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泛称江淮，一则历史上浙西本不限于当时的浙境，二则晚清浙学泛及江南，三则不欲显露讥评时人之旨，而另一重深意，当隐指非浙籍的其余北大派人士，特别是胡适一流。这里的北大派，并非在北大任教或由北大出身者的全体概称，而是如今关寿麿所划分，主张结合清代考证学余流与西洋诸学，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派。正如不能将所有在北京教育界和北大任教的浙江人都视为某籍某系，同是浙籍的叶瀚、陈汉章便不在其列一样，不少北大教师还是非北大甚至反北大派。张尔田便有意划清界限：“民国以后，主讲北京大学，而所谓赫赫有声之北大派，仆亦未尝有所附丽。凡我同好，如黄诲闻诸公，皆可为我证明此言。”[1]面对北大日益趋新，他主张坚固团体，以求自保。[2]

自蔡元培接掌北大起，文科就有新旧两派之分，新派以陈独秀为首，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主干，旧派以刘师培为首，与黄侃、马叙伦结合，并得到附属该校的国史编纂处屠寄、张相文等人的同情，朱希祖的主张介乎二派之间，行动则与新派关系较多。[3]新派的阵地，原在改为同人杂志的《新青年》，向社会宣传鼓吹新文化，在北大内部，则进行宗旨课程的改革更新。在这两方面，胡适不仅是外来户，而且是迟到者。早在他入北大前，“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4]1919年陈独秀在汤尔和、沈尹默等人的极力排挤之下，被迫离开北大，胡适无形中成为新派的重用代表。他进北大主要是陈独秀援引[5]，陈去势孤，校内外两方面事业的主要合作者都是浙籍章系，双方既有不少共识，又存在复杂的人事纠葛。

原来浙人把持之事，远不止于文史两系，更关乎整个北大行政。1923年度北大共有教职员286人，其中浙江籍67人，占1/4，居首位。其余依次为直隶55人，江苏48人，广东27人，安徽20人，湖北18人，江西11人，福建、湖南各9人，四川、山东各5人，河南4人，广西、山西各2人，陕西、贵州、甘肃、奉天各1人[6]。早期浙人包围蔡元培，旁观者就讥笑怒骂，如钱玄同常到蔡元培处，被讥为“阿世”。[7]在此期间，先后于北大行政举足轻重的汤尔和、蒋梦麟等人，常在人事安排方面党同伐异，被指为“浙派之植党揽权”。此外，沈尹默是所谓北大“法国文化派”要员，和李石曾、顾孟余等“结党把持”，与胡适对抗。胡适则逐渐培植自己的人脉，即后来鲁迅所谓“现代评论派”，形成“法日派”与“英美派”抗衡竞争的态势。到1926年，据说“北大教职员会，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8]胡适自称：“我对尹默，始终开诚待他，从来不计较他的诡计，而尹默的诡计后来终于毁了自己。”[9]陈源和鲁迅的冲突，背后即有浙、胡两派矛盾的作用。

双方在国学研究领域也时有摩擦。胡适十分推许本派后起之秀的顾颉刚及其《古史辨》，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则因顾与胡适亲近而颇疑忌之，胡适撰文交由顾颉刚在研究所的刊物发表，沈兼士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适担任研究所的委员和导师。[10]顾又认为沈兼士等人“心肠真狭窄，教我如何能佩服！”[11]并指“钱玄同辈的有新无旧一派”，“仿佛以为人类是可以由上帝劈空造出来的”观念，“只成一个弹指楼台的幻境罢了”。[12]因此，编辑《国学季刊》时为论文的排列顺序也发生争议。[13]吉川幸次郎称吴承仕、顾颉刚等与浙人不谐，是省籍矛盾的表现。胡适推荐周作人去燕京大学任国文系主任，以图另立门户，“据所谓‘某籍某系’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策略，仿佛是调虎离山的意思”。[14]双方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厦门大学国学院，1927年2月，顾颉刚在日记中记道：“兼士先生与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我反对伏园、川岛全是为公，而彼对人扬言，以为是党争。可见他之拉我，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15]

