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史尤其是晚清史的研究，陈寅恪从史料到史学一直有不少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其治史强调要收罗古今中外公私敌我正史杂书各种资料，融会贯通。他曾针对仓促成书的《清史稿》谈及相关的史料与史学，认为：

史馆中史料残缺殊甚，某人任某门，则某门之史料即须某人以私人资格搜罗。微特浩如烟海之史料，难由一二私人征集，即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此岂私人所能为者也？边疆史料，不详于中国载籍，而外人著述却多精到之记载，非征译海外著述不可。又如太平军之役，除官书外，史料亦多缺轶。曾氏初起时，曾遣人之粤侦伺洪氏内幕。此人备历艰险，作有详细报告，成一专书，名曰《贼情回报》[1]，今其书尚存，于太平军中诸领袖人物，皆为作略历，如小传，一切法制规例，皆详列靡遗。此类极有价值之史料，若不出重价购买，则于太平军内容，必难得其详。此事亦非私人所能了。又乾隆以前《实录》皆不可信，而内阁档案之存者，亦无人过问。清人未入关前史料，今清史馆中几无一人知之，其于清初开国史，必多附会。

1928年，他为挽救由李盛铎保存、濒临毁坏的内阁档案向各处呼吁，认为其中“有明一代史料及清初明清交涉档案，极为重要，……（清华）研究院如能扩充，则此大宗史料，实可购而整理之”。[2]后来日本满铁公司闻讯，订约购买。陈寅恪与胡适等人“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名誉之事也”。[3]

重视资料搜集之外，陈寅恪晚年的治学重心下移到明清史，其成就及方法对于近代史研究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与示范作用。可惜此节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认识和重视。近代学者，承续清学余荫，竞相拥挤于古史狭境。“当时学术界凡主张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偏重元明以下，史学则偏重先秦以上。”[4]所以章太炎批评“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致之处吹毛求瘢”。[5]1934年2月赵万里与朱自清谈论“现在学术界大势”，慨叹：“大抵吾辈生也晚，已无多门路可开矣。日本人则甚聪慧，不论上古史而独埋首唐宋元诸史，故创获独多也。”[6]其实不仅日本学者，近代史学界二陈（垣、寅恪），也都是不论上古史。陈寅恪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称“先生是书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不仅路径须“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且领域应由“三代两汉”而“中古以降”。[7]

在民国时期竞言古史的学者看来，近代史至多只是余力所及的副业。几位大家慧眼独具，并不轻视近代史，但对于近代史的史料与史学，看法也不尽相同。陈垣自谦道：

近百年史之研究，仆为门外汉。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窃意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8]

此法源自前数年上海《申报五十年纪念特刊》，其实也是陈垣受西洋科学主义影响，将研究领域细分化的一贯做法。他治明清各教历史，虽精于目录之学，亦知穷搜不易，可以视为经验之谈。

与领域广阔而论证精细的陈垣相比，胡适尤其是梁启超的风格则显得空泛而弘廓。有“上卷书作者”之称的胡适，中年以前虽有《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等清代文学方面的考证文字，以及关于清代学术和思想史的不少著述，功夫还是下在古代。不过，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他虽然自称对于明史和近代史是“门外汉”、“全外行”，治明史的吴晗和治近代史的罗尔纲却颇得益于他的点拨。尤其是力劝罗尔纲勿仿旧式文人随口乱做概括论断，做大而无当的报章杂志文章，须做新式史学，排除主观见解，尽力搜求材料，重行构造史实[9]；又告诫吴晗要专题研究，小题大做，认识相当到位。但他虽不轻视近代史，内心仍不免愈古愈有学问的成见，认为：

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10]

他批评“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劝罗尔纲治近代史，理由也是“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11]胡适所说乃当时人的普遍看法，同时多少也有几分不识愁滋味的少年得意。他后来倾全力破解全、赵、戴《水经注》公案，凭借各种便利条件，费半生时间精力，写了大量文字，仍然枝节横生，疑点层出不穷，无法结案。他大概体会到了治晚近史的艰难与治古史只是方式有别，而程度无异，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因此尽管还虚张声势地大讲方法心得，但关于治晚近史较易的想当然之论，却是欲说还休了。

过来人兼研究者的梁启超对于近代史的史料与史学似乎最能体会其中滋味。他认为：

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欲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

