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士人在人类历史中算得上是一个颇为独特的知识阶层。先秦士人产生于社会的剧烈变动，他们体现了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分离。文化使士人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主体性、超越性的社会阶层，士人也凭借文化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理想。但在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价值转换的中介，因而“道”与“势”之间就无法契合为一，士人的理想也只能是美妙的乌托邦。在无法撼动的强大政治系统面前，士人们纷纷返归内心世界，从而建构起一个令人心向往之的人格境界。秦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时期，在此期间，社会基本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士人阶层处于政治力量的压迫与利诱的双重作用之下，他们原有的乌托邦精神不断弱化，而对个体人格境界的追求也渐渐外化为对诗文书画审美境界的营构。人格理想的审美化正反映了士人阶层超越的对象由社会、君权向内心世界的转移。文学艺术成了在现实世界中唯一能够体现士人阶层独立性、主体性与超越性的方式，成了他们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主要形式，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们都不可逃避地成为统治者的工具。这样，士人对人格境界的追求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的精神基础。

与西方古代知识阶层相比，中国士人阶层的特点是极为明显的。就自我意识而言，西方人重认知理性，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爱利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都是世界本原的追问者，普罗泰戈拉讲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尺度就是认识理性。稍后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对人的道德理性有所重视，但也没有将其置于认知理性之上。亚里士多德虽然综合各派之说，但其重心无疑在认知理性一面。此后，中世纪的唯名、唯实之争，文艺复兴的自然哲学，17、18世纪的认识论，无不以认知理性为主导。只是到了康德，这才将道德理性（实践理性）的地位与认知理性相提并论。以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实践论的人本学、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义直到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人本身的存在问题成了主要研究对象，但他们的运思方式依然主要是认知理性，只不过是从对外在世界奥秘的探索移向对人的奥秘探索罢了。在西方哲学史上虽然也产生过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神秘主义，但认知理性总是处于核心位置。它赋予人们一种永不停息的进取精神、开拓精神。这一特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科学技术的发达；表现在人与社会关系上是“公正”“正义”“平等”“民主”价值范畴的确立；表现在文学艺术则是“模仿说”“真实论”“典型论”以及社会批判精神的高扬。这是认知理性的伟大贡献。然而，认知理性也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可以征服外部世界，却无法安顿自身心灵。在世界的无限性面前，认知理性无论怎样富于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它总会在某个时期使主体意识感到惶惑不安。因而使之心理产生紧张、焦虑、孤独，甚至绝望等消极情绪。基督教作为一种消除这些情绪的手段在一定历史时期曾是有效的，基督教之所以大兴于西方各国，恰恰是基于认知理性的这一缺陷。但宗教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认知理性最终还是突破了宗教信仰，去孤军奋战了。然而它越是前进、越是有力，人的内在焦虑、紧张就越是严重。一部西方现代文学史正是人的心灵焦虑、紧张状态的展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安顿人的心灵，这也正是现代西方哲学苦思冥想的问题。

中国的士人文化从来没有将认知理性置于首要位置。士人阶层在君权的压制下，从一开始就在如何安顿心灵上下功夫。人格的自我塑造是他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道家的“清静无为”“适性逍遥”，儒家的“孔颜乐处”“安贫乐道”，佛释的“自性自度”与涅槃之境，都是士人阶层的精神乐园。一旦建构社会价值或探索宇宙奥秘的外指性活动受阻，他们便遁入个体人格境界的乐园之中，寂然不动，物来顺应，以不变应万变。达到这一境界，一切世事纷争，肉体欲望所带来的紧张、烦恼都会被大大消解。文学艺术正是这种人格境界的转化形式，也是他们安顿心灵的有效方式。以这种的人格境界为底蕴的文学艺术与西方人那种以认知理性为依托的文学艺术在创作方式，价值标准，审美取向上都有极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的文学艺术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之说还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样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就不那么恰当了。由于中国士人有了人格境界及其转化形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作为安顿心灵的有效方式，宗教对他们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士人们取之于佛学的，也仅限于丰富、补充自己的人格境界，并不是纯粹的宗教信仰。中国文化如此灿烂，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统一宗教，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现代学者认为儒学、道家之学都带有某种宗教性，这是很正确的，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宗教性，中国士人才不需要一种专门的宗教来解决心理焦虑问题。

中国士人文化较之西方文化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从本质上讲，诸子之学除法家之外都可称为为己之学。它们使人的心灵得以提升，达到某种自足的境界，这就解决了心理紧张、焦虑的问题，但对于自然宇宙的奥秘它们都存而不论，对于社会人生，它们的努力又基本上无效，这就使士人阶层除了在心性之学与文学艺术等纯精神领域有重大贡献外，对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政治的事交给君主，科技的事交给工匠，作为精神文化承担者的士人除了做君主的工具，便仅仅停留在精神乌托邦的世界里，创造出了许多高雅、神妙、超脱、玄奥的精神产品，而未能推进社会政治的改造和科技的发展，这实在又是令人悲哀的。

有人说，一种文化的长处所在，也正是它的短处，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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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14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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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14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16] （清）王先谦：《庄子集解》，47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17] （清）王先谦：《庄子集解》，41～42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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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见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2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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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6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36] （宋）朱熹：《朱子四书语类》，9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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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贺麟：《儒家思想之开展》，见《评新儒家》，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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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6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47]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6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48]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9] （汉）高诱：《吕氏春秋》，235页，上海，上海书店《诸子集成》影印本，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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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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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明）王守仁：《阳明传习录》，3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7] （明）李贽：《焚书》，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58] （明）李贽：《焚书》，271～2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