尽管如此，双方在提倡白话文，创作新诗，以及疑古辨伪等方面，毕竟还是同道。为了达到主要目的，不能不有所妥协迁就。特别是在校内旧派势力尚大，而社会上反对呼声亦高的情况下，一致对外便成为首选策略。与胡适矛盾最深的沈尹默，认为自己不能去法国进修而改到日本，是由于胡适的反对干扰。但胡适致函青木正儿介绍沈尹默，又称“他是我的朋友，是‘新诗’的一个先锋”。[16]沈兼士也曾为顾颉刚所编书籍作序。胡适撰写北大《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要代表全体发言，便不得不顾及看法不尽相同的太炎门生的意见。[17]因此，外界看来，北大派仍为统一的整体。而浙人的把持教育，往往又和北大派的争权垄断牵扯联系，只是这一变化附上了新旧冲突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形势压力和自身利益需要之下，日本朝野提议归还庚款，用以举办所谓对支文化事业。此事在中国引起普遍反响。北京大学因为与北洋政府关系紧张，财政受到压抑，很想利用国立大学的有利地位，参与庚款用途计划。早在1922年7月，胡适、蒋梦麟等人就拟订计划，主张提倡东方文化研究，设立历史、自然博物馆和图书馆，在中国国立大学设日本文学、历史、法制等讲座，附带图书购置费，以及设日本留学中国学额，在日本帝国大学设中国讲座等。[18]该计划显然使北大享有绝大部分利益。在校方授意下，一些留日出身的北大教授与日方官员合组中日学术协会，积极活动。后来中日双方协议，在北京设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图书馆，在上海设自然科学研究所[19]，北大又有谋划“将图书馆及人文研究所馆长、所长归校长兼理之说”，引起校外学者的不满。张星烺函告陈垣：

北大党派意见太深，秉事诸人气量狭小，其文科中绝对不许有异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义，不外白话文及男女同校而已。当其主义初创时，如屠敬山等史学专家皆以不赞同白话文而被摈外间，有知其内容者皆深不以其事为然。北大现在已几成为政治运动专门机关，不宜再使与纯萃学术牵混，故图书馆馆长及研究所所长皆宜立于党派之外，且人须气量宽洪也。闻日人有派柯劭忞或梁任公充所长之说，烺意此两人甚相宜。柯则为遗老，与世无争，梁则无党，且气量宽洪，可容纳异派人也。

他希望陈垣将此意见转告日方，如公开发表，则愿具名。[20]

张星烺的态度多少受其父张相文的影响，后者与屠寄曾为北大国史馆编纂兼讲师，因支持旧派而被排挤。不过日方拉拢北大，是鉴于北洋政府无望，试图找与国民党有渊源者牵线搭桥，以便在谈判中讨价还价，尽量保留既得利权。后来形势变化，对北大的态度也随之冷淡。而梁启超的研究系在学界名声不佳，所以所长由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总裁柯劭忞兼任。可惜这位意外获赠日本文学博士学位的遗老，学问虽号称与沈曾植南北并立，却不能用人唯贤。其亲随并无才学，亦得入选，而狩野直喜一再推荐、中日各方又一致公认的首选人物王国维却被摈于外。

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一直是新风气的代表，针对北大派的种种批评议论，往往被斥为守旧。其实，历史的复杂曲折，并非这种简单划分所能概括和认识。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早有定评，毋庸置疑。然而，包括输入新知、文学革命、思想改革和整理国故几方面，新文化运动者的“学行浅薄”[21]，恐怕是难以一概否认的事实。赞成新文学和白话文的金毓黻也认为“新文学家之缺点，不在主张之不当，乃在根柢之不深。彼辈太半稗贩西籍，不入我见，日以发挥个性诏人，曾不知己身仍依傍他人门户以讨生活，此根柢不深之失也。尚论之士，宜分别观之，既不能因其主张尚正而为之迴护其失，亦不能因其植根浅薄遂并其主张亦一概抹杀也”。[22]胡适曾对登门请教国文讲法的吴虞说：“总以思想及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为主。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23]这正是不少新文化鼓动者存心破坏以致众从的心理自白。因此，其兴也速，振动社会，带引风潮，声势浩大，颇有顺者昌逆者亡之势。但风头过后，内囊就不免尽了上来。所以，对新文化运动的全面认识，至少应包括其凯歌式行进之后。这时批评者的合理内核也会显现，不能一言以蔽之曰顽固守旧。

