的熏染，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等人都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发表过各自的看法。这些人物都是以传统士人文化人格来接受西方哲学的，因而尽管他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并不全面，却往往能怀着一种文化批判意识来看待它们，并依据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对其加以阐释。这样，他们至少在自我感觉上是在与西方哲学平等对话，这与今天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这说明，这些领悟了中国文化精神之要义的学者们在文化人格上依然保持着某种自足性，无意于尽弃所学而臣服于西方文化。因此，他们接受的西方哲学观念，大抵可与中国传统哲学相参证，并被用以丰富他们固有的文化结构。例如，康有为、梁启超之学上承今文经学之脉，下接陆、王心学余绪，在学术文化上有极强的主体意识与超越精神，他们对待西学的态度具有融汇中西的气魄。例如，梁启超即以佛学唯识论及阳明之“良知”说与康德思想相印证，认为“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是“以良知为命令，以服从良知为道德的责任也”（《新民说·论私德》）。又如，康有为、章炳麟等人以中国传统宇宙观来理解康德之“星云假说”，都是在进行着哲学层面的中西平等对话。不管他们的见解是否完全正确，但在文化人格上维护了自身的完满自足却是不容怀疑的。

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的接受却有异于上述学者。就其在接受西学之前的文化心理来看，他虽有坚实的国学基础，但其主要兴趣是在历史一面，而对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不大注重。从他后来治国学的方法来看，他走的是乾嘉学派重实证的路子，这说明他对今文经学重义理的学术倾向是比较轻视的，对宋学的乌托邦精神也不大理会。这就使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在道德层面的人格自律与求实精神方面，因而忽视了心灵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方面。他以这样的文化心理来迎接西方哲学，就使他不像其他思想家那样或为了寻求救世之术，或为了给本有之文化人格寻找新的价值依据（前者为维新派、民主革命者及早期共产党人所奉行，后者为保守派，特别是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们所奉行），而是要追求客观真理，即超越于社会功利目的之上的对自然万物及社会人生之一般解释。他说：“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从这种真理观出发，他对中国固有哲学观念非偏于政治即偏于道德的倾向十分不满。他所谓真理自然也就不是中国士人思想家包容了救世意识与自救意识的形上价值本原，这显然是西方以认知理性为内在主体依据和外在评判标准之哲学传统的表现。他说：“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抵，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这可以说是借西方哲学为参照，对中国哲学极清醒的理论反思。由此可知他对传统道德形上学的放弃是带有高度自觉性的。他有志于改造中国学术思想，以为“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论近年之学术界》）。他呼唤那种“纯粹之哲学”“纯粹之美学”，实质上是要以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取代中国固有的以救世与自救为基点的功利主义哲学。应该说，在对中西哲学之差异的认识上，王国维在近现代学者中表现出过人的清醒与深刻。但他忽视了一点，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最需要的恰恰不是那种超功利的纯科学精神，而是救世与自救。他的哲学观点反映在人生观上是不问政治、与世无争的处世原则，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张勋复辟、北伐革命、溥仪出宫等层出不穷的重大政治事件却又不断给他以精神上的刺激。他的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做一位纯学者的处世态度是无法抵御现实政治给他的人生道路造成的重要影响的。在时代的巨大洪流中，他既不积极进取以求救世，又不反归内心以求解脱，只是执着于“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那如何能应付外在事变给他的重重打击呢？他追求真理，希图成为一名纯粹的学者的精神是可敬佩的，但他却不明了，超然于救世与自救之上的“宇宙人生之真理”如果不是指自然科学，那则是一种虚幻的东西。既摒弃了救世，又拒斥了自救，而其所执着追求的真理又杳不可见，这就使他自己失去了个体存在的价值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外来打击，他自可平静地生存下去，就像那些从未思考过人生意义的人一样。但是一旦遇到重大变故将自己置于困境之中，他就不能以充实的主体精神与之抗衡，就不免要以自杀来追求最后的解脱了。

也许是出于某种偶然性的原因，王国维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碰到了叔本华（假如叔本华的著作较康德更艰深难读，他也许不会给王国维那样大的影响了）叔本华唯意志论的悲观主义哲学对王国维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用叔本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现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它们也就失去了积极的价值意义，成了永无休止的欲望的表现形式。他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红楼梦〉评论》）这种人生观自然极易导致厌恶人生的悲观主义。他在西方哲学中既无法找到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于是又依照叔本华的指点试图于文学艺术中寻求解脱，又寄情于富有实证精神的国学研究中寻求解脱，此三途作为暂时寄情之所则可，作为彻底解脱则绝无可能，一旦他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世事的纷乱侵扰又使他痛苦不堪。从个体心理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忧郁个性的牺牲品；从个人生活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个人恩怨的受害者；从政治层面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社会动**的蒙冤者；而从文化人格的角度来看，我们则认为他是中西文化一次不成功的结合的殉道者，具体说是西方科学实证精神与悲观主义人生观消解了他的自救意识与道德理想主义之后的必然结果。上述种种都不过是导致他自杀的外在原因，只有在价值观上的彷徨无依才是最后起到决定作用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