梁先后指出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的两点原因：其一，“真迹放大”。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感情作用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其20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为后来治清史者论戊戌事的可贵史料，本人却不敢自承为信史。[12]其二，记载错误。“此类事实古代史固然不少，近代史尤甚多。比如现在京汉路上的战争，北京报上所载的就完全不是事实。吾人研究近代史，若把所有报纸，所有官电，逐日仔细批阅抄录，用功可谓极勤，但结果毫无用处。”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认为：“大概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国藩之类做年谱，用不着多少考证，乃至替清初人如顾炎武之类做年谱，亦不要多有考证，但随事说明几句便是，或详或略之间，随作者针对事实之大小而决定。”[13]梁启超坦承其治学粗浅驳杂，谨此可见一斑。

章太炎的学问颇受民国学术界胜流的物议，惜为半僵者有之，斥为尸位者亦有之，但于史学的看法大处着眼，仍有他人难以企及之处。他批评史学通病之一为详上古而略近代，每每于唐虞三代，加以考据，六朝以后渐简，唐宋以还，则考证无不从略。“歌颂三代，本属科举流毒，二十四史自可束诸高阁。然人事变动［？］，法制流传，有非泥古不化所能明其究竟者。”所以“司马温公作通鉴，于两汉以前，多根正史，晋后则旁采他籍，唐则采诸新旧唐书者只什五六，其余则皆依年月日以考证之，并附考异，以备稷核。诚以近代典籍流传既富，治史学既有所依据，而其为用有自不同。盖时代愈近者，与今世国民性愈接近，则其激发吾人志趣，亦愈易也”。[14]章太炎指近代学者“好其多异说者，而恶其少异说者，是所谓好画鬼魅，恶图犬马也”[15]，与陈寅恪不观三代两汉之书的见识大抵相通。而由《通鉴》察知史事愈近，愈须考证，且不易考证，也与陈寅恪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寅恪关于近代史的史料与史学的看法，前后当有所调整。其治史重心与办法，随各时段史料类型性质的不同而变化，20世纪30年代主治中古史，认为“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16]40年代仍然觉得治史以中古史为先，“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于无所措手足。”据王钟翰教授的理解：“是知先生治史以治中古史为易于见功力之微旨，非以上古与近现代史为不可专攻也。”[17]

此言看似与胡适、梁启超所说相近，其实分别不小。胡、梁之说，主要还在判断史料与史实的真伪，仍是疑古思想的流风余韵。陈寅恪则绝不满足于分别相对而言的人事真伪。其治学兼通文史，文学不过治史的手段，因而见异多于求同，论述多由具体而一般，治一字即一部文化史。他强调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古人的言论和行事”，“言，如诗文等，研究其为什么发此言，与当时社会生活、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事，即行，行动，研究其行动与当时制度的关系”。[18]关于上古思想史，他主张“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9]关于中古制度史，则强调不仅要研究制度的组织，更要研究制度的施行，“研究制度对当时行动的影响，和当时人行动对于制度的影响”。“因为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现实的东西。研究制度史不能只看条文，必须考察条文在实际生活中作用。”[20]

陈寅恪关于民族文化史的这一套治学理念与方法的应用，相当程度上受到史料留存状况的制约。上古史料遗存仅为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了解同情。“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21]所以他于群经诸子心得虽多，也不惜束之高阁。至于中古史方面，由于民族文化精华所在，加上资料详略程度的限制，主要追究制度文化以及社会风尚的常情与变态。关于明清以降的近代史，陈寅恪虽然实际负有研究之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果并不多见。只是他对当时上古和近代史的研究状况显然相当不满，针对“民国早期学人往往治古代史兼治明清近代史，截取两头”[22]的现象，他曾经评论其业绩道：“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23]

陈寅恪晚年的历史研究，伴随着时段由中古下移到近世，“业已从以制度文化为重点的广义文化史研究，转向心灵历史的研究。这就是以‘以诗证史’的面貌出现的对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潮的关注”。[24]这一转变，一方面延续治中古制度文化史对于社会常情与变态的关注；另一方面，由于近世史料的极大丰富，可以进一步深入个人心境。尽管因为环境的限制，他很难谈及个人的治学理念与方法，却将精神主旨贯穿于《柳如是别传》等著述之中，以此检验自己的学识，希望后人为之总结张大。晚近史料遗存丰富，其难在搜集完整，如治上古、中古史的辨真伪、求大概，的确不难。但陈寅恪将实事求是引向以实证虚，所论证的不仅在社会常情与变态，而且与个人心境相沟通，由典型代表人物的具体殊境而非由制度与现实的差异来考察时代精神与情感；不仅描述外在的行为，而且揭示内在的思维；不仅通过神游冥想达到了解同情，而是经由剖析具体背景、原因、交游等相关联系因素切实进入了解同情的境界；不仅分辨史料表面的真伪，而且力透纸背，揭示相关人事“放大真迹”的潜因与程度，从真相中发掘出实意。