1920年胡适批评北大虽然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两块招牌，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他被恭维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却自称“无论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指责“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呼吁北大同人全力切实求真学问，提高学术程度，以期“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24]在输入新知方面，胡适的实验主义比《学衡》的人文主义当然要浅而且偏，前者只笼统地拿来不论正邪的当代新思想，后者则主张从文艺复兴甚至希腊罗马时代的源头分清主流与支脉。陈寅恪特别批评从东欧和北美囫囵吞枣的新理论，显然指胡适的实验主义科学方法和当时热火朝天的社会性质论战。1932年浦江清提议办《逆流》杂志，“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得到向达、王庸、钱穆等人的赞同。“《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25]这时人们已逐渐趋于摒除门户之见的输攻墨守，“化中外之异端，集古今之流派”，正如早年与《学衡》同道而不排斥白话文的《湘君》所主张：“不嫉恶而泥古，惟择善以日新。”[26]

新文学方面，形式上的白话文和新诗，不久都遭受严重挫折。白话文虽经大众语的有意矫枉过正而得以坚持普及，新诗却至今仍有争议。今人多误信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总结，以为反对派不堪一击，被新思潮风卷残云。其实胡适为《申报》50周年纪念册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作于1922年3月，正值鼓吹新文学如日中天的巅峰状态，而胡适历来讲话内外有别，在北大谈新文化和学术尚能自省，公开评价新文学的成就则不免夸张，对反对声音过早定论。他断言：

《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27]

然而，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学可以不经创作阶段的检验便大功告成，极盛恰是中衰的先兆。新文化浅薄的弊病很快暴露，证明胡适的预言为时过早。仅仅过了一年多，张闻天就对中国文坛的状况感到难以容忍，他说：

自从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流行以来，一般青年都争着做诗、做文、做小说，这并不是他们对于文艺方面有特别的兴趣，这是因为这样可以用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效果。最近更因为做长诗不容易，所以大家去做短诗了。社会上充满了无数的青年诗人！其次是文章家，又其次是小说家！……但是我痛恨一般以文艺为终南捷径的青年！[28]

而白话诗文小说，正是胡适一年前诩为成功、成立和进步，以证明新文学成绩大势的几个要点！

绝非保守的朱自清综合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丁西林等人的评论，对此分别有形象的描述，他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译文译书，其‘糟粕’是‘有目共赏’，‘有口皆碑’”；“近几年来‘一般的’趋向……总名之曰：‘杂志之学’！”“中国五四以来的杂志，虽也有些介绍西洋新学说的，但杂凑材料，东拉西扯的却非常的多！只看近日这些出版品已零落略尽，便可以知它们价值之如何了！”“提倡白话文，虽有人说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时立说，并不是它的真价值。一般人先存了个容易的观念，加以轻于尝试的心思，于是粗制滥造，日出不穷。”并借他人之口说：“新诗破产了！什么诗！简直是：罗罗苏苏的讲学语录；琐琐碎碎的日记簿；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白话诗如摩登小姐，既无品格，又无风韵，和八股文“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29]1922年《学衡》顶风逆流从古典立场立论的批评，如今被新文化主义者自己更加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可见与胡适的指责相反，这种反对论确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仅和不该称为“学骂”的。

于是许多过去新的先锋，都转而向着整理国故去深厚自己。“学术上考据之风大盛，即研究文学艺术者，亦惟以训诂历史相尚，而于文艺本身之价值反不甚注意。各大学国文系课程，往往文字训诂为重，其关于文学史之课程，内容亦多考证文人之生卒，诗文之目录，及其文法章句名物故事之类，而于文学批评与美术之品鉴忽焉。”[30]连新文化运动源头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应当称作中国古代史专业（先秦史专业）”[31]，国文系也是重考古、轻创作与欣赏批评，令胡适感到“风气之偏”。[32]不能说钱玄同、刘复是复旧，而闻一多的越来越古便是精深。

此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大学里的中国文学系都是古典文学一枝独秀，而且“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33]“新文艺作家插足在中国文学系，处境差一点的近乎是童养媳，略好一点的也只是‘局外人’，够不上做‘重镇’或者‘台柱’之类的光宠。”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要纠正学生“爱读新文学，讨厌旧文学、老古董”的思想，声称：“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34]抗战胜利后，中文系师生的认识分歧有增无减，同学认为所开课程中国太多，文学太少，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有误入甚至受骗之感。[35]

