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声称其不治晚清史，但晚清史的概念在当时并不等于近代史。而陈寅恪的主要研究领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包含时人公认的近代史。

陈寅恪关于近代史的看法，为人引述最多者，恐怕要数写于1933年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所谓：“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1]这段话乍看意思显然，其实玄机隐伏，不易理解。如“不古不今之学”，有学者认为“指国史中古一段，也就是他研究的专业”。[2]具体而言，即佛教史、唐史、诗史互证和六朝史论。此说虽然有1923年陈寅恪亲笔的《与妹书》，以及后来（约1935年）杨联陞笔录的隋唐史第一讲笔记等资料佐证[3]，似与史实大有出入。

陈寅恪号称不治上古及晚清历史，只是不写论著而已。即使以其平生撰述为范围，自魏晋迄明清，均有精深的研究，很难以“国史中古一段”来界定。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虽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魏晋隋唐史和唐代诗文，仍然重视宋以后的历史。他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很大程度是为了倡导以良法治宋代历史文化的“新宋学”。尤其是对明清史的研究，不仅始终未曾忽视，而且一直没有停止。他在清华研究院担任的指导学科之一，是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4]；1926年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提出的四项研究题目中，包括搜集满洲文学史材料[5]；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陈寅恪被聘请为研究员，以秘书代行所长职务的傅斯年希望他就近在北京负责整理内阁大库档案。[6]

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后，其下设的第一组即历史组的工作内容为关于史学各方面及文籍考订，具体研究标准为：

一、以商周遗物、甲骨、金石、陶瓦等，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二、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亚近年出现的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三、以内阁大库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7]

可见这时一般的或正统的近代史概念，其上限起于明清，而不是现在通行的晚清。根据各人的研究课题，属于第一项上古史的为研究员傅斯年（古史中关于文学与制度）、丁山（殷契亡吏之研究）、容庚（古器物书目）、编辑员徐中舒（中国古代人种史之研究）；属于第二项中古史的为陈垣（北平旧藏敦煌材料目录）；只有陈寅恪的研究课题属于第三项，并跨越第二项，具体为“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政治、军事、典制收集，并考定蒙古源流、及校勘梵番汉经论”。也就是说，包括中古史和近代史的内容，而且似以近代史为主。[8]所以，无论如何，不能以“不古不今”划定陈寅恪的治学范围，臆测为仅仅指国史中古一段。

陈寅恪的行为是其治学主张的体现。1935年，他在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作序言中，对于“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的现象痛加针砭，同时声言：“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9]由此可见，陈寅恪虽然自外于上古史领域，却从未将属于“中古以降”的近代史划出研究范围，而将自己局限于中古一段的狭境之中。尽管这绝不否认其对于唐史情有独钟。况且，依据刘桂生教授的见解，陈寅恪钟情于唐史的“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先生认为，近代中国国势与唐代极为相似，因而治唐史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这样一番道理”。[1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陈寅恪担任的课程及其撰述多在中古时期，其关于清史的研究则一直亲自在实际进行之中，上述担任的各种指导、研究项目，绝非仅仅挂名而已。陈识满文，“在清华时不论天气多冷多热，他常乘车到大高店军机处看档案。清时机密都以满文书写，先生一本一本看，那是最原始史料，重要的随手翻译”[11]。他又好宋以下集部，留学期间，即好与曾琦等人谈清代掌故，于明清史实知之甚详。清华研究院毕业、专治明史的陈守实与之“谈明清掌故颇久”，赞叹道：“师谙各国文字，而于旧籍亦翻检甚勤，淹博为近日学术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对于新近告成的《清史》，陈寅恪极为不满，认为“草率”，“谓十六年告成，以清代事变之烦剧，断非仓猝间能将三百年之史实一一整理者也”。陈守实痛斥“清史馆皆昏悖之徒”，“清代事变复杂，以昏悖之徒当之，十余年即成，不问可知为皆无俚文人之滥调恶套耳，不值得一观也”。陈寅恪也表示“首肯”。他收集整理研究清代史料的用意之一，便是打算编撰满洲《艺文志》，“此亦《清史》之一重要部分”。[12]