以实证虚的特例，为其指“纪晓岚之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其有时为而发。此事固难证明，或亦间接与时代性有关，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25]此事对于一般史家，过于虚悬，功力见识不足，容易流于穿凿附会，因而主张慎用。[26]陈寅恪晚年论清代及近代史，常常能用此技。近代史料与史事的丰富复杂表明，历史的真伪虚实往往相对而言，真事的表象不一定反映实情，而实情又没有直接材料可证。个人感情支配下的真迹放大，常常只是偏而非伪。求真的过程即将各方面的偏颇融会贯通，以求同时接近事实真相并与相关各人的心路历程合辙。陈寅恪虽然直到晚年才将其方法展现于明清史的著述，此前已显现端倪。他熟读经史百家及域外语言文字，尤好宋以下集部，“至于清末民初之旧闻掌故，尤了若指掌，如数家珍”[27]，因而于解今典即作者当日之时事具有超凡功力。由于史料的详略不同，从中可以探求的史实深浅粗细不一，其方法用于近代史，实际上还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今人治近代史，常有一绝大误会，以为近代史料较上古中古易于解读。受此影响，加上简单挪用“社会科学方法”作祟，往往观念先行，将读懂的部分孤立抽出，按照先入为主的框架，拼凑成一定的解释系统。未读懂或读不懂的部分则弃置不顾，历史本来的联系被人为割裂，结果言论越系统，距离事实真相越远。其实近代史料浩如烟海，大量私函密札日记档案留存，又很少经人注解，读懂绝非易事。所以1931年陈寅恪为纪念清华20周年所写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称：

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

关于近代史料的难解，法国近代史家巴斯蒂有深切的体验。她于20世纪60年代留学北京大学，师从曾担任陈寅恪助手的陈庆华教授，对于后者的渊博学识十分钦佩。后来她追忆道：

在他帮助我解读张謇著作的时候，每遇到经书方面的引文，有关政治上和文学上的讽喻警句，或者涉及到风俗习惯、地方上特殊的生活环境，或者书中隐晦难懂之处时，他总是能够当场点明出处，引用各种有价值的资料，逐句逐行地予以解释。张謇著作中提到大量人物，多数只写了他们的室号或别号，但陈先生却了解他们每一个人。对于他来说，这些人好像是他的一群朋友，关于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亲属关系，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他都能详细列举，如数家珍。[28]

巴斯蒂教授体会到的困难，不仅对于外国学者，许多认真的中国学人也会感同身受。

陈寅恪关于近代史，既把握源流大势，又深悉具体史实，二者相辅相成。所解决的史料难题，较弟子更能深入一层。其唯一的近代史研究生石泉忆及：“陈师由于熟悉晚清掌故，对于现今保存的当时士大夫之间私函中透露机密情报所用的隐语，往往一语猜透，使迷茫难解的材料顿时明朗，成为关键性史料。”如听石泉读张佩纶甲申变局前致张之洞密函中有“僧道相争”和“僧礼佛甚勤”，即指出僧当指醇王，字朴庵；道指恭王，号乐道堂主；佛指太后，得以佐证当时恭、醇两王矛盾及太后与醇王密谋。又断定翁同龢致张謇书中“封豕诚可以易长庚”的封豕指刘姓，长庚则是李，参照翁的日记，知张謇曾建议以湘军首领刘锦棠取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实则今典与古典并用，方能破解。

此类人事个案经过认真研究，逐渐勘破亦非难事，但要熟、广、深，则专家亦称棘手。陈寅恪后来引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李鸿章语，知所指为张之洞，并指出吴永为张隐讳的原因，更是环环相连，丝丝入扣。相似的例证还有1933年张荫麟撰文称龚自珍作于道光二年（1822）的“汉朝儒生行”诗中的某将军指岳钟琪，陈寅恪阅后，托人转告“所咏实杨芳事”。此一转折关系，张荫麟前此全未涉想及之，思考再三，才“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29]

陈寅恪对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评价甚高，认为“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30]，反对因人废言，除了黄关于近代内政外交的见解与其多有不谋而合处外，原因之一，当是黄也往往能破解隐语，看出材料背后的人事关系。陈的弟子认为：

寅恪师史学之所以精深，在对隐曲性史料的发掘与阐发，开拓史学园地。盖史料向来有直笔、曲笔、隐笔之别，一般史家率多直笔史料的述证，限于搜集、排比、综合，虽能以量多见长，以著作等身自负，但因昧于史料的隐曲面，其实只见其表，未见其里。有时难免隔靴搔痒之讥。惟寅恪师于人所常见之史料中，发觉其隐曲面，……遂使人对常见的史料，发生化臭腐为神奇之感，不仅提供新史料，亦且指点新方法，实为难能罕有之事。