有一则在西南联大广为流传的口碑，最为生动地反映这种世风流变。据说一次跑空袭警报，沈从文从自称为天下两个半庄子中半个的刘文典身旁擦肩而过，后者大为不悦，对学生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地！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36]沈从文曾是胡适推许为在中国公学“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的教新文学的新文学作家，刘文典则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大“背时极了”的人物。他虽列名章门，但不同籍，也不得某系的好处，“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而他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北大章程规定，以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之声望四项条件为升迁依据，他自认为除末条外，其余均不输于人。[37]而后一条件的取得，显然以新文化为捷径，顺应时势，大可一好遮百丑。鲁迅后来批判策动新文化的北京学者在北伐成功后“身稳”、“身升”，“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38]，则获得社会声望的动机目的手段，也不能不令人怀疑。刘文典虽然“天资甚高，作旧体文及白话文皆可诵”，胡适说他和钱玄同是北大国文部能拿笔作文的仅有两人[39]；刘曾于1919年在《新中国》杂志发表《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长文，批评附会式的西学中源说，分析希腊、中国、印度三大文明系的短长，引证古今中西，很有新锐之气。因为不能趋炎附势，面子又觉得难堪，只好他就。不料时来运转，社会声望的高低也会因时而变。

北大新文化派的整理国故，包括胡适推许为不可磨灭的《古史辨》，也是破坏有余，建树不足。旧派的反对自然不足为据，但公开赞誉顾颉刚史学考订超过清代语文学成绩的北大同学傅斯年，背后指其“上等天资，中等方法，下等材料。”[40]极少公开臧否人物的王国维、陈寅恪等各方公认的学者，当众与私下都有所批评。素来老成持重，又与胡适私交不错的陈垣，也隐加讽喻。他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牟润孙揣度其意指章学诚或章所恭维的郑樵，因为六经皆史之说，在章以前至少已有八人言及。章与郑是胡适和顾颉刚大力发掘鼓吹之人，陈垣称章为“乡曲之士”[41]，实有讥刺力捧章、郑的胡、顾之意。

1932年初，孙楷第致函陈垣，试为蠡测品类宇内名流，认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他分时贤为三类，前二者一为时势造英雄，“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须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余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一为渊源有自，“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前者当指胡适一流，其次则章门弟子。“虽成就不同，仕隐各异，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负硕望，亦具威灵。足以景从多士，辐凑门闾；然而业有不纯，实或未至，其一时之声气诚至煊赫，身后之品藻，或难免低昂。即以见今而论，亦随他人所认识者不同，而异其品目”。在孙楷第看来，都不过是“凡夫庸流所震**”的“名浮于实之闻人”而已。此意他曾向余嘉锡道及，并与王重民莫逆于心，均推崇陈垣“乃不藉他力，实至名归，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养，……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与胡派章门相较，一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一为“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42]而照杨树达的评语，不能既温故又知新的胡派章门非庸即妄。[43]

四面楚歌之中，北大派不免草木皆兵。1928年1月，因主办《学衡》与胡适等结怨的吴宓主持天津《大公报》新增《文学》副刊，他请赵万里、张荫麟、王庸和浦江清等人相助。不久，因张荫麟与朱希祖反复辩论古代铁器是否先行于南方，马衡便“向人言《大公报·文学》副刊专攻击北大派”。其实张荫麟并无此意，他还曾撰文评论清华研究院所出《国学论丛》，因“骂得太过火”，吴宓让浦江清删改后仍不敢刊出。[44]“北伐成功后，所谓吃五四饭的都飞黄腾达起来，做了新官僚”[45]，吴宓得知“旧日北京大学一派人当权，则为毫不容疑之事”，与陈寅恪商量善后，表示：“清华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46]当时北京的清华、燕京、辅仁、中国等校以及北京图书馆的文史学者，不少是被北大排挤之人。

[1] 张尔田：《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之五·论研究古人心理》，《学衡》第71期，1929年9月。