排除治学范围的时间限定，所谓“不古不今之学”，究竟何指？其今典显然与当时的一桩学术公案有关。1930年以前，“故都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这时的任课教师中虽然不少为章太炎的弟子门生，在经学方面，却大都由古文而趋今文。其实今古文之辩恰如汉宋之争，各执一端，不免偏蔽。尤其是今文学一脉，于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极大。但就学术而言，则语多妖妄，不足征信。1930年，由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第7期刊登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罗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关于刘歆伪造经书说的28点不通之处，并详明因果。此论一出，反响强烈，“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但都疑余（即钱穆）主古文家言”。[13]

民国以后，学术领域的今古、汉宋之争表面上虽然逐渐淡化，其精神则依然贯穿于新旧、中西、泥疑、考释、科玄等派分论辩之中。此种分歧的出现，根本源于人类社会为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的结合体，本来统一的客体反映于认识的主观，难免分裂为两面。欧美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互对垒，亦由于此。因此，钱穆在攻破今文家神话的同时，却被误解为古文家。而他的本意实在于破除今古，兼采汉宋，不分新旧，沟通中外。1933年2月，钱穆应邀为罗根泽编著的《古史辨》第4册作序，表面替考据辩护，其实“着眼于中国民族文化之前途，颇有慨于现今大思想家的缺乏”。因而有评论称：“这在北平的学术界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之中，尤其是对症发药的文字。”[14]是年5月，钱穆讲演龚自珍的思想与性格，朱自清敏锐地察觉到：“盖钱意在调和汉宋，其志甚伟云。”[15]

不过，钱穆的主张及其学术成就似乎并未得到各方公认，如傅斯年的认可即止于《刘向歆父子年谱》。冯友兰关于老子年代的认识与钱穆大体一致，但对以史治经、子的做法似乎不以为然，对后者编年体的表述方式颇有异议。1932年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完稿，经顾颉刚介绍，申请列入清华丛书。列席审查者三人，冯友兰“主张此书当改变体裁便人阅读”，陈寅恪则私下告人，“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16]因为意见分歧，此书未获通过，后来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寅恪对此结果相当不满，屡屡在不同场合赞扬钱著，以抱不平。如1933年3月4日在叶公超晚宴上：

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17]

次年5月16日，陈又对杨树达“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18]而这时钱穆的著作尚未出版。

不仅如此，陈寅恪对大约同时送审并获得通过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不无微辞。叶公超宴会上，他于表彰未获通过的钱著的同时，“又论哲学史，以为汉魏晋一段甚难”。[19]这显然针对冯著下册而言。细读其审查报告，上册褒意明显，而下册贬辞时现。虽称下册“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实则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陈认为秦以后思想演变“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而冯著于新儒家产生诸问题，犹有未发之覆在，并且为数不少，相当关键，则下册出版，与上册相较，于中国哲学史的形式备则备矣，内容却未必美。况且这种“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的做法，是否真能“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还要看其“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20]如何。就此而论，冯著恐怕有偏于今之嫌，与陈寅恪的见解不相凿纳，难逃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之讥。

对于今古文经学，陈寅恪的看法与钱穆颇有相通之处。其祖父陈宝箴当年即“喜康有为之才，而不喜其学也”。他本人虽然不治经学，其实研究甚深，家法门户，源流脉络，了如指掌。[21]他认为：“清代今文公羊学者唯皮锡瑞之著述最善，他家莫及也。”对今文家治边疆史地，从来批评不少。至于影响民初学术甚大的康有为一派，则断为：