这些方法最值得引申运用的领域，主要也是清代乃至近代文史之学。[31]陈寅恪的功夫见识，专治近代史者固然难以企及，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治学应当取法乎上。否则，顺从时流，用力愈大，距离这种境界愈是南辕北辙。长此以往，近代史研究量的膨胀的表面繁荣之下，必然以质的降低为牺牲，学人发展学术的努力，将适得其反地导致学术品位的变异和水准的下降。

史料愈近愈繁，但性质各异，详略有别，研究对象不同，所据史料的主次位置当有所变化。陈寅恪于此把握最为贴切，如认为治古史必须了解群经诸史等多数汇集之资料，才能考释金文石刻等少数脱离之片断。[32]治中古及近世历史在熟悉史书的前提下，重视诗文及禹内域外新出史料。每治一事，必能依据材料的优劣详略，物尽其用。治政治史应以《通鉴》为主，《纪事本末》为辅，典章制度史则《通典》价值在《通考》之上，诗文互证选取元白为对象，均有关于史料与人事关系的深意在。与此相较，今人治近代史往往不能分别所研究问题与所依据史料的关系，取舍失当。如研究问题跨越整个清代，虽问题相同，但前期、中叶及晚清史料类型的主次当有所分别。治晚清史事，舍日记、函札、报刊、档案而专就文集、年谱、笔记中披沙拣金，不仅舍近求远，甚至缘木求鱼。即使同为晚清的同类人事，所据史料的类型主次也不一致，或重日记、函札，或需档案，或赖报刊，须依据史料与史事的具体关系而定。想当然而然，正是由于不熟史料，不通史实。

如此一来，因上古、中古与近代史料遗留的样态不同，各时期的史学相应有所变化。一时段的历史研究，如有大师级人物开辟正轨，树立高的，后来人仿而行之，则易于更上层楼。此类人物对于此一领域学术发展的质量，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制约来者的眼界与见识。近代学者多治上古而兼及近代，以治上古史之方法标准治近代史，难免流于粗疏，因为在史料繁密程度大为增强的后一领域中达到如上古史的精细程度，并非难事。梁启超与胡适因而不免误解。史学二陈弃上古而专注于中古以降，使相关研究逐渐取得与经过三百年清学锤炼的上古经史并驾齐驱甚至越而上之的成就。但就近代史而言，丰富的史料遗存使得研究不仅可以征实，更能以实证虚。相比之下，陈垣的述证法切实而重功夫，可凭后天努力；陈寅恪的辩证法精深而须卓识，需要极高天分和机缘，难以把握。融合二者的方法治近代史，方能穷尽史料之用，而免于凿空附会之弊，使得该领域的研究与古史的程度相匹配，与史料的丰富相吻合。因此，宣称不治晚清史的陈寅恪，其治学及方法反而为发展近代史研究指示了重要轨则，值得认真揣摩和谨慎仿效。

[1] 当指《贼情汇纂》，实情略有不同。

[2] 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3] 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285～286页。

[4]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9页。

[5] 诸祖耿记：《历史之重要》，《制言》第55期。

[6]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282页。

[7] 《陈寅恪史学论文集》，506页。

[8] 约1929年12月3日致台静农，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80页。

[9]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699～704页。

[10]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557页。

[11]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2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2]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第1册，31、91页，台北，中华书局，1972。

[13]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第1册，6、80页。

[14] 章太炎：《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

[15] 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

[16]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清华校友通讯》1970年4月29日。

[17]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52页。

[18]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引卞僧慧文《怀念陈寅恪先生》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集》，507页。

[20]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引卞僧慧文《怀念陈寅恪先生》，97页。

[2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集》，507页。

[22] 严耕望：《治史答问》，23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

[23] 《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317～318页。

[24] 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读〈柳如是别传〉》，胡守为主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9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史学论文集》，508～509页。

[26] 严耕望认为：“论者每谓，陈寅恪现实考证史事，‘能以小见大’。……此种方法似乎较为省力，但要有天分与极深学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而且容易出毛病。”主张用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聚小为大”之法，即“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治史经验谈》，9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他还以陈垣、陈寅恪为例，谈及考证学的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治史答问》，85～8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

[27]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53页。

[28] ［法］玛丽昂娜·巴斯蒂著，张富强、赵军译：《清末赴欧的留学生们——福州船政局引进近代技术的前前后后》，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1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29] 张荫麟：1934年3月7日《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

[30]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堂集》，170页。

[31] 翁同文：《追念陈寅恪师》，《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61～62页。

[32]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金明馆丛稿二编》，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