[2]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625页。

[3]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此文刊登后，《国故》月刊社和刘师培分别致函《公言报》，指其报道失实，称北大并无新旧之争。但所辩解主要在《国故》本身所扮演的角色。

[4] 《蔡元培自述》，4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传记文学》第44卷第6期，1984年6月）谓胡适进北大任教主要靠考据文字，似以社会常情代具体殊境。胡适的《尔汝篇》《吾我篇》两旧作再刊于《北京大学日刊》，虽被视为“以新科学研究法研究吾国国学”，却有师生刘鼒和、毛准、陈汉章等人出而有所论难引申。参见刘鼒和：《书尔汝篇后》；毛准：《书尔汝篇后后》《书尔汝篇后后补》《书吾我篇后》；陈汉章：《尔汝篇卮言一则》，《北京大学日刊》第68、70，1918年2月9日，1918年2月18日、74～81号，1918年2月22日～3月2日。

[6]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151页。吴虞误计总数为268人。

[7] 骂钱玄同“曲学阿世”者，周作人说是黄侃，吴虞则记为陈介石。

[8]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154、295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25年1月17日。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93页。

[10]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10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29页。

[12] 《顾颉刚遗札》，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257～25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13] 《胡适日记》手稿本1923年4月4日。

[14] 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321页。

[15]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1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6]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2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7]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三章《北大国学门“整理国故”的研究方向》第一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新国学的研究纲领》，222～272页，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395页。

[19] 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5），1982；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苦茶——周作人回想录》。

[20]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209页。1923年4月，丁文江曾致函胡适，试图联合南北学术机构团体对此事发表正式意见，提出三条原则：1.用人应绝对破除留学国界、政治党派、省界。2.评议员请有名的老先生，而所长馆长请年富力强、确有成绩的人。3.应与现有的中国机关合作。这无疑也有利于北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94～195页）。

[21] 萧公权《落花：和雨僧空轩之作》：“灵风吹梦得归无，梦到秦楼事事殊。宝镜新状夸半面，罗襦近好系双珠。空传谢掾挑邻女，几见文君忆故夫。鹈鴂先鸣兰芷变，碧城回首隔平芜。”《国风》第5卷第5期，1934年9月1日。新文化兴盛之际，不少同道已指出主持诸人有简单表浅意气等弊病，只是有保留地同意其大方向。

[22]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第1册，512页。

[23]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599页。

[24] 《胡适之先生演说词》（陈政记录），《北京大学日刊》第696号，1920年9月18日。

[25]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6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6] 周光午选辑：《吴吉芳先生遗著续篇》，《国风》第5卷第11、12合期，1934年12月。

[27] 姜义华主编，沈寂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1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28] 张闻天：《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

[29] 《课余》；《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新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145、262、216～21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30] 《清华文史周刊专号》，《读书月刊》第1卷第9号，1932年6月。

[31] 杨向奎：《回忆钱宾四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纪念文集》，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2]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4年2月14日。北大国文系共开课31门。

[33] 《古史辨第四册》书评，《读书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4月。

[34] 刘北汜：《忆朱自清先生》，《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35]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242～243页。

[36] 吴鲁芹：《记珞珈三杰》，《传记文学》第35卷第4期，1979年10月；李钟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始末记》，《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1981年8月。其余两位庄子，一为庄子本人，一为日本学者（疑指武内义雄）。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467页。

[38] 《“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432～4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222页。胡适对刘文典的学问，或有谬许之处，曾经杨树达指出。而刘文典后来据说：“极端喜欢旧文学，又极端讨厌白话文，常拿某些新文学家开玩笑。他是胡适之的友好，常说：‘胡先生什么都好，就是不懂文学。’”（傅乐成：《我怎样学起历史来》，《传记文学》第44卷第5期，1984年5月）这恐怕是对早年境遇的逆反。

[40]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264页。傅斯年曾写寓言小说讽刺顾的疑古，这大概是两人在中山大学矛盾冲突后，傅声言将令顾到处不能安身的举措之一，后似未公开发表。

[41] 《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感言》，牟润孙：《海遗杂著》，97页。与陈垣关系密切者当属思辨社成员。

[42]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09～410页。

[43] 杨树达谓治学须先因后创，“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前者指黄侃，后者指胡适（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29页）。

[44]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5～12页。

[45] 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381页。

[46]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71～7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