今日平心论之，井研廖季平、及南海初期著述尚能正确说明西汉之今文学。但后来廖氏附会《周礼》占梦之语；南海应用《华严经》中古代天竺人之宇宙观，支离怪诞，可谓“神游太虚境”矣。[22]

对于古文经学同样不以为然。他批评“号称极盛”的清代经学虽然吸引了一世才智之士，但“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而且此风一直影响到民国时期，“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23]将今古文学的偏与邪一概推翻。

由此可见，所谓“不古不今之学”，实在并非指国史中古一段，更不是当事人之一的冯友兰所讲“是说他研究唐史”[24]。此语应是借钱穆著作涉及近代今古文学兴衰浮沉的一段因缘，针对当时学术界泥古与趋时、墨守与洋化的普遍偏向，首先表明本人的治学处世态度绝不偏于一端。借用杨树达的话说，即治学须“先因后创”，“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25]其旨意也就是1911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所说：“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26]

其次，则隐含批评冯友兰新著及其反对出版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意。冯嫌钱著体裁不便于阅读，陈寅恪则相反，以为适作为教本。他主张史学的表述于“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27]胡适从白话文、钱锺书从文言文的角度，都曾批评陈寅恪的文章不高明。[28]但陈的文章用以分析史料，显示史识，或许恰到好处，言简意赅而内涵丰富、意味深长的警句层出迭现，往往令人不禁拍案叫绝。

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界，延续今古、汉宋、中西、新旧之争，加上伴随西学东渐日益扩大的科学与人本两大主义彼此攻伐的影响，输攻墨守，各执一端，泥古或趋时的偏向严重。此于思想文化方面的集中体现，为新文化派与《学衡》派的长期论争。在学术领域，则有融合乾嘉朴学和欧洲东方学的主流派与其他非主流派的分歧及明争暗斗。陈寅恪为各派共同赏识的少数例外，与双方代表人物均保持良好交谊，学术主张则不仅在两派之间，更超越其上。他曾说：

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29]

所谓不古不今，也有不新不旧（以当时语境而言）的意思在内。进而言之，则是既不泥古亦不疑古，既不薄今亦不趋时。

陈寅恪与各派人际关系的紧密，其实多为各派引其为同道或同调，而陈寅恪对各派的学识主张，则分别有相当的保留，不可妄断为挚友知音。他衷心推崇的学人，如王国维、陈垣、杨树达等，大体均在各派之外甚至之上。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主流派的脉络最具代表性的应是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系。陈寅恪虽然先后担任国学门导师和史语所研究员，得到新派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等人的高度评价，学术见解却有明显距离。国学门由留日的太炎门生及欧美留学生组成，陈寅恪对于其倡导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实则用外来系统条理固有材料很不以为然，多次指陈其穿凿附会之弊。

史语所的宗旨见于傅斯年《工作旨趣》，虽有人以此为“新史学”发端的宣言，其实精神、主张和基本做法与北大国学门及其衍生出来的厦门大学国学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一脉相承。[30]而傅斯年公开批评章太炎以及宣称治学不读书而专找材料，则在科学主义的路途上朝着国际汉学或东方学的方向走得更远。此举看似与陈寅恪等人治学的科学性相通，其实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学术的正轨。陈寅恪对钱穆著作的推崇和傅斯年对钱的不以为然，可以说是陈、傅治学主张不同的明证。尽管钱穆后来着重讲宋学，多少有违其“义理自故实出”[31]的初衷，与陈寅恪一生坚持“讲宋学，做汉学”[32]有异，但他长期被排挤于学术主流之外，仍然反映了主流派的偏颇。所以1968年钱穆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严耕望称为“象征中国文史学界同异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33]

陈寅恪与旧派的关系同样须从其他方面着眼，才能认识清楚。所谓旧派，也就是通常所称文化守成者，包括老辈与新人中的对新文化派持异议者。因家世渊源，陈与文化遗民乃至政治遗老都易于接近，加上与王国维交谊甚笃，罗振玉等对其期望甚殷。不过，陈寅恪的某些学术文化见解和态度做法，仍引起老辈的不满，如以对对子为清华国文考题，便招致非议，以致不得不公开答辩。他对老辈学人中的要角张尔田等人的学行，也不无异辞。这一派的新生代中，吴宓颇具典型性。陈之于吴，在师友之间，吴对陈的学问见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反过来则未必然。所以从吴宓的角度论证两人关系，所见多为吴宓的一厢情愿，而非彼此心心相印。吴宓日记中的陈寅恪，很大程度上也是吴宓眼中的陈寅恪，与后者的本相不无出入。其实，吴宓的学术诗文不仅难以得到陈寅恪的赏识，年轻一辈的张荫麟、浦江清等也微辞不少。

陈寅恪与吴宓的共鸣，在于不赞成一律白话文[34]、坚持本位文化、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反对激进变革与社会动**等方面。至于学术，则吴宓基本还是文士。他对好考据的中外学者不无偏见，喜欢旧体诗，却又无甚天赋。[35]吴宓信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陈寅恪对此可称同道，但并非信徒。陈所主张实行者，在沟通科学与人本主义并跨越其上。其做汉学的一面，便与吴宓清楚分界。缘吴宓的见解认识陈寅恪，必然是经过主观判断过滤的片面。

[1]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12页。

[2]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81页。

[3] 陈寅恪与妹书称：“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此说人多解为陈寅恪指明自己的治学志向，然细察上下文意，所说实为习藏文的目的不在语言文字，而在历史与佛教，并非表明学术志向。

[4] 《清华周刊》第351、408期；《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

[5] 《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000号，1926年12月8日。

[6] 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64～65页。

[7]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84页。

[8] 《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蔡元培全集》第5卷，371～372页。

[9]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6页。

[10] 刘桂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序》，2页。据李涵1944年下半年听陈寅恪唐史课笔记，其第二节《如何研究唐史》称：“首先应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盖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因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唐史，此为空间的观念。其次是时间上的观念。近百年来中国的变迁极速，有划时代的变动。对唐史亦应持此态度，如天宝以前与天宝以后即大不相同，唐代的变动极速，此点务须牢记。”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

[12] 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13]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0页。

[14] 《读书杂志》第2卷第7号，1933年4月10日。

[15]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2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16]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0页。

[17]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202页。标点有所调整。

[18]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82页。

[19]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202页。

[20]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10～512页。至于冯著上册，陈寅恪于字里行间也有所不满。

[21] 陈寅恪曾为吴宓“述中国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吴宓“大为恍然”，慨叹“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28页。

[22] 石泉整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47页。

[23]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3～504页。

[24] 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8页。

[25]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29页。

[26] 《观堂别集》卷四，《王国维遗书》第三册，202页。

[27] 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28] 汪荣祖：《胡适与陈寅恪》，《陈寅恪评传》，255页。

[29] 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4页。

[30] 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360～392页。

[31] 钱穆：《古史辨》第4册《序言》。

[32] 据汪荣祖教授见告，为钱锺书对陈寅恪治学的评语。钱意别有褒贬，但转换角度理解，则相当贴切。

[33]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31页。

[34]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163～164页。1932年10月3日，浦江清与朱自清谈中国语言文字之特点和比较文学史方法，认为中国语为孤立语，异于印欧之屈折语和日本、土耳其之粘着语；为分析的，非综合的，乃语言之最进化者；一开始即与语离；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等。朱自清称：“浦君可谓能思想者，自愧弗如远甚。”其实浦的许多见识，显然来自陈寅恪。这在陈寅恪与历任助手的关系中，可谓异例。或者陈寅恪当时仍在少壮，与助手的年龄差距较小，论人论学，比较直白。

[35]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13页载：“吴雨僧先生到校招余去谈，因观其《南游杂诗》百首，佳者甚少。吴先生天才不在诗，而努力不懈，可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